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古典哲学的趣味 [16]
由此，柏拉图之后的哲学是哲学流派史（其中有两个例外，后面我们会谈到）。这里还有一种有趣的不光彩一面——一直持续到古代晚期的对伪哲学家的抱怨，这些伪哲学家以哲学来谋取个人利益，包括在钱财方面和名誉方面。他们是一群小丑式的人物，在课堂上品行高洁，在课堂外唯利是图。这也说明古代哲学不仅是一种智力挑战，也可以为改善生活和寻找生命的意义提供切实的帮助。人们不仅希望哲学家能传播智力技能，也期待他们能在寻找美好生活的过程中躬身垂范。对于后者，如今我们更多的是在宗教或智能性更低的事务中寻求。古代的哲学家并不是提供了众多学科中的一种学科，而是提供了一种唯一可以走进他们的受众心中的学科。
形形色色的哲学流派
虽然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从某些方面来说，他在学园之后形成的各种学派都是最不具有代表性的。这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本人兴趣极其广泛。他广泛研究、深化或创立了各类学科，从文学理论到逻辑学，从经济学到生物学。他身后所留下的论著数量庞大，其中一些是理论方面的论文，另一些则更像是研究记录。从这个角度看，亚里士多德学派和后来那些研究方向狭隘的哲学流派不同。
图8 哲学家们在一起交流、辩论
像此前的许多学派一样，斯多葛学派起于公共场所；而伊壁鸠鲁却与众不同地把他的学校置于私人居所——花园内。伊壁鸠鲁要求他的观点被不加质疑地接受并铭记，这一点也与众不同。但不久之后，伊壁鸠鲁学派及其在别处的支脉也展开了和斯多葛以及其他学派极为相似的活动——争辩与反争辩、评述经典作品、普遍延续其创立者的哲学活动。每一代学生都需要自己来重新学习和理解哲学观点，因此即使是致力于传授其创立者学说的哲学流派，也会在阐释的交锋中得以发展。此外，随着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出现了需要解决的新问题、需要迎接的新挑战。例如罗马征服了地中海地区后，希腊知识分子开始教化未开化的罗马人。
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我们发现不同学派之间持续不断的争论导致了某些混合派或“折中派”（将不同学派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立场）的产生。安条克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人，他认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在许多问题上的核心观点是可以兼容的，他们之间的差异被夸大了。在哲学史上，这些流派在旨趣方面的地位往往低于那些原创思想家所创立的学派。但我们仍然能够认同其立场。一旦哲学形成了讲学的传统，不顾一切地去标新立异看起来就显得比较愚蠢，而基于已有的观点进行辩论或构建则更为合理。今天大多数哲学家都是这样做的，因此我们应该收起对此不屑一顾的态度。
在罗马共和国的晚期和罗马帝国的早期，有理由说古典哲学达到了一个全盛期。虽然这时不再有伟大的原创思想家，但各种哲学流派相互交流，兴旺繁荣。这些哲学流派把它们的观点散播到整个罗马帝国，一个严肃求学的学生有大量机会去学习和思考这些观点。（在这个时候，雅典已经失去了它从柏拉图到公元前1世纪之间一直拥有的哲学中心的地位，像亚历山大和罗马这样的城市也取得了文化上的重要位置。）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受过教育的人都熟悉哲学、都能够谈论哲学。一种如此丰富多元的文化传统能够有如此大的影响和重要性实属罕见。古代的末期之前唯一一个重要的新流派是公元3世纪出现的对一个旧学派的重要阐释——普罗提诺以新颖和独特的方式对柏拉图观念重新思考并加以整合，这个学派我们称之为新柏拉图主义，它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繁荣活跃。
我们前面提到的两个哲学运动出现在这种流派杂糅的局面中，它们与其说具有流派性不如说具有反流派性。
其一是皮浪的怀疑主义，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见的，这一运动与柏拉图学园的怀疑主义大相径庭。就像我们在作为主要资料来源的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记载中看到的那样，皮浪怀疑主义在方法上是完全可行的，可以被系统化。但是就其自身来说，它想要在任何事情上确立权威都会自我拆台，甚至在皮浪怀疑主义的本质这一点上也是如此，因为这会使他认识到自己对某些信念的足够坚持，从而威胁到怀疑的定力。因此皮浪主义绝不会主张前后一致地成为一个体制化的流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它的传播和影响所知甚少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反流派”运动来自犬儒派，它起源于公元前4世纪西诺普的狄奥根尼。狄奥根尼率先垂范成为别人效仿的榜样，但他没有建立任何正式的机制。犬儒派得名于犬（在古代这是不知廉耻的象征），他们热衷于街头布道，在生活方式上公然违背社会规范，目的在于通过拒绝社会习俗来“回归自然”。尽管某些犬儒主义者的讲学方式确实不拘形式，但在哲学上它仍然只是一种吸引教化边缘群体的生活方式。犬儒主义拒绝理性辩论，认为生命中没有什么费解之处，关于人生问题的答案也很简单，因此犬儒主义永远不可能成为一种哲学流派。
最终的转折
很难确定作为一种鲜活传统的古典哲学终止于何时，尤其是在人们无法准确确定古代——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末期为何时的情况下。当罗马帝国分裂时，东部的拜占庭帝国保持了政治和文化上的统一，并且尽管是以部分和有限的形式存在，哲学在此仍然是一种学术研究。这种统一性在西部则荡然无存，哲学文本被（部分地）保存在修道院中，但这些保存者不再是这些文本所包含的传统的一部分。甚至连写就这些作品的希腊文方面的知识也失传了。当哲学重新发展起来，这种以亚里士多德为主、柏拉图也占一席之地的传统又成为哲学的一部分，只是被纳入了一个有所差别的神学框架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才有可能独立地研究古代作品的文本，而对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仍然需要同他的中世纪改造所导致的后续作用进行斗争。
图9 一名基督徒的墓碑上镌刻的图案：一位哲学家坐在一个祈祷的人身边
公元529年，基督教徒皇帝查士丁尼关闭了在雅典传授异教哲学的学校，这一年被看作是作为一种鲜活传统的古代哲学的终结点，对于这一点需要予以说明。像许多重大的历史时刻一样，这也经不起历史研究的追问。雅典早就失去其哲学中心的地位，人们不清楚除了柏拉图主义是否还有别的学派在此活跃。实际上查士丁尼也并不是关闭了哲学学校，他似乎至多不过是禁止异教哲学家讲学，这个法令似乎也并未生出实效。早在529年之前异教哲学就陷入了危机，此后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苟延残喘罢了。
然而，认为是基督徒皇帝的不宽容终结了这一传统的想法也不无道理。古代世界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总是面临这样的一种选择：或者为了忠于信仰和经文而完全排斥哲学，或者尝试至少部分地把哲学融入自己的传统中。他们这样做是通过宣称哲学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某些深层真理的变形的发展阶段来实现的。然而，他们的方法对哲学传统不仅是选择性的，而且也彻底缩减了理性和辩论的空间，而这种理性和辩论对古代哲学家们的研究活动是如此关键。古代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作家大体上只是延续到我们手中的（部分）哲学传统的传递者，而不是参与者。基督教是被强加的唯一的世界观，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几乎不能继续履行其对信仰进行质疑和理性思辨的使命。
古典哲学和当代哲学
自古典哲学被重新发现以来，它在西欧哲学发展史上的某些时段颇有影响，大部分时期都受到了尊崇，这些西欧国家本身即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人，并且古典哲学对那些受西欧文化影响的国家的哲学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国家如北美和澳大利亚等。这个极为差参多态的古代传统中的不同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成为强势话语。斯多葛学派在18世纪影响巨大，19世纪则降格为专门的研究，这与柏拉图的际遇恰好相反。有时，人们过于注重所谓伟大思想家的观点，将其当作“经典”而进行展示，却忽略了它们富有争议的背景。足够宽松的传统导致了不同的关注方向——至少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所有人都意识到了理性辩论对哲学理解的重要性。
但是强调理性和辩论导致了一个不幸的后果。在古代的晚期和20世纪，它有时会导致对其他哲学传统认识的简单化倾向，尤其是对与之截然不同的“东方”传统（作为“他者”）的简单化认识。东方传统不那么重视思辨，却更注重神秘主义和以非理性的方式探索智慧，这有时会使人们觉得：相对于崇尚理性的“西方”传统，东方传统是比较原始的。但是，作为回应，它还引起了另一种观点：东方传统比“西方”传统更深刻，因为这种“西方”传统以那种看起来肤浅的喋喋不休为荣。特别是在20世纪晚期，兴起了对理性及其在“西方”传统中地位的铺天盖地的抨击，而古典哲学通常是攻击（常常是偏颇的攻击）的目标。
这两种倾向都是令人遗憾的，它们带来的只是于事无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失真实的粗糙对比。在与印度哲学的比较中尤其如此。古代印度哲学传统广博而丰富，除了拥有倾向于神秘主义的学派和各类的唯心论以外，还包括唯物主义、怀疑主义和经验主义。印度哲学传统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堪与古希腊罗马哲学相媲美。然而西方人和很多印度人（他们往往都不是专家）都只强调其中与西方哲学形成对照的流派。学生们也往往认为包括印度哲学在内的“东方”哲学都是相似的，与“西方”传统迥然不同。我们尚须达成一种完全后殖民式的观点，超越“西方理性主义”和“东方神秘主义”的不实对比，从而认识到部分印度传统和西方人更熟悉的古希腊罗马传统的密切的相通之处。（例如有人认为，皮浪的怀疑主义和北印度佛教中观派具有相似性，后者的创始人龙树有可能与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是同时代人。据说，皮浪早年曾随亚历山大的军队到过北印度，另外，希腊在北印度一直有着持续的影响，由此看来双方甚至有可能在历史上曾互相影响。）
萨莫萨达的鲁西安是公元2世纪的讽刺作家，他是古典哲学传统中人，但他曾以外部人的视角看待古典哲学，我将以他的观点来结束此文。在他的作品《逃跑者》中，菲洛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