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古典哲学的趣味 [10]
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尤其是按照柏拉图的看法，唯一有机会实现这一理想的人，是那些具有超常的与生俱来的天赋并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人。这就警示我们不要自以为能找到知识的现实例证。专长模式本身似乎至少提供了这种机会，即知识是可以获得的。但是，就像数学成为这一模式时提出的要求那样，随着所提出的要求变得正式而且苛刻，获得知识的条件被提得太高，以致我们无法企及。
理解和各门学科
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称得上是柏拉图最杰出的学生，他继承了《理想国》的模式，但对之进行了重要的修改，使其在哲学上更富有成果。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发展了关于一种完整知识体系结构的思想，题目为与内容不太相符的《后分析篇》。（这样称呼是因为它沿袭了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的论文《前分析篇》的题目。）
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将全部知识归于一个统一的结构中是错误的。这里所犯的错误是认为所有的知识对象共同建构了一个单一的体系，且只能以这种形式被理解。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并没有这样一个单独的体系；不同的知识分支采用的是根本不同的方法，这是因为各领域的内容从根本上来讲是不同的。亚里士多德并非不赞同将类似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模式作为知识的合理模式；像柏拉图一样，他愿意用数学来充实关于专长的观点。但是并没有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这类事物，只有不同种类或不同门类的知识，或曰（如我们想说的）学科。（希腊语episteme意思是知识，是复数形式，但是我们不能说“知识们”，只能说“知识门类”或“各门学科”。这样便模糊了一种方式，即亚里士多德关于一门学科的概念对柏拉图知识概念施予限制的方式。）
除了这种对知识的基本“分门别类”之外，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还蕴含着进一步的差异。柏拉图将注意力一直集中在个体的知者身上，而亚里士多德开拓了认识论的视角，将影响知识的社会生产的许多方面纳入考虑。“学科”更适合于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图对知识的讨论——这一说法并不虚妄。亚里士多德清楚，一门学科，例如生物学的发展方式需要许多人的研究与观察，同时，单个的研究者不可能每次都从头做起，而是要依靠他人的成果和数据，尤其是他人的问题及问题的背景。研究者本人先在不同的领域进行调查，首先详细调查那些著名而又广受认同的，或者由哲学家或其他研究者提出的观点。只有通过进入以前的研究传统并探讨它所提出的问题，研究才能够取得进步。
因此，亚里士多德能够区分（尽管如果他区分得更清楚些会更好）一种知识体系发展的不同方面。一门学科所依赖的许多人合作得出的数据和观察结果是该学科的素材，但不是科学本身。零散的信息只有汇集成一个结构体系并成为其一部分才能构成知识。因此，在构成知识之前，研究和观察的结果必须在适当的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后分析篇》中，这种结构布局非常严密，数学模式的影响也非常明显。一门学科的第一性原理必须是真实的、基础性的和直接的，有必然的联系而且可以解释它们作为第一性原理所得出的结论。对于一门像生物学这样的学科是如何符合这种模式的，人们已经做了很多探索工作，并基本认同这种模式过于严密、不适合亚里士多德的多门学科。但是要点仍然在于：需要进行经验研究来收集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只有当我们明白它是如何符合一种正式的解释结构时，人们才会拥有知识。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都拥有一种非常理想的理解模式。两者都不怀疑：原则上知识是可能存在的，尽管对柏拉图来说，条件非常地理想化，离日常生活较远。当然，考虑到他们当时正在研究这种专长模式，认为知识是可能存在的想法便不显得过于激进了。但是他们主张：我们能够拥有的知识，不仅包括平凡事物方面的知识，而且包括哲学上富于挑战性的、值得去研究的题材方面的知识。这一说法的某种形式常见于大多数古代哲学流派的主张中。
怀疑论和信仰
然而，这并不是接近知识的唯一路径，我们发现了截然不同的方法。最基本的方法可以一部分追溯到苏格拉底，一部分追溯到皮浪——一位后来的哲学家，也没有著作留世。这便是古代的怀疑论（苏格拉底被称为怀疑论的创始人之一）。与现代怀疑论不同，古代怀疑论并不限制自身来否认知识的可能性，由此让我们仍存有真正的信仰。古代怀疑论像关注知识一样关注对信仰的坚持，它被当成一种涉及理性力量的知识观，一种比现代怀疑论远为激进的观点。
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怀疑论者以探索真理和知识开始。他们通过调研来展开这种探索，询问他人对自身观点的解释，并为自己的立场寻找依据。到目前为止，人们对知识需要理性的解释这一基本观点并无异议。任何一种值得拥有的知识（即不是日常的琐碎信息）都要求你能够对自己的观点给出令人满意的理由。怀疑论者和其他哲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从不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希腊术语探究者（skeptikos）的意思不是指消极的怀疑者，而是指研究者，也就是那种从事思考（skeptesthai）或探究性工作的人。正如后来的怀疑论作者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所说的那样，一些武断的哲学家认为他们发现了真理；消极的独断论者则认为自己有资格声称真理是找不到的。怀疑论者不同于这两者，他们不遵从其中的任何一种方式。他们仍旧在进行调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当然了，如果你进行调查，便会发现一些结果，可以把它们算作知识或至少是信仰。怀疑论者认为，当我们意欲思考这一点的时候，结果总是草率的（或“仓促的”）赞同：我们答应得太快了。真正而彻底的调查将会表明，情况其实更复杂、更成问题。最终，我们发现从来没有理由决定自己该作出怎样的选择，从而以判断悬置收场，即无论对待什么样的问题，都采取一种客观的中立态度。
伊里斯的皮浪（约前360——约前270）像苏格拉底一样是一位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他启发了他人，但没有著述流传后世。他的一生甚至比苏格拉底更为令人琢磨不透，与苏格拉底不同的是，他甚至没有留下自己的肖像。
皮浪最初是个画家，有一段时间，他受到不同的哲学流派的影响。他曾陪同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北印度，在那里遇到了印度的“裸体苦行者”或称裸体有智慧的人。人们认为这次偶遇对他自己的哲学立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有关他进行辩论的描述和早期北印度佛教文本之间具有相似之处。然而，希腊人在用希腊方式解释皮浪的怀疑说时，并未觉得有什么困难；特别是因为皮浪主义信徒总是与他人的观点针锋相对，由此发起了对现存的哲学学说的一系列进攻。
皮浪拒绝使自己沉湎于对任何教条的信仰中，并因此以其宁静和不受干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关于他的众多故事中，大多数是不友善的笑料，大意为他在日常事务中不作出判断，因此使自己看起来滑稽可笑。其他的故事是说他过着一种受人尊重的生活，伊里斯为纪念他而免除了哲学家的税负。他的学生提蒙写了讽刺文章来抨击独断论哲学家，还写了散文叙述皮浪的主张。尽管这些主张不易理解，却为它们的后来版本做了铺垫，尤其在主要的怀疑论文本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皮浪怀疑说纲要》（日期不明，但可能是公元2世纪）中体现的主张。
一开始这听起来滑稽可笑，确实不够严肃。怀疑论者真地认为我们永远不能确定现在是什么时间、太阳是否正在闪耀、这是面包而不是草吗？这是古代人们的反应，但却是错误的反应。
皮浪是怀疑论一个支脉的创始人，我们对他知之甚少；对他在知识方面的态度，我们所能给出的描述极其有限。他认为我们不会有理由让自己承诺任何事情，这一坚定的态度引起了不友善的笑话，例如，他必须得到非怀疑论的朋友的照顾以免走下悬崖等等。但是还有一种传统，大意是说他过着一种正常的生活，因此最有可能的是，像后来的怀疑论者一样，他也认为即使我们不能使自己拥有信仰，我们也可以按照事物表现出来的方式去生活。
从皮浪那里受到启发的后期怀疑论者发展了我们“按照外观来生活”的想法。也就是说，我们所需要的，仅是按照事物以一种方式而不是另一种方式所呈现的面貌来生活。如果我们超越了这一点（当我们从日常事务转向有争议和复杂的问题时就会这样做），并且试图使自己拥有信仰，我们就始终会发现：假如我们进行严密的调查，便不会轻信什么。结果是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同样拥有很好的理由，我们便发现自己在两个方面都有倾向性，所以我们选择不介入，对这个问题不作判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知所措了，因为我们仍然可以按照生活展现出的面目来生活。我不能承担义务这一点并不能够防止事物以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方式出现在我面前。在理性上不承担义务并不排除其他被我们所忽略的动力源泉——习惯、愿望、对法律的恐惧等。如果理性不能使我们作出承担，我们便不能继续生存，这个观点来自对理性力量的过高估价。我们并不始终需要理性，它会诱使独断论者过早地承认某种学说的正确性。
另外，怀疑论者采取了攻势。他们认为，我们理性地坚持信仰，目的是为了得到幸福，而幸福存在于平和的心境。我们意欲对事物的运作方式有信心，不因其不确定性而忧心忡忡。但是信奉关于这一话题的积极或消极的学说永远做不到这一点；它所能做的，仅仅是取代或分散最初的焦虑。只有那些认识到抱有信仰纯属徒劳的怀疑论者才是宁静的。缜密的调查带来的结果是没有信仰，而这又带来了平和的心境，这种心境正是人们在所期望的答案中苦苦寻觅的。因此只有怀疑论者得到了所有其他人都在寻找的东西，那就是平和的心境。但是他们只是通过不去寻找而得到它，它来了便有了。而此种心境的到来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