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历史之源 [10]
我的自愿流放受到了谴责，人们指责我轻浮、虚伪或给我加上更坏的罪名。但事实是：我的行为很正常，也很好地服从于教会……我想要揭露和矫正阁下对我和我的行为方式所做的判决……[他离开的原因是]：激烈而恶毒的起诉，难以承受的费用；最后，在远方得到平静：我在自己的国家仍能享有的东西，它会给我带来极大的欣喜。
这封信通篇的语气很清楚：伯德特想向大主教洗清自己的罪名，大概是为了在某个时刻能够回来。细节这么少，不仅是因为伯德特华丽而浮夸的文风。信中提到“恶毒起诉”的“难以承受的费用”，似乎表明有一个庭审案例：的确，通过查找国家文件一览表（一种非常详细的检索工具）我们发现，1634年和1635年，伯德特因为宗教违法而在高级委员会的法庭上被起诉。这样我们就进一步了解了伯德特离开的原因，但还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我们仍然没有真正明白，他为什么选择离开自己的家庭，而不是在国内为自己辩护。在一个特定的时刻，资料陷入了沉默，历史学家必须开始做些猜测——也就是说，对文件进行解释。
我们没有关于乔治·伯德特对其妻子和孩子的感情的叙述，但我们被告知他的离去使他们“生活贫困”，他在新英格兰受到了“通奸”的指控。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猜测伯德特的婚姻状况很不好呢？这也许是一种合理的猜测——它与证据相符合——但它仍然只能是一种猜测。那么伯德特返回家乡之后的活动又是怎样的呢？如果说伯德特选择为国王而战表明了他心灵上的变化，我们就会指向伯德特在殖民地的经历：一个勇敢的新世界，努力将自己从古老国家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或许是伯德特幻想的部分实现，让他对真实的现实感到惊恐？抑或是我们的传教士一到新家就开始寻找回国的机会，所以把改变效忠对象、反对殖民者而支持君主作为一种策略？二者都是合理的猜测，人们都可以稍加采纳。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但我们可以沿着叙述的轨迹推进，我们已经建起了这些小桥梁。不过我们应该清楚这些桥梁是我们自己建造的。我们当然可以引用证据来支持它们，但不是以否认其在建筑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代价。历史学家不得不建起这些小桥梁，但他（她）不能够也不应该忘记是谁为了什么把它们放在那里，或者忽略每座桥梁都需要付出一些费用：沿着一条令人满意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代价，就是也许会阻塞其他可能的道路或使之无法通行。
因为我们还可以做出其他的猜测。也许伯德特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离开孩子他感到非常痛苦，希望带着他们一起走，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或者迁居的费用不菲而未能如愿。温思罗普关于伯德特纵欲的报告也许只不过是对政敌的诽谤，正如伯德特在给劳德的信中所说，雅茅斯那些反对他的言论都是谎言。英国内战史学家告诉我们，议会和王室双方并不是以宗教为基础平等区分的，所以也许伯德特并不认为他所选择的效忠对象有什么可奇怪的。人们可以沿着这一脉络走下去，但最终必须足够坚决地做出一个选择、跟随一条道路、进行一种猜测，以便继续前进。然而，每一种猜测都应该同样被记住。不停地做出太多的假设，也许会让我们迷失。
资料不会“自己说话”，它也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它们代表别人说话，那些已经死去、永远消逝的人。资料也许具有复调的声音——可以指示方向，提出问题，引向更多的资料。但是它们缺乏意志：当历史学家使之复活时，它们是有生命的。资料是一个起点，但历史学家在此之前和之后都要在场，并使用技巧，做出选择。为什么是这份文献而不是另一份？为什么是这些契据而不是那些？而且，为什么要看契据而不是审判记录？为什么要研究政府报告而不是日记？要探讨哪些问题？采用哪些途径？
但这并不是在暗示，真实故事的方向完全是由历史学家的心血来潮所决定的。文献指示特定的方向以供追随，就像我们搜寻伯德特时所表明的那样。资料还会让人惊讶，在揭示以前未被考虑的新途径上设置障碍。阅读温思罗普的笔记，匆匆一瞥即将我们引向下面那些被探讨的问题。所以紧接着温思罗普对伯德特的第二次记载，我们读道：
魔鬼永远不会停止骚扰我们的和平，使出一种又一种的伎俩。其中有一位塞勒姆的妇女……她因为拒绝在耶稣的名字前鞠躬而在英国遭受苦难……
拒绝在耶稣的名字前鞠躬——像伯德特一样——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但它也将魔鬼、妇女和塞勒姆联系起来（17世纪后期，塞勒姆因为巫术案而臭名昭著，许多妇女在那里被处死）。这个小疑难被理解之后，人们又在浏览对伯德特的下一次记载时发现了另一个例子：一名妇女在波士顿被绞死，她“被撒旦附体，他劝她（被她视为是上帝的启示而实际是魔鬼的诱惑）扭断自己孩子的脖子，她根本没有想到未来的不幸”。令人恐怖但也让人着迷……所以人们开始寻找其他的例子。一个新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从起点被引向资料发出的声音与历史学家的兴趣之间的某个地方。
历史学家不是简单地“从档案中报道”。要是他（她）这样做，很可能只是在重复半真半假或者混乱——如果并非彻头彻尾的谎言的话。因为资料并不单纯，它们的声音与特定的目标一致，事实上也与特定的结果一致。它们不是过去现实的镜子，而是它们自身的事件。我们会猜测，约翰·温思罗普不喜欢乔治·伯德特，他（通过另一个声音）告诉我们伯德特是一个通奸者。这是否完全属实呢？不管它是不是真的，温思罗普为何决定把它写下来、记下备案呢？将某件事情诉诸文字——尤其是在本世纪之前的任何时候——应该被视为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因而需要做出解释。温思罗普的敌意（或许是一种政治上的而不是个人的敌意）会使他提供的证据失效吗？如果是这样，我们会抛开乔治·伯德特的真实故事，把他托付给沉默的过去吗？历史学家做出了选择，继续讲述这个故事。
总是会有新的问题可问。为什么呢？因为新的观察方式，因为此前或此后所见的其他事情，因为不同的探索途径。但首先是因为存在着缺漏、空白、省略和沉默。资料不会说话，不会讲出一切。如最近一位法国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这既是历史的不可能性所在，也是其可能性所在：以完全真实为目标的历史永远无法实现（只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无数的事情仍然无法得知；但正是这一问题容许——或者不如说要求——过去成为一个研究领域而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真实。如果在揭示过去发生之事的过程中不存在问题，那就不需要历史学家（无论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因而也不需要历史了——只需要没有争议或问题的“发生之事”。历史以资料为起点，但也以资料内部和资料之间的分歧为起点。当诺里奇档案馆被烧毁时，这可能是一个悲剧。事实上，那里保存的大多数更古老的文献幸存下来了，虽然大火确实毁掉了无法替代的报纸和照片。我在本章开头提到，当事情面临威胁时往往会看得更加清楚。那么，也许现在揭示了另一件事情：档案必须被烧毁（当然是在象征意义上），历史才能得以发生。我们必须拥有资料——我们也必须拥有沉默。
第五章 千里之行
有句谚语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重建关于乔治·伯德特的某些历史，让我们走出了第一步。现在我们要去向何方呢？
历史学家走过的旅程，以及他们就其兴趣所在而讲述的故事，在长度上各不相同。如我们所知和所做的那样来讲述关于伯德特生平的故事，是完全可能的。但每个人的一生都会与其他人相交叉，而这些历史又与更宏大的变迁相交叉。我们被漫长旅程中的开放空间和在伟大旅程中寻找意义、探求论据的可能性所吸引。伯德特至少是两个更宏大的故事中的一部分，这两个故事即英国内战和美洲殖民。我们也许想知道英国是怎样陷入内战的，或者试图理解在一个勇敢的新世界开拓殖民地——对于被卷入的人们和后来的党派——有什么影响。我们也许还会思考伯德特是怎样适应这些故事——甚或改变它们的。要这样做，我们就得找到一种讲述更宏大故事的方式。
研究历史需要几种类型的猜测。我们已经看到了试图在现存证据中“填补空白”的过程。本章将要探讨的是一个更深层的过程：怎样将大量的材料综合起来，以及用宏大故事所呈现的轮廓去构造什么。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历史学家不仅知道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变化，而且也知道其中的连续性，他们力图解释这些事情。不过，他们还知道曾经走过这条道路的人们，知道其他历史学家的叙述和主张。对这些都必须给出态度：同意、推翻或忽略。创造一个故事的过程不仅仅是把一块砖放到另一块砖上面，直到一座建筑物出现；它需要确定所描述的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处理其他历史学家已经说过的内容，并指出这个故事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从英国内战开始吧。历史学家根据现存证据对这场战争做出了描述，就像人们从《议会记事簿》中重建关于伯德特的记载一样。但它当然意味着多得多的工作——和某些更艰难的选择。人们所关注的证据的类型，无疑会影响被讲述的故事。比如说，如果有人主要关注叙述性的记载、王室的文献和议会的文件，呈现出来的故事就显然是政治性的：17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里，国王查理一世怎样被卷入一张政治、经济和宗教矛盾之网，进而导致战争于1642年在国王和议会之间爆发。查理一世于1649年被处决，英国暂时由议会统治，直到奥利弗·克伦威尔担任“护国公”之职（对共和国领袖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君主式的职位）。1660年，查理二世夺回英国王位。这是一个主要由事件组成的故事：处决国王，双方之间的战斗，共和国内部的政治斗争，新君主的胜利。政治史学家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解释是什么引起了这些事件，他们所提供的答案因其兴趣而有所不同。但尽管如此，大多数人都同意，查理一世的确是一个不称职的君主，他无法将议员们团结在一起；不同的“统治”观念之间存在张力，特别是在君主（对政府拥有最高的控制权）与调停机构（议会在其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之间；国外事件（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