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古典文学 [12]
总之，戏剧是古代世界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最小的城镇，在古典世界的遥远边陲，希腊和罗马殖民者们建起剧院，那是他们文化生活的必要元素。在我们的时代，没有哪一种古代文类像希腊悲剧那样生机盎然，它在全世界各地演出，仍然被看作是直面当代诸多问题的重要方式，包括战争、帝国主义、种族问题、性问题，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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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文引自张竹明译，《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 欧里庇得斯悲剧（中）》，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462页。
[2] 卢德主义者（Luddites）是19世纪英国民间对抗工业革命、反对纺织工业化的社会运动者。由于工业革命运用机器大量取代人力，使得许多手工工人失业，因此该运动的参与者常常摧毁纺织机。后世也将反对任何新科技的人称为卢德主义者。
[3] 公元前216年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主要战役，以迦太基主帅汉尼拔入侵意大利罗马的粮仓坎尼城开始，以汉尼拔以少胜多击溃意大利大军结束。因汉尼拔用兵战术之高妙，成为军事史上最伟大的战役之一。
[4] 译文引自王以铸、崔妙因译，《塔西佗〈编年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38页。
第五章 撰史
本章将考察希腊人和罗马人如何构想和撰写他们自己的过去。我们将看到，由于对过去的考察历来会受到当前的影响，因此历史学家的著作对于他或她自己所处时代的披露一点儿也不亚于其他时代。我们也会考察其他文类（例如史诗、悲剧和演说）对历史编撰的影响，以及古代作家在何种程度上进行我们认可的历史研究，而不单单是改写早期作家关于过去的版本。我们还会看到各个历史学家如何捍卫各自声称的真相，以及历史发现的过程如何旨在解释很多不同的事情——比方说，波利比阿是为了解释罗马共和国的兴起，而撒路斯特和塔西佗则是在解释共和国的消亡。虽然以历史准确性或客观性的现代标准来看，它们各有缺陷，但本章还将论证古代历史学家的伟大成就，其中很多人成功地收集了不少冷僻的资料，并将其整理成为复杂事件的连贯叙事。
撰史，即“历史”撰写，定义是对过去进行科学的（也就是基于证据的）调查，于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发展起来。然而正如我们在前几章所见，我们可以（谨慎地）把史诗或抒情诗等无文字记载的文学作为早期希腊历史的一种指南。在希腊人自己看来，荷马史诗就是撰史的绝佳典范，因为它们叙述了其社会的英雄本源，即便如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这样开拓性的历史学家，也会把荷马当作早期希腊文化的一个宝贵的信息来源，要知道这两位对早期的（神话的）过往叙事都持相对怀疑的态度，特别是由诗人讲述的叙事，在他们看来更不可信。不管是希腊还是罗马的历史学家都不得不参考史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写作的素材非常相似：伟大的战争和英勇的行为、糟糕的决定和悲惨的失败、幸存与复兴。的确，从一开始，历史就从其他各种文类中汲取了不少养分，从所有形式的诗歌到哲学和包括地理与民族志在内的科学。
我们在早期历史学家那里已经看到了神话时代不同于历史时代的观念，以及历史学家应该关注后者，因为只有在历史时代，他才能够核对证据。然而神话和历史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因为人们仍然严肃地相信自己与神话过往不可分割，比方说，他们仍然吹嘘自己的城市是由某个神话英雄建造的，或者贵族家庭仍然声称自己是那些英雄的后代。尽管如此，最早的历史学家还是采取了与神话截然对立的立场，因此，希罗多德强调自己关注历史时代，而修昔底德认为希罗多德及其前辈们对过去的神话或诗化叙述所持的怀疑态度都不够，并由此提升了他自己标榜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有作品存世的最早的历史学家是希罗多德，他继承并参与了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伊奥尼亚（现代土耳其的西海岸）的希腊各城邦的一场理性革命，在那场革命中，思想家们开始用科学的方法考察自然世界，并开始以怀疑的态度调查现有的传统，包括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对过去的叙述。赫卡塔埃乌斯在《族谱》一书的开头就明确表达了这种对过去的批判性态度：“米利都的赫卡塔埃乌斯如是说——我写下这些文字是基于自己认定的真相。因为在我看来，希腊人的传说不计其数，荒诞不经。”（片段1）
希罗多德常常因为轻信而受到批评，但他很清楚，自己的任务是尽可能找到最真实的资料并加以权衡比较，而不是单纯地将一切信以为真：“我的职责是报道我所听说的一切，但我并没有义务相信其中的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整个这部历史来说，这个评论都是适用的。”（7.152）[1]希罗多德称自己的著作为“historiē”，意思就是“调查”和“研究”，这个名词本身就突出了他作为调查者的个人身份：因此他整部著作都强调游历（他提到自己曾在希腊各地调查，这不足为奇，但他也去过意大利、埃及、俄罗斯南部、黎巴嫩，甚至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巴比伦），与当地的专家聊天（如有必要会通过翻译），也亲自去察看风土民情（实地勘察）。
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有一些评论家受到修昔底德的影响，认为希罗多德愿意讲述那些不可思议和荒诞不经之事，这损害了他自称为真正的历史学家的可信度，但把科学历史学家与轻信的说书人（甚至说谎者）二元对立的做法太过简单粗暴。我们最好能认识到，希罗多德把辛苦的实证考察和理性分析相结合，本身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特别是有鉴于当时初露头角的历史学家所能获得的资料极其有限，游历也危险重重。“历史之父”这一称号，希罗多德当之无愧。
希罗多德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阐明了《历史》一书的范围和目标：
以下所表现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调查研究（historiē）的成果。其所以要展示这些研究成果，是为了保存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之不至于随时光流逝而被人淡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族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相互争斗的原因记载下来。
（1.1）[2]
“展示”（display）一词提醒我们，希罗多德和诗人一样，是对着希腊观众诵读自己的作品的（我们大概会更新这个词，说“以下所发表的……”）。 [3]他的中心研究课题是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战争（即我们所谓的希波战争，公元前490—前479年），但他立即认可战争双方的伟大成就，以及把他们的记忆保存下来（另一个史诗主题）的重要意义。卷一至卷五跟踪记录了波斯帝国的扩张，高潮是波斯两次入侵希腊，第一次由国王大流士领兵入侵（第六卷），公元前490年在马拉松惨败；第二次发生在公元前480—前479年，由大流士的儿子和继承人薛西斯一世领兵（第七至第九卷），入侵的规模大得多，最著名的战役包括陆地上的温泉关和普拉提亚战役，以及萨拉米斯海战。
在整部《历史》中，希罗多德使用了某些基本的解释模式，它们不仅让他庞大芜杂的叙事有了统一性，还宣传了他的作品的普遍适用性和重要价值。或许最基本的就是接替原则，也就是“人类的幸福从来不会长久驻留于一个地方”（1.5）[4]这一观念，希罗多德首先指出了曾经弱小的城邦如今变得强大，而曾经不可一世的城邦如今变得弱小（1.5）。第二个原则是傲睨神明必遭惩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无数希腊暴君和野蛮国王因行为过激而遭遇惨败，从卷一的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愚蠢的野心导致他忽略了德尔斐神谕模棱两可的含义，神谕回答他说：“如果克洛伊索斯进攻波斯人，他就可以摧毁一个大帝国”[5]（1.53——事实证明他摧毁了自己的帝国）——一直到愤怒的薛西斯因为自己所建的桥梁被海上的风暴所摧毁，下令痛笞赫勒斯滂海峡，并把一副脚镣抛入海峡之中，还吩咐烙刑吏给赫勒斯滂加上烙印（7.53）。最后，希罗多德在历代统治者和民族的兴衰中看到了一种基本的相互关系模式，也就是“以德报德”“以怨报怨”，这种模式不仅推动了变化（成为互相做出正面或负面反应的动因），也因为这是众神支持的，从而建立了一种普遍的秩序感。
希罗多德在地中海沿岸各地及更远的地方游历之时，亲眼见到了形形色色的社会，它们有着各种各样的风俗律法（希腊语中的“nomoi”一词就包括“风俗”和“律法”两个意思），他非常敏锐地观察到，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优秀的（3.38）。既然意识到了风俗律法的多样性，希罗多德便十分谨慎，以免不尊重其他民族的律法和风俗，但这并未让他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相对论者，拒不对文化发表看法，因为他也认为某些生活方式优于其他。他在分析希腊城邦联盟何以打败波斯帝国的强大军力时，就最有力地表达了这一点。因为风俗不光是文明生活的证据，也决定了一种文化的潜力，希罗多德认为，希腊的自由生活方式优于波斯的专制生活方式，这是希腊能够取得重大胜利的根本原因（见图5）。
图5 一只雅典红彩酒杯的内壁，由画家特里普托勒摩斯于公元前480年前后所绘，画面是一名希腊装甲步兵打败了一名波斯武士。注意波斯人的异族服饰（身穿条纹长裤），在古希腊观者看来，这样的服饰大概会显得颓废而古怪
这倒不是说希罗多德诋毁野蛮人——恰恰相反，以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标准来看，他有着异乎寻常的宽容和开明，并不认为东西方冲突是非黑即白的善恶之争，而把它看作一个有着不同文化价值观的谱系，其两端一边是专制，另一边是言论和行动自由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也会有贤明的外国统治者和糟糕的希腊统治者（暴君），但他分析希波战争隐含的结论，是希腊人为维护自由而战，而波斯试图实施独裁统治，希腊获胜是正义战胜了邪恶。在全书中有一处，希罗多德甚至让波斯人就君主政体、寡头政治和民主政体的相对优点展开了辩论（3.80—83），说明他们选择了专制政体，这个选择带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因为他们的统治者恰恰败于独掌全权的典型恶行，包括妄想症、反复无常、无视宗法和风俗、侵犯女人、谋杀政敌等。
希罗多德兴趣极为广泛，与他相反，修昔底德的关注面较窄，只探讨政治、战争和经济，这种倾向对后来认为的真正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至少到20世纪之前一直如此。20世纪后，人们才开始重新关注社会史，把（比方说）性别和宗教纳入研究范围，使得历史学科重新回到了更倾向于希罗多德的视角。修昔底德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