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历史之源 [9]
有时候据说“资料自己会说话”。这不是真的。摘自《议会记事簿》的那段引文，迄今还几乎没有说出什么。但它或许发出了一阵温和而唠叨的嘟哝声：谁是伯德特？他为什么要去新英格兰？伯德特太太和她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显然需要找到关于伯德特一家的其他参考材料。于是我们决定了我们探寻的特定道路——从起点开始，将资料所提供的和未提供的以及我们所关注的，一一联结起来。
《议会记事簿》中至少还有五处提到了伯德特，通过浏览每一页的页边评论可以找到它们的位置。这为我们的画面增添了些许内容。1633年，一位传教士“乔治·伯德特先生”因为“没有在耶稣的名字前鞠躬”，被一个叫马修·布鲁克斯的人报告给议会。这里有一个小背景需要说明。当时英国在教会统治及改革的性质问题上存在着紧张气氛。布鲁克斯信奉一种温和的新教，支持宗教仪式、循规蹈矩和国王对教会的控制。伯德特则显得更加激进，他反对国王控制和宗教仪式，所以在教堂里没有向十字架行奉承之礼（“在耶稣的名字前鞠躬”）。由于布鲁克斯的指责，伯德特被短期取消了传教士资格，但（第二次记载告诉我们）随后这一资格又被诺里奇主教恢复。然而，1635年伯德特再次因为他的布道（似乎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有敌意）而被取消资格，《议会记事簿》提到了找一位新传教士的必要性。结尾另两处告诉我们，布鲁克斯先生想出价接管伯德特居住的房屋，但该财产后来以每年十二镑的价格租给了一位克雷恩先生。《议会记事簿》中最后一次提到的就是伯德特太太的年金。
这样，把更多的材料放到一起，我们可以开始构造一幅关于伯德特一家及其发生之事的图画。为了让这幅画有意义，人们需要一些背景信息（英国的宗教紧张、雅茅斯的地方政治），这里我们借助的是其他历史学家的著作。这一规律没有例外：历史学家依赖彼此的著作，与依赖自己对历史资料的调查一样多。如果我们在关于伯德特的证据中发现些什么，对已经讲述的现代早期英国的真实故事形成了挑战，那当然很好，但是忽略那些已经提供给我们作为向导的东西，则是愚蠢的。
随着伯德特到美洲去——这是我们故事的下一个部分，我们需要依赖跟新英格兰有关的文献。当然，有大量各不相同的资料从美洲殖民地时期保留至今。遍索这些资料以追寻伯德特的踪迹会花费很长的时间，那么一个历史学家该怎么做呢？好了，有时历史学家恰好就是这样做的：辛苦而单调地搜索每一种能够找到的文献，寻找对他（她）关注之事的记载。在这里，单调是一个关键词。相当一部分历史学的工作是单调的，历史学家的本领之一就是面对这种单调继续工作，期待着那不寻常的发现的时刻。战争有时被描述为漫长的无聊时期，但会被激动人心的短暂时刻所打断。历史学常常与之相似，虽然的确更加安全。
但历史学家的乐趣在于某些事情被发现或揭示的时刻。当然，通常历史学家会同时寻找不止一件事情（为了寻找伯德特而阅读所有的殖民地文献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随后有人想要寻找另一个人，就不得不把它们再读一遍）。有时候，他们所寻找的东西远比一个人的姓名更难形容：它也许是一个特殊的短语或谈话方式，一种只有后来的统计学分析才能揭示的证据的显著风格，或者一个无法准确测定但在长时段中清晰可见的变化过程。
图16 约翰·温思罗普，马萨诸塞总督
那么，我们怎样在新世界找到伯德特呢？我们可以看看现在能找到的各种家谱查询工具。我们可以查阅一本美国传记词典，因为伯德特有可能留下永久性的记录。我们可以求助于关于美洲殖民地的现代著作的索引，期待其他历史学家已经沿着我们的道路走了一段（虽然仅仅指望它带有些懒惰的心思，因为第一次走这条路是乐趣的一部分）。或者我们可以着眼于某些关于新英格兰的最显著、最丰富的证据资料，看看伯德特是否会在不经意间突然出现……
他的确出现了。如果去看看17世纪的《约翰·温思罗普[5]笔记》，我们会发现许多关于伯德特的记载。约翰·温思罗普是17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马萨诸塞总督，他既是一位关键性的历史行动者，又是一位历史记录者。他最初来自萨福克郡[6]，1630年3月来到美洲，乘坐的是“阿尔贝拉号”。他的《笔记》只是关于新英格兰的大量证据中的一部分，这些证据合在一起以“温思罗普文件”之名而为人所知（并且出版）。近年来《笔记》被编辑出版，包括一份多卷的索引，这对我们的研究极有帮助。大多数历史学家不仅利用原始档案文献，也会利用已出版的资料。虽然通常说来最好是看原始文献，但这种愿望常常超越了时间、耐心和研究经费所允许的限度。无论如何，阅读已刊印的版本有其特殊的优势，因为这通常意味着别人替你做了大部分艰苦而枯燥的工作，让你能从索引中摘取柔嫩的果实。
它们就是这样的果实！根据温思罗普的记载，伯德特于1638年11月出现了，他待在一个叫匹斯卡塔夸的地方。他被温思罗普记录下来是因为他再次陷入了麻烦——他为被总督逐出马萨诸塞的人们提供庇护。美洲殖民地是一个充斥着政治斗争的地方，那些仍然坚定地效忠于祖国的人与那些争取更大的宗教和政治自治的人之间存在着分裂之势。作为马萨诸塞的统治者，温思罗普站在后一阵营；伯德特看来却属于前者。
1638年12月，温思罗普做了如下记载：
总督写给希尔顿先生的关于伯德特先生和昂德希尔上尉的信，被他们截获并拆开；于是他们立刻写信到英国揭发我们，尽其所知地检举了我们联合反抗一切权威的事情，声称应该走出英国来对付我们，等等；他们深为总督的信件所感动，却不能加以利用，因为他在写信时声称是希尔顿先生把信给他们看的。
让我们在这里暂停片刻，想一想证据中的奇特之处。首先，我们需要确定其他这些人是哪些人。稍稍挖掘一下索引，发现希尔顿是另一位马萨诸塞的政治家，昂德希尔将要领导一次反对荷兰殖民地的叛乱。请注意，温思罗普在他自己的笔记里以第三人称指代自己，这也许说明他在写一份可能会被其他人阅读的半官方记录。我们在此无法窥测他的内心想法，只知道他选择记录什么。我们还得问自己，温思罗普是怎么知道他的信被截获，知道伯德特写给英国的信的——这里找不到答案。最后，这里有温思罗普对他本人的书信的描述：它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写，以至于发现这封信的人不会对他造成伤害。据我们所知，这封信并不存在，但是想象一下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历史学家将（没有《笔记》的记载）不得不破译一封大概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信件。资料并非透明的、单纯的文献。它们是在特定的环境中为特定的读者所写的；就温思罗普的书信而言，一方面是为特定的读者希尔顿先生，另一方面，表面上则是为疑有的读者伯德特和昂德希尔而写的。
温思罗普笔记里的另一些内容揭示了伯德特与他本人关系的持续破裂，包括1639年5月发现的伯德特写给坎特伯雷[7]大主教威廉·劳德的信，信中对殖民地的自治企图进行了谴责。这封信的复制品在其他文献（伦敦公共档案馆里的国家文件）中被保存下来，这样我们可以将其联系起来为证据提供支持，从而更加确信温思罗普的记载。到1640年3月，伯德特显然已经成了匹斯卡塔夸的“统治者和传教士”（这个事实是在伯德特假装刚从英国来此地传教时被记载下来的）。最后，1640年夏天，温思罗普告诉我们从英国来了一个叫托马斯·戈吉的律师，他去了伯德特所在的地区。温思罗普写道，戈吉在那里发现一切都混乱不堪，因为伯德特先生统治着一切，他放任自由地统治以逞其贪欲，因傲慢和通奸而变得臭名昭著；现在邻居们发现戈吉先生很乐于改革现状，当他[伯德特]被抓起来并必须出庭时，他们对他进行指责，给他制造了这些丑闻。
伯德特被罚款三十镑，于是：
他[伯德特]向英国求助，但戈吉先生不愿理会他的请求，反倒夺走了他的牛群，等等。就在此时，伯德特先生去了英国，可到那儿之后却发现这个国家发生了巨变，他的希望落空了，后来他因为支持保皇党而被投进监狱。
再次稍作停顿。给我们提供这段叙述的温思罗普的记载，声称它是逐月记录他对马萨诸塞的统治。可最后一段话里的细节似乎表明他是在事后写下来的——它告诉了我们伯德特返回英国之后所发生的事情。这些事肯定是在庭审案件过后一段时间才发生的，而且相关消息（越洋）传回马萨诸塞肯定还要再花费许多个星期。此外，“后来他因为支持保皇党”听起来很像是英国内战中发生的冲突：克伦威尔[8]的圆颅党[9]与国王的保皇党相对抗。可是这场战争直到1642年才开始。1640年怎么能知道伯德特的未来呢？除非这段记载是后来所写的。和每一份历史证据一样，温思罗普的《笔记》在使用时需要谨慎、留意。文献很少打算欺骗历史学家，但它们时刻都会愚弄那些粗心的人。
无论如何，现在我们有了另一个关于过去的真实故事，它是从文献资料中拼凑而来的：乔治·伯德特——一位清教传教士和可能的浪荡子，怎样在雅茅斯失去地位，抛妻别子前往新世界，在那里出人头地，孰料又再次跌落，回到英国在内战中支持国王，最后被投入监狱。这个故事是在何地、何时结束的呢？它结束于我们的资料或动力耗尽之时，但在某种意义上总是结束于后者，因为乔治·伯德特的故事还可以和昂德希尔上尉的故事、托马斯·戈吉的故事、英国宗教改革的故事、殖民地自由的故事或者英国内战的故事联系起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它是一个相当令人满意的故事。但我们不要忘记，它仍然存在漏洞。回到雅茅斯，我们不知道伯德特太太怎么样了（虽然我们可能希望她和她的孩子没有乔治也能过上长久而快乐的生活，因为我们能在17世纪末雅茅斯的公民名单中找到姓“伯德特”的人）。我们不知道温思罗普究竟是怎样获得大部分信息的，或者他是否说出了他所知道的所有事情。最糟糕的是，我们并不完全了解乔治·伯德特，他似乎具有让人着迷的矛盾性：一个抛弃自己家庭的宗教徒；一个教会改革者，因为拒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