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历史之源 [11]
在这个“政治”故事中，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它又意味着什么？将所有的政治史学家都归入一个阵营是不公平和不准确的。但是这样说也许是合乎情理的，即在“政治”故事当中，变化是通过人的能干或无能来实现的（一个无能的查理一世，一个起初有能力的克伦威尔），它受到意识形态力量的影响（君主制对共和制），并受制于某种偶然性（当战争意外失利的时候）。它还很好地构成一个“宏大叙事”（即延续几个世纪的非常宏大的故事），譬如议会民主之发展中的一部分。这样一种宏大叙事所宣称的“意义”——如第三章结束时所提到的——就是英国政治文化的“优越性”。这种意义也许是明确宣示的，也许潜藏在讲述故事的结构和评论中。对某些政治史学家来说，事件的原因和意义并不需要明确说出来：仅仅叙述事件的过程就足够了。他们感到，叙述本身足以使“发生之事”清楚地呈现出来。
在其最原始的状态下，政治史仍然坚持着19世纪晚期的模式：叙述“伟大的事件”，评判“伟人”（或者其反面，“真正可怕的人”）。否认某些男人和女人（虽然很奇怪，后者被提及的次数没有前者那么多）可以被称作“伟大”，这似乎很无礼，但使用这个称号的依据是什么、它是否说明了被讨论者的情况抑或更多地代表了贴标签的历史学家的偏好，却不是那么清楚。比如说，在什么时候“伟大”逐渐削弱，而单纯的“能力”开始发挥作用？在历史上“有能力的人”就没有扮演任何角色吗？我们正在谈论的“伟大的男人（和女人）”是由谁选择的？我最中意的几位是：安娜·康尼娜[1]，一位12世纪的拜占庭公主，她撰写了最优美的历史著作之一《亚历克西乌斯传》；梅诺乔[2]，一位17世纪的磨坊主，以其关于上帝和造物的极其个人化的观点挑战了宗教法庭；以及埃玛·戈德曼[3]，本世纪初一位积极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经被描述为“美国最危险的女人”，她对俄国革命的评论是“没有舞蹈，就让我出局”。我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们的“伟大”，但我确信你们也有同样正当的理由做出自己的选择。“伟人”的数目之多令人惊讶——或许选择伟大的游戏更类似于挑选各个时代的十佳唱片。
更重要的是，历史原因的“伟人”论——事实上，还有些理论关注的是那些不那么伟大的人所做的决定——取决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导致事件发生的是掌握权力的个人所做的或好或坏的决定。否认政治领袖在行使权力，否认他们的决定会对他人的生活产生影响，是很愚蠢的；但是忘记其余的普通人民所做的反应和决定，是否同样愚蠢呢？战役的胜利也许是经验丰富的指挥官的胜利，但它也是那些勇于战斗和不惧死亡的人的胜利，鼓舞人们去战斗的观念的胜利，支持那些部队的经济制度的胜利，为他们提供武器的生产基地的胜利。无论如何，单独一次战役就改变了事件进程，这种情况多久会出现一次呢？英国内战包括多次战役和各种冲突，所以也许该问的问题是：人们将战争继续下去的愿望有多强烈？
过去发生的事情无疑要受到人们所做决定的影响——甚至支配。但是人们想要做什么与这些想法所产生的实际后果，常常不是一回事。这里时间尺度是一个因素：1517年，当马丁·路德[4]把他的九十五条论点钉在维滕贝格教堂的大门上的时候，他当然是想抗议天主教会内部的某些行为（在他之前，许多人其实已经采用过同样的公开方式）。但要说路德打算改变欧洲的宗教形态，或者在清教与天主教之间掀起无数的宗教战争，这就不一定了。不能让路德独自为后来发生的事情负责：因为他的九十五条论点有一群支持者，他们的选择（以及那些选择的无法预见的后果）也会对事件产生影响。而且，那些选择和后果是在社会结构、经济变迁和文化观念的背景下上演的。
想想社会，我们就会被带回英国内战。社会史学家与政治史学家关注的证据往往不同，尤其是地方性的政府记录，在其中更有可能找到与普通百姓有关的信息。这种信息有些可以用作经济分析——比如去考察纳税申报单、买卖清单和收支记录。20世纪，经济变迁的图景引起了历史学家越来越多的兴趣，这主要是由于卡尔·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关于内战的经典叙述，讲述了一个崛起的“中等阶层”（自由民、商人、地位比贵族低的有钱人）反抗旧精英（贵族、地主、国王）的阶级冲突。在这个宏大故事中，战争变成了“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整体（另一个“宏大叙事”）中的一部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变的重要而长期的过程——前者依靠传统和等级制来运行，后者则是用工资取代了义务，追逐个人利益胜过了传统的保守主义。
当然，马克思主要是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而被人们记住的。但他和他的伙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对历史解释感兴趣，他们试图说明社会在长时期内如何以及为何发生变化。他对历史编纂的影响可能比那个世纪的任何其他人的都要大。虽然历史学家用了很长时间才掌握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但之后他对社会史学家来说变得异常重要。在英国，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开始精力充沛地写作。诸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5]、多萝西·汤普森[6]和杰出的E.P.汤普森[7]等男女学者将这种影响传给了美国的历史编纂工作。在法国和意大利，马克思在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此时德国却与其最有名的后裔之一保持着某种分裂关系。在俄国，马克思对历史编纂的影响（或者说，其实是影响的某种形式）超过了任何其他观点。
事实上，今天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marxists，m是小写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左翼”（远非如此），或者他们必须承认或记住这种恩惠。但是，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已在历史学家的观念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它事实上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了：这一洞见就是，社会和经济环境影响着人们对他们自己、他们的生活及其周围世界进行思考进而采取行动的方式。这并不是在暗示他们完全受到这些环境的控制。马克思本人写道：
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他们不是在自己选择的情境之下，而是直接在碰巧遇见、给定，以及从过去流传下来的情境之下创造历史。
对英国内战或任何其他主题的一切解释几乎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有必要对事件发生时的社会状况，以及参与者的经济地位和兴趣加以考察。不是每个历史学家都会继续谈论“阶级”或者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但他们会，比如说，对特定群体的“崛起”（通常是指经济和政治影响的扩大）产生兴趣，无论是“绅士”，是“中等阶层”，还是“中产阶级”。社会史学家对内战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不一定将其解读为“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但却注意到17世纪的经济变迁（尤其是人口增长、通货膨胀和主导产品从地方市场向全国市场的转变）导致了更显著的社会分层，使一些人变得贫穷，另一些人变得富有。这些变化造成了一种社会不稳定感，这无疑对政治局势产生了影响。
虽然社会史通常关注经济因素——比如，想一想物质条件如何影响着社会变迁，但其兴趣范围要更加宽广。除了研究货物和收入的流动之外，社会史学家还利用进一步的证据——特别是法律记录——去分析普通百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有时这会将历史学家引向不同的方向，提出其他的问题。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影响，使社会史学家能够研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察觉到的行为模式：他们的家庭结构、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对于周围社会空间的安排并赋予其意义的方式。对这些领域的考察可以将历史学家引向不同的旅程和不同的问题：婚姻模式为何发生变化？性别感受如何影响社会行为？许多关于17世纪英国社会的著作根本没有提到内战——对它们来说，它是另一个故事的一部分，并未对它们所关注的变迁产生特别的影响。从这些分析中锻造出了一种不同的“宏大叙事”，它声称要识别出延续几个世纪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这类故事暗示着，15世纪农民的生活与18世纪农民的生活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巨大差别，尽管政治机构和统治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近年来，历史学家对文化的兴趣也越来越强烈了。这同样来自人类学观念的影响。19世纪末期，人类学和社会学像历史学一样“职业化”了。这导致在这些研究人类生活和行为的不同方法之间出现了对立，每一种都试图为“它们的”领域树立明确的界限。不过在最近一段时间，这些学科再次被更紧密地联结起来了：不同的人类学家对分析历史时期产生了兴趣，许多历史学家则研究更加理论化的人类学洞见。在这一背景中所理解的“文化”，不仅仅是指音乐、戏剧、文学之类，它还被用来指称思想的和理解的模式、语言形式、生活仪式以及思维方式。文化史学家接受了马克思的观点——经济环境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而且改变了它的侧重点：认为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他们与社会和经济的关系。可以通过研究特定时期的艺术和文学来了解人们的思维方式。但也可以通过分析在文献资料中发现的语言和行为来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加以探讨。
历史学家戴维·昂德道恩[8]就对内战做了这样的分析，他考察了英国社会各个部分看待自我的不同方式（其中有些因地理位置而有所不同），以及他们对周围世界的想法和恐惧。宗教在这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得到国教支持的传统新教与某些“中等阶层”所鼓吹的更激进的“清教主义”（在昂德道恩看来）之间的差别。前者主要来自绅士阶层，强调服从和仪式，信奉一种和谐的、等级制的、本质上是静态的、由“习俗”来调节的社会秩序。后者与正在崛起的“中等阶层”相联系，拒绝“教皇至上的”仪式，讨厌国家对教会的控制，认为社会陷于破碎和分裂之中，需要虔诚的信徒（也就是他们自己）来改革。上一章里，我们在布鲁克斯和伯德特之间见到过这种张力。
但是，宗教差异也可以被视为更广阔的文化的一部分。非宗教活动，比如足球，成了这种斗争的一部分：对传统主义者来说，足球（常常意味着两个教区之间极为暴力的比赛）是一种强化邻里和地方社区之间的情感的手段；对激进主义者来说，足球是混乱暴力的证明，需要“变革”为不那么暴力的类型。社会是稳定的还是危险的，是和谐的还是破碎的，这个问题影响了不同的思想领域。昂德道恩发现，在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关于“权利”、“责任”和“习俗”的冲突，人们对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