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古典文学 [1]
相反，古典时期（公元前479—前323），也就是从波斯大败到亚历山大大帝之死这个时期，文学由一个城邦一统天下，那就是雅典。希腊人战胜了庞大的波斯侵略军，这不仅加强了他们对“野蛮人”（非希腊人）的优越感，也使雅典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了一个原本为防御而建的同盟（即为了击退波斯下一波攻势而组成的提洛同盟[2]），把它变成了雅典帝国的发动机。帝国的财富，再加上开放的民主文化，吸引了来自整个希腊世界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雅典因而成为希腊的文化中心，伯里克利在歌颂城邦的赞歌中称之为“全希腊的学校”（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41）。各种文学形式在雅典民主制度下的公共表演场所兴盛起来：在国家资助的戏剧节上表演悲剧和喜剧（第四章）；在法庭和集会上演讲（第六章）；在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圈子里编纂历史，他们有志于理解（不止于此）希腊何以赢得希波战争，以及雅典何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输给了斯巴达（公元前431—前404；见第五章）。公元前5世纪末被斯巴达击败之后，雅典仍然是文化重镇，它的民主也保留了下来。到了公元前4世纪，伟大的作品仍然层出不穷，特别是演说、历史和哲学等散文体作品（这个时期很少有诗歌流传下来）。和“古风”文学一样，切勿将“古典”混同于“谨慎”或“乏味”：古典时期最优秀的作者都是真正的革新者，影响了后来几个世纪的戏剧、诗歌和散文等主要文学形式。
地图1 希腊世界
希腊化时期（公元前323—前31）从亚历山大大帝之死持续到屋大维在亚克兴角战役中打败马克· 安东尼和埃及的克莱奥帕特拉七世，这一时期的希腊（以及随后的希腊—罗马）文化得到了极大的推广。亚历山大军事扩张的步伐远至波斯湾、印度和阿富汗，他的将军们继承了各式各样的世袭王国，其中最持久的就是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托勒密一世在亚历山大港建起了图书馆和博物馆，前者志在收集有史以来的每一部希腊文学文本并为其编目，后者意在成为每一个艺术和科学领域学者的研究中心。托勒密王朝的历任国王继续为这两个机构提供资助，在如此卖弄学问且补贴丰厚的学术氛围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学运动，前所未有地把文学和学术研究融为一体。“亚历山大里亚派”的标志就是博学和文雅。它的权威人物、学者诗人卡利马科斯宣称：“我吟唱的每一句诗都是经过考据的。”早期的文学也不乏典故和创意，但这时诗人的学识越发外露和刻意为之，创新得到了更大的重视。虽说有些作者陷入乏味的晦涩泥沼，急于卖弄小聪明却总是弄巧成拙（举例来说，尼坎德关于各种毒药及其解药的诗歌本身就足以令人汗毛倒竖），但这一时期最优秀的作家仍利用自己的学识为陈腐的文学形式注入了新的生命（例如卡利马科斯和阿波罗尼俄斯对史诗的改革：见第二章），或独创出前所未有的新文学形式（忒奥克里托斯发明了田园诗：见第七章）。
到现在为止，我们讨论的主要都是希腊文学。罗马虽然（根据古代人的估计）建于公元前753年，但现存的拉丁文学都是公元前3世纪中期以后创作的。因此，共和国时期（公元前509—前31）的前几个世纪，也就是从最后一个罗马国王塔克文尼乌斯· 苏佩布被驱逐，宣布采用共和政体，一直到该政体在公元前1世纪的内战中自毁，罗马在文学上是一片空白。然而现存最早的拉丁文学——李维乌斯· 安德罗尼库斯、奈维乌斯和恩尼乌斯的史诗，恩尼乌斯和帕库维乌斯的悲剧，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的喜剧（最后这一类是早期仅存的完整文本）——表明，与“古风”希腊文学一样，不要误以为“早期”就意味着“质朴单纯”。因为这些创作于公元前240—前130年前后的文本不仅反映了罗马人在这一时期惊人的军事成就（罗马因而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主要力量），同时还以长远的眼光和极大的创意继承和发扬了它们的希腊文学榜样。举例而言，恩尼乌斯就声称自己是荷马转世，是希腊文化转移到罗马的终极象征（第二章）。
这些早期的作家通过改编希腊的文学形式来满足新的读者和兴趣点，并把它们与本土的意大利传统结合起来，开启了“罗马化”过程，后来所有的拉丁作家都在延续这一过程。当希腊自身于公元前146年落入罗马统治者之手，希腊文学和文化对罗马的影响就更加强烈了。老加图这位当时的政治家和作家，就利用了大众对贵族阶层如此亲希腊的焦虑，他反其道而行之，创造了一个简单直接、返璞归真的淳朴罗马人的形象。（老加图的作品显示他曾饱读希腊文学，但他意识到迎合罗马人对附庸风雅的希腊人的鄙视可以带来政治利益，何况希腊人如今还是他们的行省臣民。）不过大多数拉丁作家还是更加开诚布公地承认希腊传统对自己的影响。贺拉斯有意写下的一句悖论式评语最精准地表达了这种强烈的文化互动：“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野蛮的征服者，把艺术/带给粗鄙的拉提乌姆。”（贺拉斯，《书信集》第二部第一首，第156—157行）[3]换句话说，罗马的军事扩张同样丰富了它的文化。文学创作的中心（先是雅典，后来是亚历山大港）如今是罗马。虽然共和国时期重要的拉丁作家无一出生在罗马，但他们全都去往那里，寻求资助人、读者和功名。
共和国的最后几十年里，贪婪和私利破坏了国家的安定，凯撒与庞培、屋大维与马克· 安东尼等军阀动用前所未有的暴力对付公民同胞。这一时期的文学力图解释天下混乱的意义，也对卢克莱修、卡图卢斯和撒路斯特的政治野心展开了无情抨击。许多拉丁文学最伟大的人物都经历了共和国崩溃而陷入独裁的过程，他们的作品（特别是西塞罗、维吉尔和贺拉斯的作品）都对内战的影响以及内战所催生的帝国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探讨（见第二、三、六章）。屋大维（公元前63—公元14）在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角战役后独掌大权，并于公元前27年改名“奥古斯都”（这个名字暗含着宗教和政治权威），成为第一任罗马皇帝，并实施了帝国制度。他还宣称自己是共和国的复兴者，以此来巧妙地掩盖帝制的革命和暴政性质。
奥古斯都时期（公元前44—公元17）从尤利乌斯· 凯撒被暗杀（以及他19岁的继承人屋大维的崛起）开始，到诗人奥维德之死结束，时间横跨了从共和国到帝国的暴力转型，这一时期的杰出作家（维吉尔、贺拉斯、提布鲁斯、普罗佩提乌斯、奥维德和李维）以非凡的洞察力探讨了文学与权力的关系，他们对近期历史的反思有时很令人不安，却赋予了他们的作品以优势。当然，这些作家中的每一位都对新政体做出了独特的反应，而且他们的反应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帝国制度本身的演化而不断变化，所以不存在一种整齐划一的“奥古斯都时期”文学。因此，在公元前1世纪30年代，罗马社会仍然处于四分五裂阶段，既看不到尽头，也看不清谁会成为胜利者，维吉尔和贺拉斯在此时的早期作品，与奥维德在公元前16年那段时间之后、奥古斯都独掌大权已成现实的时代所写的作品，自有云泥之别。
奥古斯都时期的诗人力图与希腊的古典文学相媲美：维吉尔自称继承了荷马的衣钵，贺拉斯是新时代的阿尔凯奥斯（遑论其他所有的希腊抒情诗人），普罗佩提乌斯则声称是新时代的卡利马科斯。然而与“古典”一词一样，认为“奥古斯都时期”（正如用它来标记的英国文学的一个时期[4]）就是指“克制”或“和谐”，也可能会掩盖这些作品的革命性。诚然，在对待奥古斯都彻底转变了罗马社会本身的方式上，最能体现这些作家的勇气和抱负，包括有时候他们干脆拒绝赞美它（第三章）。
共和国末期和奥古斯都时期的文学品质出众，以至于传统上称这一时期为拉丁文学的黄金时代，紧随其后的是帝国早期的白银时代（公元17—130）。但这些自带评判内涵的术语如今已经不再流行了，无论如何，它们低估了帝国时期的许多作家在新形势下写作的成功：史诗诗人卢坎、小说家佩特罗尼乌斯、讽刺作家尤维纳利斯以及历史学家塔西佗比起他们的前辈毫不逊色。不足为奇，帝国时期所有拉丁文学关心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作家与皇帝的关系，以及作家与文学传统的关系。公元8年，奥古斯都把奥维德流放到黑海，并禁止他粗俗的爱情诗出现在皇帝建于帕拉丁山上的图书馆中；提比略（公元14—37年间在位）迫使拥护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克莱穆提乌斯· 科尔都斯自杀，还焚烧了他的书籍；而在尼禄（公元54—68年间在位）的逼迫下，卢坎、佩特罗尼乌斯和塞涅卡（皇帝本人的前导师和顾问）全都自杀了。图密善（公元81—96年间在位）尤其偏执和专横，塔西佗、普林尼和尤维纳利斯都曾抨击过他，只不过这些抨击都是在他死去、王朝结束之后进行的，因而还是保持了安全距离。像斯塔提乌斯和普林尼这样颂扬当政皇帝的作家，鄙视他们的谄媚固然容易，服从毕竟从来没有反抗的姿态来得性感。然而他们在体制内写作的决定也是可以理解的，也使卢坎的反帝檄文和塔西佗对自奥古斯都以来这段罗马历史的尖刻分析显得更加令人钦佩。
帝国时期的希腊文学对罗马的权力（参见地图2）也有着同样的担忧。哈德良（公元117—138年间在位）和马可· 奥勒留（公元161—180年间在位）等罗马皇帝对希腊文化的热爱鼓励了希腊文学在罗马保护下走向复兴，因为执政阶层的罗马人渴望与声名远扬的希腊文化扯上关系，有学问的希腊人当然愿意作为中间人成全他们。流传至今的大部分帝国时期的希腊文学都带着一种做作的古典风格，也难免把希腊自治时期的美好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