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历史之源 [12]
戴维·昂德道恩关于英国内战的“真实故事”受到了其他历史学家的挑战（主要是针对他所提到的地区和阶级变化的准确性）。但他的分析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即如何将关于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想法熔为一炉。这其实不应该令我们惊讶：无论学者被贴上“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还是“人类学家”的标签，他们都不过是在分析人们如何生存和互动。不同的方法也许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关注的是每个学科认为最有趣或最重要的部分，但职业间的共同之处有时要比它们愿意承认的多得多。历史学也逐渐试图给其姊妹学科以回馈，而不是简单地借用它们的想法。历史学所能做出的一大贡献是推动人们去思考事物为何以及如何随时间而变化。昂德道恩的叙述在这一点上是引人注意的，因为它并不把社会视为静态的或稳定的，而宁愿强调它的破碎和分裂，试图抽取出那些在17世纪竞争得特别激烈的要素。
我们在下一章还会谈到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的分析，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历史学家如何创造更大的故事。我们经常发现自己在谈论“原因”，有时也会谈到“起源”。要了解复杂的过程，它们是有用的常识性表达，但它们也隐含着危险。寻找比如说英国内战的“起源”（如许多历史学家所做的那样），就是在暗中声称，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之前事件本不会发生。如果我们把随后的事件视为一个故事的话，这也许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承认可以讲述的17世纪的英国故事存在多样性（宗教冲突、政治理想、社会和经济变化），那么“起源”的概念就变得更难以捉摸了。无论如何，在有一个“英国”之前可能有一个英国内战吗？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必须确定这个实体在什么时间点可以说是存在的（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至少要把人们带回到15世纪）。
“起源”之前还有其他的故事，事件之后还有更多的事件。
图17 世界被颠倒了：与17世纪英国的政治动荡相伴而生的性别、社会和身体的倒置（1647）
简单地说，以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为例，我们可以指出导致这一过程的因素——同样是宗教冲突、经济力量、意识形态动机，但必须意识到在创造“一个”殖民故事的时候，我们是在综合成千上万的也许不符合我们整体框架的个人叙述（比如说伯德特）。综合总是意味着让某些事物保持缄默。在本书的第二和第三章，我们对两千多年的历史编纂进行了综合。人们必须意识到，如果有更多的篇幅，那么这个故事看起来将比我的简单叙述复杂得多。综合是有用的和不可避免的，但它仍然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不是整个真实。近年来，历史学家（大概还包括整个社会）对综合而成的“宏大叙事”产生了怀疑，因为这些故事往往会忽视任何特殊情形的复杂性。我们确实不像过去那样相信被附加于这些宏大叙事之上的意义了。19世纪末历史往往被视为一种“进步”的叙述，19世纪这一观点几乎到达了顶峰。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军备竞赛，面对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人类束手无策的疾病、周围世界的化学污染等等，20世纪末已经不那么相信“进步”了。这并不是说相反的观点——事物是每况愈下的——就是正确的，这将是另一个“宏大叙事”。但要注意的是，在处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时，我们对讲述伟大故事的人们产生了怀疑，我们希望更多地关注真实故事中的细节。
“结果”和起源同样复杂。美洲殖民化的部分结果是无数土著美洲人的死亡、奴隶制的发展和延续、英国经济长时期衰落的开始、关于政府和政治的新观念的确立、冷战、空间竞赛以及多民族的社会（我们正生活于其间）。谁能说前辈移民们想象到了这些后果呢？谁又敢在这些结果下面划一道线，说“这就是故事的终点”呢？因为没有任何事物会终结，故事引发其他的故事，穿越千里海洋的旅程导向穿越大陆的旅程，这些故事的意义和解释是多种多样的。“起源”只是我们选择的这个故事的起始之处，它决定（也被决定）我们想要讲述的是何种类型的故事。“后果”则是我们的终止之处，此时我们已疲惫不堪。
在试图确定是什么“导致”某事发生的时候，历史学家可以利用许多不同的理论，站在各种各样的立场。大多数人都会承认，除了最简单的层面之外，任何事情都有多重的原因。由于这些原因而发生的事情，反过来又成了后来发生的事情的原因。历史学家试图从这些复杂的事件系列中归纳出模式；有时是很简单的模式，比如关于“重要”人物的叙事，有时则是关于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的非常复杂的模式。过去无疑有许多模式有待发现，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已经存在的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是历史学家提炼出来的模式，还不清楚（本书最后一章将对此做进一步的讨论）。过去的人们对于生活如何运行，有自己的模式，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不是。但这些模式——家庭、性别、政治秩序——又是区域性的、独特的。在从这些模式中提取意义时，历史学家势必要选择在他们看来是重要的东西。
我们考察历史学家对内战所采取的不同研究方法，似乎他们组成了整齐的队伍，人人都穿着本部落的仪式服装，无论是政治部落、经济部落还是社会部落。这当然是过于简化的图像：任何独个的历史学家都会对不同形式的解释感兴趣，会看到同时采用社会和文化解释或者同时考察政治和经济的某种便利之处。事实上我们会感到，在试图“解释”英国内战的时候，我们想要从几种更宏大的故事当中各选取一些内容。不过，历史学家的确为自己划分了队伍，虽然他们喜欢把这些区分归结为其他原因而不是他们个人的原因。在阅读历史学家对这个或任何其他历史主题的叙述时，有必要知道他们往往会采纳这些“部落”立场中的某一种。不存在，也永远不会存在，对战争的唯一一种解释。期待这样一种解释，也许会错失过去的意义——它是复杂的，所以需要我们的关心和注意。任何历史都是临时性的，面对极度的复杂性时试图说些什么。在这里，历史学家有一种沉重的责任：决不要试图声称他（她）的叙述是讲述故事的唯一方式。但是读者也有一种责任：不要因为它们并不完美而轻忽历史；而要把它们当作真实的故事去处理，它们只能是这样。
我在本章开头暗示，伯德特的故事可以是通往更漫长道路的一步。但是正如任何千里之行都始于足下，它的终点也是如此。伯德特提供了一个17世纪英国和美洲背景下的迷人的个案研究。他的信仰和环境促使他穿越重洋，又引领他回到家乡。作为一个传教士——偏偏还是一个激进的清教传教士，他无疑为现代早期世界中冲突和紧张的混合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但不管他的信仰指向何方，他回国后是站在国王一边的。如果伯德特可以暂时代表这里未曾探讨的千百万其他人——以及缺乏详细证据的更多的人，那么我们可以形成一种想法。没有乔治·伯德特，就不会有内战。这并非因为他是一个“伟人”，而恰恰因为他不是。没有伯德特相反的决定，没有他以如此个人化的方式去演完的复杂故事，就不会有冲突存在。历史如马克思所说，是由人们在自己无法选择的环境中创造的。但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影响着那些环境。“环境”、“历史”和“人们”并非是全然不同的事物。他们一同发展，等待历史学家从众多模式中选取一种。我所喜爱的模式是无意图的后果：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发生之事都是人们试图实现特定目标的结果，可他们永不具备足以预见其后果的洞察力。人们出于与当下相关的原因，在与当下相关的环境中行事。但他们的所做所为激起了波浪，超出其自身并向外扩展，又与无数其他人所激起的波浪相互作用。在这些相互碰撞的波浪所构成的模式中，历史就在某处发生了。
第六章 杀猫；或，过去是异邦吗？
杀猫有一段历史。也就是说，它是一种随时间流逝而变化的活动，因此可以由历史学家来描述和分析，就像婚姻、宗教、饮食、航海、种族灭绝、捕鱼、异装癖、闻气味和性行为一样。极其简略的杀猫史大概是这样的：在古埃及，猫受到尊崇和敬重，所以当它们的男女主人死去时，猫会被关在坟墓里陪伴它们的主人，最后窒息而死。在欧洲中世纪前期（约400—1000），猫不那么受尊敬了，通常是自然死亡，比如说饿死。在中世纪后期（约1000—1450），猫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开始与魔鬼联系起来。亲吻猫的肛门被认为是纯洁派教徒和其他异教徒的共同习惯——或者，至少他们的迫害者是这样说的。有些纯洁派教徒还相信它与魔鬼的关联。有人声称在宗教法官若弗鲁瓦·达布利斯死后，黑猫出现在他的棺材上，这表明魔鬼已经驯服了他本人。所以在中世纪，杀猫是因为人们害怕它们，人们会向它们扔石头将其杀死。到17世纪，猫的公众形象进一步恶化：它被视为女巫的密友，因而和它的男女主人一道被处死。在18世纪的法国，有时会有大量的猫在模仿仪式中被学徒和其他人杀死，他们认为杀猫非常有趣。在我们自己的更开明的20世纪，当然不会再杀猫，除非是出于疏忽、喂得太多或者是为了猫的利益。
图18 18世纪的杀猫（和虐待其他动物的）行为。（贺加斯，《残酷的四个阶段》）
上一章我们将历史学家描述为分属各不相同的部落：政治部落，社会部落，文化部落。但我们也注意到，虽然这些标签由历史学家赋予并由历史学家接受（例如在为学术工作做广告时），但它们并未划定牢不可破的界限。不过，有一种实质性区别将所有历史学家分成了两大群体：一些人相信过去的人们在本质上是和我们一样的，另一些人则相信他们在本质上不同于我们。你也许还记得前面的章节中出现过这种区分：大卫·休谟认为所有“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完全一样的，L.P.哈特利则提出过去是一个异邦，人们在那里做着和我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