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古典哲学的趣味 [8]
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对我们来说常常合乎情理，因为我们几乎很自然地从未想过，成为一个有美德或道德的人便足以拥有幸福的人生。因此，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就古代学说而言，情况令人极不满意。他不得不承认要想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你的为人要比占有金钱、地位等重要得多。但是亚里士多德讲不出来它们到底有多重要，因为他不愿意承认，一个失去了那些金钱、地位等的人注定就生活得不幸福。他常常强调的是，生活幸福的关键不在于你占有多少物品，而在于你是怎样利用它们的。正如鞋匠最大限度地利用手头的皮革，遭遇不幸的人们也最大限度地利用环境的赐予。因此他不愿意承认一个拥有美德的人会在生命的尽头陷入极大的不幸（如善良的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被杀死，城市被毁灭）。另一方面，他试图避免得出在他眼中很荒唐的一个结论，即拥有美德的人，不论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仅因其拥有美德便会幸福。因此他不会承认普里阿摩斯在特洛伊城陷落之后是幸福的，也不承认他是不幸福的。普里阿摩斯处于两种不同观点的争执中：常识上认为他当然是不幸福的；而从更理论的角度来看，他并没有失去他的幸福，因为幸福来自于你是怎样对待你的人生，而不是来自于他人对你做了什么。因此，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并非真正前后连贯——这真是一种讽刺，因为他是最受研究“美德伦理学”的现代作者青睐的古代哲学家。
与亚里士多德相比，柏拉图和斯多葛学派更不愿意接受普通的观点；他们坚持认为，拥有了美德就足以拥有幸福的人生。我们会发现，如果现在不对此加以解释，在古代伦理思想框架中，这不会像表面上那样品德高尚却不合情理，但这看起来仍不够现实。
亚里士多德承认，外在的邪恶削减了因美德而生的幸福，而在柏拉图和斯多葛学派眼中，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实际上，他们认为美德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斯多葛学派引人注目地提出美德是唯一堪称美好的事物，而健康、金钱等是“无足轻重的”，虽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去追求健康，但那是一种“更可取的无足轻重”。他们使用了新的术语，不对美德和外在事物进行明确的划分，他们并不怕因此让自己显得有些滑稽可笑。在这方面，他们预见到了康德的道德与非道德价值的一些思想。
认为美德最为重要，这仅是一个高调的断言吗？在对这一观点所作的辩护中，古代伦理学中最广为流传的看法是，美德是一种对道德观的理解（我们已经注意到，这种理解包括而不排斥情感和积极的动机）；这种美德可比作一种专长和技巧，应用于生活环境所能提供的素材上。正如即使用有限的或劣等的材料也能熟练地制造出一件产品或一件工艺品一样（这一点在表演艺术中最明显），即使一个人不得不置身其中的生活环境较差或极其恶劣，他也能生活得很好，因而活得幸福。当亚里士多德把处于困境中的人比作最大限度地利用次等皮革做鞋的鞋匠时，他的观点与此类似。技巧的运用和专家的实际操作在不利的环境中可能和在良好的环境中一样令人难忘（甚或更如此），但令亚里士多德深有感触的是，其产品将注定被看成是次等品。认为美德是一种技巧、外在条件是其素材的观点使人们明确认识到你书写了自己的人生。无论你工作的环境如何，你人生的道德品质都来自你的生活方式、你所作的选择，及其在塑造你的性格方面的影响。
你在十分痛苦时仍能幸福吗？
“幸福的人需要身体的资本和外界的物资，比如财富……为的是不受牵制……有些人说：十分痛苦或陷入极度不幸的人只要善良便拥有幸福。不论刻意与否，他们是在胡言乱语。”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七卷，第十三章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及其他著作中对美德进行了阐释，认为美德是卑微的，奴颜婢膝而又庸俗……它们敢于剥夺美德头上的王冠与权杖，那种在宙斯身上不可剥夺的东西。它们不承认美德使我们幸福，而把它与金钱、地位、贵族出身、健康、美丽及其他美德和邪恶所共有的事物相提并论。正如其中任何一项失去了美德便不足以使人幸福一样，它们主张，美德失去了这些方面同样不足以使人幸福。那么美德的价值如何能不受到破坏或颠覆呢？”
亚提库斯，公元2世纪柏拉图主义者
这一观点明显地具有平均主义的倾向，也为斯多葛学派的立场提供了注脚，即不仅仅是那些生活中能在金钱、美貌和地位上得到很好保障的人可望获得幸福，即使那些际遇不佳的人也能够获得幸福，如奴隶、被征服的人、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的人（就像古代社会大多数妇女那样）。很明显，罗马帝国时期两个主要的斯多葛学派文本分别出自马可·奥勒留——一个皇帝，和爱比克泰德——一个自由奴之手。作为赖以为生的哲学，斯多葛学派的主张为他们所用，机会均等。
但是，如果外界的事物不构成我们的幸福，我们为什么还要不怕麻烦考虑这些方面呢？这里斯多葛学派的立场有些微妙，很难简洁地表达出来，但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根据现在所处的状态从道德上作出决定。当你开始思考美德的时候，你便不是一块白板了。你已经具有了既定特点——对食物、安全等的需求，也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你已经有了家庭、国家、工作等。为了美德而牺牲或忽视这些是荒谬的，它蔑视了人类的本性。相反，我们应该力争善良地对待它们，一直牢记美德的要求能够胜过它们。在这里，它们与康德的道德思想再一次地出现了许多相关之处。
美德：古代与现代
“美德伦理学”在最近步入了当代道德思想的前沿，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古代伦理学说的研究（不幸的是对亚里士多德关注过多）。一种普遍的担心是，美德的培养成了要养成一种做道德上正确的事情的习惯，而道德上正确的事便是你所在社会上有美德的人会做的事，这样在认识上便有将古人和我们隔离开的危险。美德在各种文化和传统中产生、发展；注意到这一非常明显的特点有时会引起对幸福论伦理学的攻击，认为它本质上是保守的。亚里士多德描述了那些他所在的社会认可的美德，但这些美德属于拥有特权的名流——自由的成年希腊男性，在此之外或与潜在的社会进步联系来看，它们的道德意义便模糊不清了。
这种笼统的攻击没有击中要害。当然，开始时我们是效仿社会中我们认为有美德的人；由此，不同文化中美德的不同便不足为奇了。然而，这是在伦理思想出现之前的情形。古代伦理学始于个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整个人生并作出决定、（像赫拉克勒斯一样）承认在不同对象间进行选择的必要性之时。古代遵循伦理的人掌管自己的人生。随着实践推理的发展，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控制住自己的人生，更能为自己的人生质量负责。当然了，现在的结果和古代希腊时期的结果是不同的。怎么会这样呢？因为选择项是不同的。相同的是某种变化：遵循伦理的人在人生中不再漫无目标，不再想当然地接受社会的压力，并开始从伦理的角度思考自己的人生及其模式。
古代伦理思想之所以魅力无穷，除其他许多原因外还在于它将人们对两个方面的关注统一到了一起——在其他传统中，这两者同时出现是很难的。一个方面关乎道德需求的意义，承认道德在你的整个人生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另一个方面是人们根深蒂固的对日常事务的关注以及从伦理角度对其作出解释的难度，这些事务如家庭、工作、责任、朋友和日常生活等内容。那种研究哲学而坚信美德足以使人幸福的人，已经从他最初的关注中走出了很远，但从没有抛弃它们。
第四章
理性、知识与怀疑论
理性、知识与怀疑论
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看到古典哲学的一个论题如何能立刻捕捉到人的注意力，同时也看到了我们在研究传统时所采用的方式反映了我们在某些方面而非另外一些方面的历史包容性。在第三章，我们探讨了古典哲学的一个方面——美德和幸福的伦理框架，这一点对现代哲学研究来说成果尤其丰硕。下面我们来看看一些古人在知识及知识缺失方面的思考；从表面上看，这种思考与现代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之间差异多于相似。
关于知识的假说
现代认识论或关于知识的学说中有一些常见的假说。其中一个观点主张，知识的存在必须经过怀疑论的证明；这些怀疑论者认为，我们永远都不会认识任何事物，因为我们永远都不会满足探寻知识所需要的条件。至少部分地可以说，知识是与事实或信息密不可分的。（这两者间的联系是什么呢？对此我们发现了完全不同的观点，这里不作详述。一些哲学家强调辩护，另一些强调恰当的因果关系，还有这些观点的复杂变体和综合意见。）很难想象一个现代的认识论者对你的机械师会修理小汽车这一想法会有多少感触。同样难以想象的是，该认识论者会认为一个知道很多科学事实的人可能并不理解它们这一点值得大惊小怪。现代认识论者实际上在努力去驳斥知识之前自己就已经占有了知识，认识论者本人对这一权威性的断言看法如何呢？
为了理解古人对知识的独特态度，可以从苏格拉底讲起。我们知道，他的朋友凯勒丰询问德尔斐的阿波罗神是否有人比苏格拉底更富智慧，阿波罗回答说没有。苏格拉底知道后感到诧异，猜不透这一神谕可能意味着什么，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没有什么智慧或专长。因此他去找那些被当作专家的人，就他们声称所具备的专业知识提问，但总是发现他们或是对自己被视为应该具备的专长不能提供足够深入的描述，或是他们的专长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重要。他总结说，阿波罗的寓意一定是指最富智慧的人便是最了解自己的无知的人。
在所有古代哲学家中，苏格拉底最受认可自有其原因。对一般的古代文化而言，苏格拉底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哲学家。然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他的一生令人难以捉摸；他没有著书立说，给我们留下来的是一系列极其不同的哲学观点。
苏格拉底（约前468——前399）的父亲索夫罗尼斯库斯是一名石匠，母亲费娜瑞特是位助产士。苏格拉底最初生活境况颇佳，但是在人生的晚年，由于他对哲学的投入、对日常事务的忽略而导致生活破落。他的妻子有一个贵族的名字：詹蒂碧；相传这个不谙世俗的哲学家的妻子很爱争吵，但是我们不清楚背后的原因。他们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在苏格拉底去世时还很小。后来，据不可靠传说，他还有另一个妻子默尔托。
在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受到审判并被处决。控告理由极其含糊并且充满偏见，人们一直怀疑真正的原因是和政治有关。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事实真相。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