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古典哲学的趣味 [15]
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我一直意在证明：由于早期爱奥尼亚人的传授，一种新事物产生了——这种事物我们称之为科学……认为爱奥尼亚人的科学起源于任何一种神话观念都是大错特错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最终把整个世界作为其研究对象，我们应该把这种对科学的准确界定归功于爱奥尼亚人。”
约翰·伯奈特，1892
“我曾力图证明哲学家是如何保有其先知特性的。为了达到对神圣感和事物真实本质的认识，他依赖对自己的理性的假定特性再外加一点宇宙意识……这种直觉化的理性取代了以往活跃在梦幻和启示视野中的非凡能力；超自然的变成了形而上学的……只有奇迹才能使6世纪的智者们清除他们头脑中所有的虚构偏见。”
弗朗西斯·康福德，1952
对于埃莱阿的巴门尼德和芝诺来说，这个问题是相当尖锐的，他们曾写下了那个时代尽人皆知的论题。巴门尼德的抽象论证得出了一个没有人能接受的结论：能够被思考和述说的对象实际上只有一个，关于使这个对象实现复数化或对其加以限定、割裂的说法都难免显得荒谬。因此我们关于客体那种形态各异、变动不居的多重性的经验完全是误导性的。芝诺推演了许多辩论，把我们对日常经验的多重性和变动性的假定归于荒谬。这样的结论让人难以接受，但问题是这些主张又难以反驳。这使人们对理性辩论产生了一丝不安：当它的结论与我们的信念相矛盾时，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对此的回应各不相同。有些思想者继续致力于提出对世界作出解释的宏大理论，虽然他们的理论破坏了常识性信念。克拉佐美尼的阿那克萨哥拉告诉我们，当希腊人说某事物产生或消失时，“希腊人错了”；从阿那克萨哥拉的理论视角看，新产生的事物本来就已存在。与之相似，阿克拉伽的恩培多克勒、原子论者留基伯及阿伯德拉的德谟克利特都提出学说来修正我们对于现实的常识性信念，并且这些学说还会随着他们自己的假定的变化而变化。他们中没有人怀疑其推理是否可以做到这一点，也没有人充分解决如何从常识性信念的角度来看待其学说的问题——在此，德谟克利特确实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从自己的经验走向理性表述，但这反过来又贬低了经验。
但是，另外还有一些思想家，包括某些智者，都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哲学思辨借助人们无法驳倒的论证却得出某些令人无法接受的结论，这其中的方法有些可疑。论辩中的机敏成了令人恐惧和嫉恨的东西，它仅仅被看作是一项技巧。从这个角度看，哲学思辨和政坛、法庭上巧舌如簧的演说者的非道德精明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种情况显然是很混乱的，它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这些哲学家被称为“前苏格拉底”，暗示苏格拉底是一个关键点。不管这些哲学家个人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他们并不明确地归属于一个统一传统，在此传统中推理扮演着一个清晰的哲学角色。这一点始于苏格拉底。
理性和理解力
乍看上去，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见，苏格拉底似乎不可能是这个哲学传统的代表人物。他总是个门外汉，拒绝附和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们的所作所为。而且对于提出关于世界的理论、展示演讲术、赢得辩论等等，他一概嗤之以鼻，认为这些都是夸夸其谈，浪费时间。那么，是什么使他成为了里程碑式的哲学人物？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苏格拉底针对他人的观点，通过他们无力回应自己的论辩来表明他们对所谈论的事物缺乏理解。要对事物有所理解，看来你必须能够对其“提供解释”，这意味着给出理由，并最终对探讨中的论题作出理性描述。但这并不容易做到，除非你扪心自问搞明白自己信念的根据是什么。因此当你要求他人为其本人的言论提供依据的时候，如果他们答不上来，或者提供的依据混乱不清、前后矛盾时，你可以说他们缺乏理解。但特别地如果你擅长这种提问（正如苏格拉底显然精于此道），你将会意识到这种追问也适用于你自身；你可能提出观点，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你理解它们，因此也没有权利独断强制地推广它们，除非你能提供足够的依据来回应别人的追问。
苏格拉底以降，理性辩论成为哲学的生命线，因为只有在辩论的交锋中我们才能达成对我们所持并试图向他人展示的主张的理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理解是一种知识，而我们只能认识真理；因此哲学的主要特征也可以被看作是对真理的追求。）由此，我们才能在所有哲学流派中发现对推理和辩论的重视。现在我们看到一种关于哲学的理性和辩论的清晰意识渐渐浮现，它不在于单纯地把别人驳倒，而是与追求真理和理解联系在一起。
从外部来看，那时候和现在一样，所有的辩论看起来似乎都是咄咄逼人、毫无魅力的，对于没有哲学天资的人来说这似乎毫无意义。（有这样一则故事：一个罗马官吏把雅典所有的哲学家召集在一起，为他们的观念冲突提出调停，以便最终解决他们之间所有的分歧。）但是从此，理性思辨在哲学上的重要性则体现在它对理解的促成上。那些拒绝辩论的人，如毕达哥拉斯信徒铭记导师所言、唯导师是从，在哲学上总是被视为边缘人。伊壁鸠鲁相对不重视辩论的态度也招致了其他哲学流派的批评。
作为学科的哲学
人们认为柏拉图首创了哲学学科。在此过程中他首先从苏格拉底身上继承了如下两点：重视辩论对理解的关键作用，以及在多种问题上的积极看法。柏拉图还加入了另外重要的三点：一是系统，即多种观点可以形成一个整体；二是把哲学看作是自觉地有别于其他思维方式的学科；三是把哲学作为一个研究学科加以制度化。
在古代世界中柏拉图被看作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他是第一位有心使自己的观点系统化的哲学家，他把极其多样的问题以一种相互论证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并且在这些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见解。不知在此把柏拉图看作是先行者是否公道，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也在一系列的问题上进行过思考，但柏拉图确实是第一位我们能读到其著作的哲学家。后世的作家认为柏拉图是历史上第一位把哲学看作是涵盖三个领域——逻辑学、伦理学和物理学——的思想体系的人。这是个时代错误，但柏拉图确实在后世思想家涉足的大部分领域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柏拉图并没有明示，他那积极而系统的思想是如何与辩论确立理解的观念相联系的。但是他却明示后人，重要的不仅仅是观点正确，还要以正确的方式持有观点——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理解。柏拉图是通过撰写对话集表达上述观点的，在对话集中柏拉图从来没有显身发言，这使他与他所持有的观点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读者应该自己来思考这些观点，并检验自己对这些观点的理解。即使柏拉图对某个观点很明显地非常确定，他也不会把它强加于人。如果有读者因为柏拉图的权威而接受了某个观点，那么他就错过了其中的精华部分。这个观点必须被检验、被争辩，这样它才能被理解。
应该以一分为二的态度来看待柏拉图的遗产。他的学园在其设立的大部分时间内以柏拉图式的方法进行哲理推究，以攻击式辩论法反驳同时代人的观点，但其自身却没有立场。直到学园关闭之后，即公元前1世纪，哲学家们才开始把柏拉图自己的思想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和提升。对柏拉图的阐释总免不了顾此失彼之虞——他或者被认为是把论证抛给别人了事，或者被认为是热衷于提出某些观念。
现代而非古代的阐释者强调柏拉图有意把哲学确立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在《理想国》的结尾，当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告诉我们，诗（或者更笼统地说是文学）和哲学长久以来就争论不休时，他似乎是在为自己的观点追根溯源。但柏拉图最引人注目的行为之一，就是以其杰出的文学天赋说明哲学是“辩证的”，一种不依赖于修辞或文学技巧的纯粹辩论。正因如此，他始终坚持，哲学这项活动不同于其他人（如演讲家、诗人和智者）的所为。
不管这在柏拉图的作品内造成了怎样的张力，后人却在一点上得到了他的真传。后世的哲学发展了一种专业的文体风格：直截了当、明晰透彻，纯粹依靠理性辩论的力量。无须诧异的是，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索然无味，并且在为公众所创作的简易的文学化作品和以坚定不移的专业化、技术性笔调写就的“真正的”哲学著作之间，我们发现一道鸿沟渐渐形成。
这道鸿沟后来又因哲学的制度化而被进一步加深。虽然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家都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大学或学院模式对柏拉图的学园进行阐释，但我们对其组织机构所知甚少。但它是一种新事物，一所容纳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年轻人来投身哲学的学校。他们可能学到了柏拉图的观点；他们也学会了如何辩论。亚里士多德在其人生的后期创立了自己的哲学学校，这被一些人看作是自负之举，但它确立了一种模式：独创性强的哲学家可以创立自己的学校，招收门徒和学生，这些门徒和学生会学习、深化和传播他的观点。由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在各自学校中都拥有了一段历史；它们变成了其他哲学家研究的对象。
有了哲学学校——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都以类似的原则创立——我们就会发现古代哲学家和现代哲学家的活动惊人地相似。虽然富裕的柏拉图拒绝收取学费，但是费用还是很快成为这个制度中的必要一项。入读哲学学校成为年轻男性（有时也包括年轻女子）教育的一部分。（或者，他们也可能拥有一位训练有素的哲学家作为家庭教师。）他们接受教育，以便能够理解和赏析某些重要的哲学观念，这些观念中的许多内容已经成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在学校里，他们也在辩论技巧方面受到训练，以便在他们离校时能够掌握某些在诸如政治和法律等领域中更具实际价值的应用技能。那些最有哲学天赋并且献身于哲学研究的人会留在学校里，永远成为学校哲学团体的一部分。这听起来和当今大学中的哲学教学有些相似。（或者更像学位和分数还没有变得和文凭同样重要之前，那些不那么僵化的大学体制。）哲学是某种大学教育的一部分，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古代的晚期，历经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变迁。
这种相似还存在于哲学研究的许多具体方式中。我们发现哲学家是针对其他哲学家的论文和散文，来相应撰写自己的论文、散文以及辩论性著作的。我们还发现了对哲学先人，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