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古典文学 [14]
显然，凯撒的两部著作都更像宣传而非历史，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很难看到有哪一位将军或政治家的回忆录不用大量篇幅为自己辩白。这些文本或许受到了凯撒政治野心的影响，但仍然十分引人入胜，因为它们揭示了整个古代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的战略战术，何况那还是欧洲历史上最动荡、最残酷的时期之一。凯撒平实直白的文风主要是为了诱惑读者相信他对那些事件的讲述是未经修饰的真相，却也让他成为数个世纪以来孩子们学习拉丁语的痛苦之源——要是他们还记得那些课本，就一定知道“高卢全境分为三部分……”（1.1）——现代人之所以认为罗马人冷酷无情、穷兵黩武，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此。
与撒路斯特和凯撒关注近代或当代历史的具体事件不同，李维那部142卷的浩瀚巨著——《建城以来史》，涵盖了从罗马的起源一直到公元前9年的整个罗马史。只有35卷留存了下来：1—10卷（公元前753—前293）以及第21—45卷（公元前218—前167）。李维对手头的材料采用逐年纪事的方法，越接近他自己的时代，涉及的细节越多，因为他有更多的文字资料可用：因而到第21卷，也就是罗马与汉尼拔交战之时（公元前218年），他已经写了足足500多年的历史。和波利比阿（李维的主要信源之一）一样，李维的目的也是要为罗马势力的扩张写一部编年史，并说明是何种德行和品质巩固了它的成功。李维在前言中明确指出历史研究的目的和价值：
在认识往事时，尤其有利而有益的在于：你可以注意到载于昭昭史册中各种例子的教训，从中为你和你的国家吸取你所应当仿效的东西，从中吸取你所应当避免的开端恶劣和结局不光彩的东西。
（前言10）[8]
把历史写成各种正面和反面事例，听来着实单调无趣，而李维的说教性巨著并不乏味，这要多亏他是个讲故事的高手，能够创造出令人信服的人物和戏剧化的叙事。李维讲述的很多罗马历史故事都是他的读者非常熟悉的，从英雄主义到自我牺牲的著名片段（例如贺雷修斯· 科克勒斯守卫台伯河上的桥梁）到暴君的残酷行径（例如卢克雷提娅被强奸，导致君主制被废以及罗马共和国成立）——但它们在他的笔下充满悬念、引人入胜，罗马人喜欢他的戏剧化历史文风大概相当于我们喜欢阅读历史小说家希拉里· 曼特尔或威廉· 博伊德，而李维还有额外的功绩，他保存了很多历史细节，如若不然，它们早就佚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李维后来的著作没能保存下来真是巨大的遗憾，因为看看他怎么写奥古斯都及他自称共和国的复兴者一定十分令人着迷。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从共和制到元首制（principate）——princeps意为“第一公民”，是表示皇帝的绝对权力的委婉语——的转变对历史撰写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奥古斯都的继任者提比略的统治下，历史学家克莱穆提乌斯· 科尔都斯因为撰写了亲共和国的内战史而被控叛国罪：胆怯无能的元老院谴责克莱穆提乌斯，他的书被焚烧，而他本人绝食而死（公元25年）。相反，倾向于帝国的历史学家和道德家如维雷乌斯· 帕特库鲁斯和瓦勒里乌斯· 马克西姆斯的作品则毫不掩饰对提比略的谄媚奉承，他们对当权派的坚决支持也能解释为什么帝国体系能够维持那么长时间。不过所幸有一部对元首制的批判性记述保留了下来，它的作者是罗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塔西佗于公元2世纪初在图拉真和哈德良的统治下撰写了自己的历史著作《历史》和《编年史》，但他很明智地没有写到当代史，到那时，这么做已经非常危险了，除非能够昧着良心阿谀奉承。相反，他的《历史》写的是公元69—96年这一段时期，从尼禄之死和“四帝之年”（加尔巴、奥托、维特里乌斯和韦帕芗）一直到专制的图密善之死。塔西佗描述了内战的混乱和另一个帝国王朝靠血腥杀戮的兴起：韦帕芗和他的两个儿子提图斯和图密善。但对帝国制度及其对皇帝和臣民两方面的影响最深入、最有批判性的描写却是在《编年史》中，它写于《历史》之后，涵盖的却是较早的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时期，从提比略登基到尼禄自杀。
《编年史》现存的卷本中提到的三位皇帝，每一位都有着不可救药的缺陷：提比略奸诈虚伪、暴虐成性；克劳狄一世生性懦弱，妻子不贞，还是个学究；尼禄是个弑母的疯子，喜欢炫耀凭空想象出来的表演、唱歌和战车比赛天分。（遗憾的是，描写堕落而残暴的卡利古拉皇帝的卷本佚失了。）多亏了塔西佗，如今每当我们想起罗马帝国，眼前就会出现罗马被烧时，尼禄弹琴——或者更准确地说，和着里拉琴唱歌——的一幕（《编年史》15.39）。然而除了生动地为疯狂的独裁者画像之外，塔西佗也强烈指责了他的统治阶级同僚，认为正是他们的奴颜婢膝纵容了帝王的残暴任性。塔西佗一开头描述提比略登基时这些人作何反应的段落，就是整部作品的代表性内容：
但这时在罗马，执政官、元老和骑士都在争先恐后地想当奴才。一个人的地位越高，也就越是虚伪，越是急不可待地想当奴才；他需要控制自己的表情：既不能为皇帝的去世表示欣慰，又不能为一位皇子的登基表示不当的忧郁。他流泪时要带着欢乐，哀悼时要带着谄媚。
（《编年史》1.7）[9]
他们如此没有骨气，连皇帝本人也感到恶心：
人们传说每次在提贝里乌斯离开元老院的时候，他总是习惯于用希腊语说，“多么适于做奴才的人们啊！”看起来，甚至反对人们的自由的这个人，对于他的奴隶的这种摇尾乞怜、低三下四的奴才相都感到腻味了。
（《编年史》3.65）[10]
因此我们说，虽然塔西佗哀叹共和制自由的丧失（特别是对像他这样的元老院成员而言），他还没有天真到忘记了导致共和国崩溃的政治野心和派系斗争，他知道，如果随之而来的是内战，专制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正如“四帝之年”表明的，元首制本身并非不打内战的保证，帝制的罗马仍然饱受着导致其走向帝制的野心、腐败和暴力之苦。
在《编年史》开头，塔西佗提出了历史学家一贯的公正宣言，说他探讨奥古斯都以降的历代帝王时，“既不会心怀愤懑，也不会意存偏袒”（sine ira et studio, 1.1）[11]。但他个人坚信元首制必会导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的堕落，这在他的整个叙事中时时有所体现。因而在古代历史学家中，塔西佗与希罗多德比肩而立，因为他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洞见，以此分析了专制政府形式对个人和社会两方面的破坏。他在后代撰史或生平传记中无人可比。因为只关注一个人，尤其是此人的性格和对权力的使用，生平传记成为帝国制度下备受欢迎的文类。塔西佗对那个帝国的回应不仅成为历史叙事的一部杰作，也证明了即便在政治镇压面前，真相也从未曾丧失过一丝一毫的力量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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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文引自徐松岩译注，《历史》，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8页。
[2] 译文引自徐松岩译注，《历史》，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页。
[3] 需要说明的是，徐松岩先生对“display”一词的翻译就是“发表”，但译者考虑到作者在此处的解释，改成了更符合作者原意的“展示”。
[4] 译文引自徐松岩译注，《历史》，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页。
[5] 同上书，第146页。
[6] 译文引自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8页。
[7] 译文引自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37页。
[8] 译文引自穆启乐译，《建城以来史》（前言· 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9] 译文引自王以铸、崔妙因译，《塔西佗〈编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
[10] 同上书，第186页。译文中的“提贝里乌斯”即提比略。
[11] 译文引自王以铸、崔妙因译，《塔西佗〈编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页。
第六章 演说
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演说技巧在每一个人类社会都必不可少，在希腊和罗马社会，能言善道一直是一项了不起的技能。本章将考察演说何以在古典世界如此重要，以及它如何不断发展，以满足演说者和观众不断变化的需求。有效的交际所依赖的规则和技巧在古代世界被称为“修辞”，从公元前5世纪以后，学习修辞术一直是希腊人和罗马人高等教育的重要支柱。严格说来，我们这里关注的是演说而非修辞，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的是现存的演说词，而不是它们背后的技术规则，虽然出于不言而喻的原因，此二者密不可分。演说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不看重的一个古代文类了，似乎受到了政客等种种人士“修辞”（带有贬义的）的玷污，但这个文类中包含了希腊语和拉丁语散文的某些最佳典范，而现存的演说词也阐释了希腊和罗马社会的许多基本特征。
早在技术论文和正式培训出现之前很久，早期希腊史诗中就已经提到了演说的重要性，因为荷马理想中的英雄就既是“实干家”，也是“演说家”。但演说繁荣发展成为一种为说服大众而不可或缺的主要形式，却是在公元前5世纪的西西里和雅典等民主城邦。无论在民主集会上还是在法庭上，演说者的成功取决于他说服大多数同侪为自己投赞成票的能力——这里的代词绝对是“他”，因为女人被视为政治和法律上的“次要群体”。（集会有数千人参加，而每个雅典陪审团包括几百位公民，具体数字取决于案件类型。）雅典这样的民主社会对个体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极为自豪，但要享受这项自由，就必须承担起直接参与政治和在法庭中代表自己的责任，不过如有必要，也可以请一位演说撰稿人帮忙。由于（在某些案件中）演说者的生命或生计悬于一线，又没有法官或专业律师引导舆论，一个人赢得广大听众赞同的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难怪现存的政治和法律演说词每一篇都慷慨激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和现代民主社会一样，在为言论自由而自豪的同时，他们也会对那些油嘴滑舌的空谈者充满疑虑，并为毫无原则的如簧巧舌而深感不安。民主的批评者们，例如保守的修昔底德或反动的柏拉图，都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