牛津通识读本：古典文学 [18]
卢基里乌斯的另一个贡献是他把六音步确定为讽刺诗的格律，不过在最终确定之前，他也尝试过许多其他格律。六音步从前是用于史诗的，因此这是个故意打趣的颠覆之举，他采用了与最高等级的诗歌形式，也就是讨论众神和最伟大的英雄行为的史诗相关的格律，把它用于一种毁谤的、世俗的、与人类生活那些最不体面的方面有关的文类。在后世罗马人，特别是讽刺作家看来，卢基里乌斯还体现了自由（libertas）的原则，就是说他可以随意批评他自己时代的权势人物。这一方面源于他自己的社会地位（他出身的富裕家庭享有元老院议员的地位）和有权有势的保护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共和国的风气十分自由，但后来的讽刺作家写作的时代更加动荡和压抑，都知道自己无法这般毫无顾忌地坦率直言。
卢基里乌斯的言论自由可与卡图卢斯在公元前1世纪60年代—前1世纪50年代攻击凯撒等当代政治家的做法相提并论。但与这两位不同，下一代罗马讽刺作家、在动荡的公元前1世纪30年代写作的贺拉斯，既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也缺乏自由的公共辩论氛围。贺拉斯对比了卢基里乌斯的自由时代与自己所处的形势，却只字未提自己对共和国自由的渴望，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宁愿把政治留给专家们去讨论，与卢基里乌斯和卡图卢斯相比，这种淡泊无为大概会显得软弱无力。然而挑剔贺拉斯审时度势固然容易，但看他如何把对讽刺作品束手束脚的因素变成有利条件才是更有趣的。因此，贺拉斯明确区分了自己的讽刺风格和卢基里乌斯的风格，声称他那位伟大先辈的诗歌事实上很啰唆很不讲究，而他自己的文风更加简洁优雅：
我的确说过，卢基里乌斯的诗行有些
笨拙。他的支持者中谁会如此愚蠢，
竟不承认这一点？
（贺拉斯，《讽刺诗集》第一卷，第10首，第1—3行）
贺拉斯强调稳重端庄而不喜欢粗俗辱骂；他的《讽刺诗集》仍然充满幽默和道学气，但他说教的方式更加温和自谦，没有多少明显的攻击性。贺拉斯的《讽刺诗集》呼应了卢基里乌斯对奢侈和堕落的抨击，旨在教授人们节制和自足的好处，但他采用了一种更为谨慎克制的方式。
第三位伟大的罗马讽刺作家佩尔西乌斯写作的时代正逢皇帝尼禄当政（公元1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他采用了卢西里乌斯的义愤填膺的角色，表现为一个反对当代社会及其价值观的愤怒年轻人。为了与年轻的叛逆者身份相匹配，他还以一个夜夜醉酒、上学迟到的学生形象示人（《讽刺诗》第三首）。佩尔西乌斯用艰涩而精练的语言解释了哲学启蒙优于虚张声势的帝国政治或当代文学现象的种种好处，在《序曲》中宣称当代诗人只是为钱写诗，以此驳斥了诗歌灵感的陈词滥调：
哪怕骗人的金子闪出一道微光，
你都会以为是聒噪的男诗人和絮叨的女诗人们
正在为珀伽索斯[1]的甘露歌唱。
（第12—14行）
与贺拉斯随和的人格相反，佩尔西乌斯严厉而无情，他的愤怒只有一人可比，那就是最伟大的罗马讽刺作家尤维纳利斯，他在公元2世纪初那几十年里写过五卷《讽刺诗集》（共16首诗）。
作为一位讽刺诗人，尤维纳利斯的姿态是有话直说，省去所有的谎言和虚情假意，直指真相，越振聋发聩、莽撞无礼越好。然而他也和贺拉斯及佩尔西乌斯一样不敢批判当代公众人物：相反，他讽刺的目标要么是刻板印象中的外来者（外国人、罪犯等），要么是过去的人，特别是图密善皇帝统治时期（公元81—96）那些现已作古、无法实施报复的人，以及该王朝的最后一位图密善，在历史学家塔西佗（第五章）以及小普林尼（见第六章关于他的《颂词》的讨论）等公元2世纪初的其他作家笔下，这位图密善也是头号恶魔。在《讽刺诗集》的第一首，尤维纳利斯伪装成一个卢基里乌斯那样的人物，即一位愤怒的武士，随时准备不顾安危唇枪舌剑，但他却在该诗结尾削弱了这个形象，承认他只敢采取安全的策略，只敢攻击死者：
“所以在军号响起之前你要三思；
一旦戴上头盔，再想后退只怕太迟。”
于是我会想想只批评他们可否脱身，
就是那些骨灰埋在弗拉米尼亚大道和拉丁大道下面的人。
（第一卷，第168—171行）
这是个奇怪的反高潮，却是诗人有意为之，因为它不仅戏仿讽刺了当代作家对过去的历史愤愤不平的倾向，也把过去的人物写成对当前的威胁，由此暗示过去和现在事实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换句话说，之所以把政治过往作为安全的攻击目标，不单单是因为那些人都死了，更是因为历史及其弱点是理解当前社会问题的关键途径。
尤维纳利斯无疑是讽刺文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因为正是他的作品（特别是《讽刺诗集》第一到六卷）重点探讨了道德沦丧和政治腐败，以及与之伴随的道学家和政客的虚伪，对现代人关于讽刺文学这一类型的看法和期待产生了最为重大的影响。简言之，正是因为有了尤维纳利斯的作品，我们才觉得讽刺文学首先是政治的（最笼统意义上的政治）、愤怒的、滑稽的。尤维纳利斯那个愤怒角色的喜剧潜力在《讽刺诗集》的第一卷中就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他假装把愤怒作为自己诗歌的源头：“如果没有天生的才能，只好让义愤激发我的诗兴。”（第79行）尤维纳利斯讽刺诗的大部分话题都很像以前的讽刺作品。讽刺作家们探讨社会和道德价值观，或是建议人应该如何生活，或是抨击在他们看来做错之人。这不单单局限于狭义的政治：因此，比方说，尤维纳利斯在《讽刺诗集》第三卷中对罗马及其城邦生活腐败沦丧的分析，在第六卷中对妇女及家庭生活的分析，都借鉴了卢基里乌斯、贺拉斯和佩尔西乌斯等人作品中的道德、社会和哲学观点。
尤维纳利斯在《讽刺诗集》中确立的攻击目标创造了一种明显保守的道德立场：他和他的叙述者们不喜欢外国暴发户们拥入罗马，希望对贫穷但生而自由的罗马公民给予更多的尊重：
那个希腊人
要在我之前签名，躺在一张比我的躺椅更舒服的沙发上歇息吗——是不是那股给我们带来了梅子和无花果的南风，把他吹到了罗马？是不是我，从童稚时期就呼吸着阿芬丁山的空气，吃着萨宾的浆果长大的事实，现在已变得全无意义？
（第三卷，第81—85行）
尤维纳利斯哀叹贵族保护人与平民之间的纽带已经瓦解，在他看来，那是罗马社会的一块基石：
疲惫的老平民离开了门廊
放弃了他们的希望——虽然对一个人来讲
没有什么比对饭食的思虑更长。穷苦的家伙得去买卷心菜和引火柴。
同时，他的老爷将大口咀嚼着来自森林和海上最精妙的作物，
独自一人，卧在空空的躺椅上。
（第一卷，第132—136行）
社会流动性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现在都摇身一变，成了骑士（equites），让他的叙述者们深感不安：
“如果你还存有一丝耻感，”有人说，
“如果你的财富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下限，
就请站起来，离那些留给骑士的软座远一点。
你的位置会被皮条客的儿子抢占，也不知他出生在哪个妓院。
一个油头粉面的拍卖商之子会在这里就坐鼓掌
身边都是些角斗士或驯兽师的小子，身着盛装。”
（第三卷，第153—158行）
他也不赞成现代的颓废风气，不管是《讽刺诗集》第二卷中的男同性恋、第六卷中淫荡的女人，还是第四和第五卷中的豪奢盛宴。因此，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集》的道德观念相当一致，他认为现代社会是堕落腐败的，他站在穷苦但生而自由的罗马公民这边，他们通常都是破落户的子弟。
在这一点上，尤维纳利斯听起来可一点儿也不滑稽——事实上他的口气更像是《每日邮报》[2]的社论：反动、道学、装腔作势。但这样说忽略了尤维纳利斯在发出这些抨击之词时字里行间的大量微妙细节——因为尤维纳利斯通常会设定这样那样的情景，让我们质疑他的抨击是否真实或真诚，让我们对自己应当取笑谁狐疑不定。举例而言，在《讽刺诗集》第三卷中，我们被引导着质疑叙述者、尤维纳利斯的朋友乌布里修斯是否可靠（此人的名字很有意思，意为“鬼祟先生”），他出于厌恶而即将离开罗马。在对希腊人不讲道德，特别是擅长阿谀奉承发出一大通抱怨之后，乌布里修斯总结道：
罗马人在这里已经没有地位了，这个
普罗托格尼斯或狄菲卢斯或赫马库斯当政的国度。
一个那样的人从未有朋友（那是他的种族的一个缺陷），
而是始终一人独处。曾有一次他在保护人乐于倾听的耳朵里
滴了一滴毒液，那是他和他的国家现成的资源，
我就被迫离开门阶，白白浪费了多年为奴的岁月。
再没什么比抛弃一介平民更小的事，谁都不以为然。
（第三卷，第119—125行）
然而乌布里修斯抱怨的并非希腊人虚伪的阿谀奉承本身，而是他们比他更擅长此事。换句话说，乌布里修斯抱怨的是他自己那么多年心甘情愿地给一个富人“为奴”（就是阿谀奉承，鞍前马后），结果却被巧舌如簧的希腊人超越，让他的服务变得多余了。这里描述的乌布里修斯绝不是什么良善的老派罗马价值观的捍卫者，而是一个伪善的人，不过是因为丢了职位而心怀妒忌和愤愤不平罢了，所以他抨击外国人的，恰恰是他艳羡的他们更胜一筹的技能。
尤维纳利斯自己那些愤怒的角色在抨击目标时使用的过激话语本身，也有一种类似的疏离效果。举例而言，在《讽刺诗集》第六卷中，尤维纳利斯对女人的谩骂，因为其明显的哗众取宠而被消解。两个女人图利娅和毛拉没有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