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历史之源 [13]
我们之所以知道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1]所称的“猫的大屠杀”，是通过一个叫尼古拉斯·孔塔的印刷所学徒在18世纪30年代末所写的一部自传（有些像小说，但总体上被认为是真实的）。达恩顿主张，无论孔塔的叙述是否完全真实，它仍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孔塔期待他的同时代人能够阅读和理解的故事。文献可以向我们展现超出“实际发生之事”以外的“真相”：它们可以说明人们如何思考，说明他们在其文化中能利用的形象、语言和联想。
孔塔是这样描述的：两名学徒，杰罗米（孔塔所虚构的自己）和雷维耶，在一间印刷所里生活和工作，印刷所属于他们的老板雅克·文森特。老板的妻子非常喜欢猫，最宠爱的一只叫小灰。好几个晚上，雷维耶——他是一个非凡的模仿者——爬到老板卧室的窗外像猫一样发出叫声，让他的雇主们无法入睡。老板娘最后下令让学徒们除掉这些可恶的（想象中的）猫，但警告他们不要伤害她的宠物小灰。学徒们开始杀猫，包括他们在附近所能找到的每一只猫——首当其冲的是小灰，它的尸体被藏了起来。他们公开屠杀其余的猫，将它们击晕，然后进行部分的模拟审判，宣判其死刑。他们甚至在处决之前为猫提供了忏悔牧师！老板娘再次出现，确信——但是没有证据——他们杀死了小灰。老板也来了，斥责他们只顾杀猫取乐，而没有继续工作。学徒们笑个不停。“印刷工人知道怎么去笑，”孔塔写道，“这是他们唯一的消遣。”
孔塔在他的叙述中表明，杀猫是攻击老板的一种方式，印刷所学徒的生活并不那么愉快。他将雇主富裕的生活方式和他自己的悲惨状态相对照。养猫当宠物（对它们照顾得比对学徒还好）是作为一种象征，来强调资产阶级老板的自我放纵和他们的生活与工人生活之间的距离。但这并不能真正解释大规模的屠杀或者笑声（它不仅出现在血腥行为之后，也出现在这一行为期间）。要做出解释，我们需要——如达恩顿所指出的——探讨猫在18世纪的各种象征意义。它们仍然与巫术和厄运联系在一起。它们还与上层社会相联系——不仅通过作为宠物而被娇纵，而且通过诸如《穿长统靴的猫》之类的民间故事，也许还因为它们好逸恶劳的天然风度。作为放纵和骚乱仪式的一部分，折磨猫在欧洲文化的若干分支中都很普遍。猫还与女人和性有关；la chatte[2]具有现代英语中pussy一词的双重意义。孔塔的屠猫对于18世纪的法国人来说是有意义的，我们却不会再对这种方式做出反应。孔塔告诉我们，学徒们在未来的许多场合还会模拟重演这场屠杀，讽刺性地描述老板和老板娘的反应，以逗乐他们的同伴。学徒们的笑声——因为它更是一个关于诙谐的故事，而不仅是关于猫的——可以被视为现代早期以嘲笑进行反抗的传统的一部分，它把骚动行为与诙谐联系起来。
这样，我们可以假定一种独特的“18世纪的思维方式”，它将猫与特权、杀猫与反抗联系在一起。我们还能（如达恩顿所指出的）看到一种“思维方式”——它以在模拟法庭上屠猫为乐——与18世纪法国后来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关联。例如，在法国大革命期间，sans-culottes（字面意思是“无套裤汉”，在比喻意义上指代“穷人”）于1792年9月草草审判并随即残杀了一千多名“反革命”囚犯。这并不是说杀猫是杀人的一种预演，而是暗示人们的行为可能具有象征性模式。认为过去存在不同的“思维方式”，这样的看法有许多种标签：“时代精神”（或zeitgeist），“文化意识”，特定时代的mentalité（或“心态”）。
最后一个术语变得最广为人知。心态一词是在20世纪前半期由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3]最早使用的，他和他的朋友马克·布洛赫[4]一道，开创了一种以“年鉴派”方法（根据他们创办的《年鉴》杂志而得名）而著称的新史学类型。年鉴派有几个目标。一个是将历史研究从政治事件（实现了对修昔底德之塔的又一次逃离）转向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另一个是试图探讨更加宽广的历史领域——他们称之为longue durée（长时段），寻找过去的深层趋势。与此相关的是一种愿望，想要将气候变化、地理位置、长期经济变迁等知识纳入自己对历史原因的理解之中。该计划在费尔南德·布罗代尔[5]的《地中海》一书中达到了顶点，这本宏伟著作试图跨越若干世纪探讨这个巨大的地理区域，它将考察的焦点从国王和政府转向了土地、人民和海洋。年鉴派彻底改变了欧洲大陆历史编纂的面貌，虽然英美历史学界并没有明确地采纳它的宏伟目标。然而心态的概念对所有的现代历史学家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心态的思考，是作为摆脱政治史的“常识性”研究方法的一种方式而出现的，这种方式假定国王、国事顾问和官员们是在和历史学家同样“理性”的基础上做决定的（所以当国王未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时，容许政治史学家将国王评判为“坏的”或“软弱的”），但它也是为了解释他们所考察的资料中的某些元素，这些元素似乎与当代关于何为正常的观念不尽一致。例如，马克·布洛赫分析了“国王的触摸”现象——中世纪君主据称拥有通过身体接触治愈疾病的能力。他坚持认为，不能把这种行为当作与严肃的统治活动无关的历史癖好而加以抛弃，它是国王权威的一个必要部分——从而提醒我们，中世纪的权力观念与我们自己的有多么不同。伊曼纽尔·勒华拉杜里[6]（另一位年鉴派历史学家）使用宗教审判记录——与我们在第一章所见到的相似——来描绘农民的心态：他们对魔法、仪式、友情、家庭和性的看法。因此，心态产生于认为过去与现在大不相同的一种感觉，以及要找到方法来分析这些不同（而不是嘲笑它们）的一种尝试。
年鉴派所利用的和后来历史学家所继续利用的，是一个不同学科——人类学的洞见。对社会和文化感兴趣的历史学家发现，他们需要一种方式来思考人类互动的模式，即人们何以行事的未被阐明的（有时是未被承认的）原因。将自己的时间用于研究和分析异文化的人类学家，为思考这些事情提供了有用的框架，给了历史学家一种语言来讨论仪式、社会空间的安排、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控制等问题。心态成了一种简单的说法，用以概括在过去时代所发现的各种假设、实践和仪式。
使用心态这个词意味着，如我所说，认为过去的人们和这个时代的我们在本质上有所不同。稍后我们将讨论这种看法是否正确。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心态的观念还意味着另外两种认知实践：将人类历史的时间跨度划分为不同的时期，以其创造者从未采用过的方式来解读历史证据。
如我们所见，至少从纪元开始，难以把握的宏伟时间被划分为更容易处理的部分，譬如奥古斯丁划分出人类的六个世代。最主要、最普遍的划分是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容许古代晚期，中世纪早期、盛期、晚期，现代早期等细微的差别）。显而易见但不可忽略的一点是：这些划分是由人类做出的，因而是武断的。生活于“中世纪早期”的人们不会——不能——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对他们来说，他们生活于“现在”，正如我们一样。他们对自己的“现在”将去向何方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这是通向世界末日和上帝审判之旅的最后一步，但它仍然是“现在”。我们回头观望，在沙地上随意划线，从中切下这个时期，将纷繁复杂的两千余年裁剪成种种形状，使之更易于理解。我已经提到了几大片：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但是还有通常被我们遗忘的更小的片：例如世纪和年代。“18世纪”是指代1700至1799年的便捷方式，但它仍然是一种武断的划分。在西方历法中，现代只不过运转了几百年，而且现代具有文化上的独特性（例如它在年代上不会遵循犹太人或中国人的历法）。把“世纪”作为比如说“国王统治”的对立面来思考，只是在最近两百年左右才普及起来。当修昔底德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时候，他在为读者制作一份清晰的年表时遇到了障碍，因为不同的希腊城邦用不同的方式标记年代，一年中的不同月份也有不同的名称。他不得不创造出他自己的体系（将战争进行的年份编上从一到六的序号，再把它们分为“冬天”和“夏天”），而我们也继承了我们自己的——同样是创造出来的——方案。
但是，这些沙地上的线条开始有了更广泛的联系：如果我们要讨论“18世纪的思维方式”，我们会不会假定它在1799年12月31日午夜变成别的东西了呢？我们谈论“60年代”和“70年代”的西方，以说明我们认为这些年代所具有的本质性或独特性的东西。但这同样是一种简单的说法——现代历史学家最近开始争论，“60年代”（他们用它来表示一系列文化观念和价值）其实是从1964年到1974年。同样地，另一些历史学家有时会讨论“漫长的18世纪”，也就是说，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通常一百年的世纪。将时间划分为时期，这无疑是有用的，也许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需要对它保持警惕。每一个“60年代”的人都会在头发上戴花、服迷幻药、前往伍德斯托克[7]吗？如果不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生活模式——这种心态——作为那个十年的“基本”形象呢？
最近，多数发达国家都在关注2000年可能发生的灾难，因为它是一个千禧年。这些忧虑有的很极端，例如美国“天堂之门”教的那些信徒们相信上帝的审判即将来临，因而选择了自杀。有的忧虑则相当理性，例如担心计算机芯片因为无法处理新的日期而失灵。不过我们可以记住，生活在一千年以前的人们也经历了某种忧虑——事实上也许更甚，因为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更加坚定地认为上帝要计划终结人类的历史。我们还可以思忖这一事实，即“2000年”（虽然存在微芯片设计上的缺陷）是人类的创造，其基础是一种直到最近才为世界上部分人口所使用的武断的历法。严格说来，当年份从“99”变成“00”的时候，我们认为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时间武断地划分为时期是与人类的生活和历史无关的。虽然千禧年的日期是武断的，但它毋庸置疑地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它在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中被详细地讨论。它促使人们去储藏食物、寻找神灵、抛却信仰、酩酊大醉或者孕育孩子。或许，这就是我们的心智——我们心态的一部分。但它大概不会是21世纪末人们的心智，至少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