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古典文学 [13]
修昔底德在古代就已经被尊为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现代人则称他是科学和客观历史学的创始人，他在著作的开篇段落便以这一形象示人，罗列出自己的研究方法，声称他对资料进行了准确彻底的考察，对历史原因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全然不同于前辈们粗制滥造的治史技巧。他们是“诗人”和“说书人”而非历史学家（1.21），（修昔底德声称）他们的目标是为了娱乐大众，而他自己的历史著作却是对过去的真正理解，有着永恒的价值：
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
（1.22）[6]
这一段落明确表示，修昔底德自信观众（或读者）会从他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中了解现实世界的规则。和史诗中一样，修昔底德笔下的战争也是人性的试验场，既表现了勇气、才智和坚韧不拔，也展示了自私、残酷和惨绝人寰。雅典人在公元前415—前413年试图入侵和占领西西里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最终没有一位士兵逃过被杀或被奴役的结局，这就证明了一切战争都充满风险，如若过于自信，没有做到知己知彼，更是危险。武装冲突的恐怖在内战中尤为骇人，因为内战使一个社会内部反目为仇，这必将导致道德沦丧、社会崩溃。修昔底德对科西拉岛（如今的科孚岛）内战的记录，就对“人性”（这是修昔底德历史想象的一个关键元素）面对暴力和社会崩溃的压力作何反应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在和平与繁荣的时候，城邦和个人一样地遵守比较高尚的标准，因为他们没有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去做那些他们不愿意去做的事。但是战争是一个严厉的教师，战争使他们不易得到他们的日常需要，因此使大多数人的心志降低到他们实际环境的水平之下。
（3.82）[7]
正如他写到了战争的荣耀和残酷，修昔底德也分析了帝制的魅力和风险，他认为，帝制是人渴望权力和地位的必然结果。雅典人最为直言不讳地为他们的帝国辩白：“弱者应该屈服于强者，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1.76）修昔底德还写到了伯里克利本人曾为雅典大举征服其他希腊城邦和他们充满活力的帝国精神而自豪（2.64）。然而修昔底德也明确指出了帝国固有的危险和动荡，不光是因为它受到战争的不可预见性的影响，这是必须要赢得和维护的，也因为它会激起恐惧和妒忌，正如（修昔底德如此分析）雅典势力的扩张导致了斯巴达宣战。他还描绘了帝国的受害者，米洛斯岛试图保持中立就是一例：雅典人把岛上的男人悉数处死，把妇女和儿童掳来为奴。这个例子和其他类似事件都说明，人为了权力和优势而战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权力一旦获得，也会被滥用。（米洛斯在公元前416年被毁之后，雅典紧接着就试图征服西西里而惨败，也是报应。）
修昔底德是一位保守的贵族，对民主心怀警惕：在提到公元前411年5 000位民选公民短期控制雅典城的寡头政治时，他说，“雅典人看起来国治家齐，至少在我有生之年，这倒是第一次”（8.97）。他让步说，当民主政治的领袖是一个人，即伯里克利时，它便可运作有序——“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公民手中”（2.65）——他认为伯里克利的继承者们破坏了这种人民与其优秀领袖之间的平衡，他们彼此争权夺利，目光短浅地诉诸民粹，在他看来，这些是导致雅典战败的主要原因。
然而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偏见，修昔底德对领导力的分析仍然鞭辟入里：政治家需要智慧和远见，才能以良好的规划对意外情况（这是政治和战争的一个永恒特征）作出反应并避免灾难。所以，虽说我们应该抵制诱惑，不要把修昔底德关于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的旷世之作当成权威，但必须承认，他的著作力求准确，并根据仔细观察（他是第一个为自己的时代撰写历史的人）、概率准则（所以，试举一例，他才能够重构出雅典将军在西西里决战之前会说些什么）以及对人的动机的全面但难免悲观的分析来解释历史，代表了历史编撰的巨大进步。
许多历史学家都曾在希腊化时期撰写历史（标准的现代版本罗列了850位历史学家），但没有完整的文本存世，不过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波利比阿的著作却有很大一部分留存下来，他的主题是罗马在公元前220—前146年崛起，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主要势力。在这段时期写作的历史学家中，没有谁能够无视罗马的大举扩张，波利比阿的目标乃是记录和解释罗马的成功。他既是为罗马人而写（罗马的政治精英都看得懂希腊语），也是为自己的希腊同胞而写，目的既是撰史也是说教，因为每一位读者都可以从他的记录中学到，是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及何种政体促成了罗马的胜利。他有一整卷书（第六卷）都在记录罗马共和国及其政府机构，延续了希罗多德对不同政体（君主制、贵族/寡头政治和民主制）及其结果的关注，但希罗多德突出了君主政体的危险和民主的裨益，而波利比阿却认为罗马的三头政体利用了这三种政体形式的元素，是罗马获胜的主要原因，当然他还说，不可一世、所向披靡的罗马军队也必不可少。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罗马帝国发展的这一早期阶段，波利比阿就在自己的著作中强调了帝国成立后随之而来的腐败和堕落的危险（18.35, 31.25, 35.4）。罗马腐败和衰落的观念是罗马文学，特别是罗马历史编撰的一个主旋律。促成这种叙事的原因有好几个：罗马的权力异常庞大；罗马文化的传统性质强调“宗法”（mos maiorum），对新生事物持怀疑态度；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共和国因内战走向毁灭并沦为独裁。
希腊历史编撰对罗马人的影响巨大，第一位罗马本土历史学家法比乌斯· 皮克托写作的时间在公元前3世纪末，他甚至用希腊语写作，他早期的继承者们也是如此。第一位用拉丁语散文体撰写罗马历史的作家是老加图，我们曾在第一章讨论过他，说他支持脚踏实地的罗马风格，反对老于世故而过于精明的希腊人。老加图在公元前168年左右开始写他的《创始记》，前149年去世时，仍笔耕不辍。虽然只有片段存世，但我们已经能够在《创始记》中看到罗马历史编撰的许多独一无二的特征了。
第一，如书名所示，老加图的著作讲的是罗马和意大利“从一开始”直到他自己时代（老加图本人就是他故事中的一个人物）的故事，这成为广受罗马历史学家欢迎的形式，他们往往从传说中的埃涅阿斯到达意大利（法比乌斯· 皮克托和老加图就是这么写的），或者从罗慕路斯和雷穆斯在公元前753年建立罗马城之时开始讲。第二，关于早期罗马史的书面资料完全缺失，因此在写到这一时期时，老加图的依据是民间记忆和“历史神话”，并改写它们，以适应自己的时代。这并不是说罗马历史学家不追求真相——那显然一直是他们的理想，而且罗马历史学家们一直声称自己摆脱了偏见——但他们在寻找可靠资料，特别是早期资料时面临着巨大难题，也很少质疑先前历史著作的准确性，那通常是他们撰史的依据。因此对他们而言，撰史固然要在元老院的档案馆里长时间埋头苦读，也同样需要（在很多情况下是更需要）依赖诗歌和修辞。第三，老加图认为历史应该传授有用的教训，历史的道德和说教性质是罗马文化的突出特点。因此罗马历史学家往往会关注能够从过去的典型人物和事件中学到什么，不论那些人物是正是邪，事件是好是坏。与此相关，老加图还强调公共利益，他不单独讨论个别的执政官和指挥官，而是略过他们的个人功绩不提，转而强调他们为罗马所做的贡献。
第一位有完整著作存世的罗马历史学家是撒路斯特，他的《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都写于公元前1世纪40年代末，采用了专论的形式，探讨近代史上的独立事件：罗马贵族喀提林于公元前63—前62年密谋颠覆共和国而败露，以及公元前110—前104年罗马与北非的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的战争。撒路斯特在两场斗争中看到了罗马统治精英中普遍存在且无可救药的腐败迹象，他们对财富和权力的痴迷正在腐蚀公共生活，导致他们（除了其他危险行为之外）误用了罗马军队（如在《朱古达》中），或利用穷人的铤而走险（如在《喀提林》中），来实现自己个人的野心。虽然他的作品有着相当先验图式的说教，但撒路斯特尖刻的文风和对罗马强权政治的清醒分析广受青睐，他对最深刻的罗马历史研究者塔西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撒路斯特曾在公元前1世纪40年代初在内战中为凯撒而战，碰巧，另外两部绝无仅有的从共和国时代完整留存至今的“历史”著作，就是凯撒本人的《高卢战记》和《内战记》。在七卷的《高卢战记》中，凯撒记述了他征服高卢的过程（公元前58—前51），包括在公元前55和前54年两次远征不列颠，第二次曾迫使赫特福德郡那些长发的游牧部落之王卡西维劳努斯向他进贡。凯撒把征服高卢描写为正义之战，是高卢各部落为了击退来自彼此或来自日耳曼侵略者的进攻主动要求他来的，以此来掩盖他的真正目的，即为了增加战斗资金（用于在罗马国内贿赂收买）和为不久后的政治斗争训练兵团。他关于内战的三卷本著作强调自己爱国、仁慈和渴望和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