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历史之源 [14]
要理解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心态，就得小心翼翼地使用资料。如我所指出的，它要求以其创造者从未采用过的方式来解读资料，寻找他们从未考虑过的意义。这通常被现代历史学家称为“反对谷物的解读”[8]，“谷物”指的是资料想要采纳的方向和主张。显而易见，历史学家解读特定的资料，必然意味着以不同于其创造者的方式来使用它们。比如说，当15世纪佛罗伦萨的官员们创造出被称为catasto的大量税收记录时，其目的在于城市的财政管理。但现代历史学家得到了这一庞大资料，他们将其中的信息录入计算机数据库。这使他们得以看到佛罗伦萨人从未发现（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的显著模式：关于婚姻、生活周期、家庭、性别和劳动分工的模式。
但另一些资料也许更成问题。比如索尔兹伯里的约翰[9]写的《政治制度》，这是一本撰写于12世纪的政治哲学著作。《政治制度》想要给君主政体提供一种模式，而且（和税收记录不同）不仅是为了给作者当代的人阅读，也是为了给后来时代的其他人阅读的。然而，历史学家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解读《政治制度》：注意到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以“身体”来象征社会（国王是头，国事顾问是心脏，农民是脚等等），他们可以坚持这一象征是为了提供一幅“自然”而静态的中世纪社会图景，并将其与中世纪文化中“身体”的其他常见用途联系起来，或许可以由此辨识出一种中世纪的心态。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并不“知道”自己在书写象征化的身体——他认为自己写的是政治。但历史学家可以在他的文本中发现其他的意义。这会不会让我们产生片刻的疑虑呢？要是未来某个傲慢的学者阅读我们的书信、日记、电子邮件，声称我们在写作时并不“知道”自己正在揭示什么，我们会做何感想呢？
我们会感到愤慨（当然，尽管我们已经死去）。但是应该注意到，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文本是有生命的，在作者死去之后文本会继续变化和改动，而无论历史学家是否在场。例如，《政治制度》被后来的政治理论作家所阅读，他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使用它，从中提取出其他的意义。在特定的时刻，它不再是一个好政府的模式，而成了一个来自过去的有趣的时代错置，使更“现代的”思想家们可以提出更好的模式。文本意义的变化过程并不仅限于学术著作：你也许听过美国歌曲作家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歌曲《生于美国》。它是作为一首抗议歌曲被创作出来的，针对的是越南战争对美国军人的后续影响，以及社会如何让他们失望。然而，它却很快被左翼的里根政府挪用为一首赞扬爱国主义自豪感的颂歌。就是这样：写出、唱出、说出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用来表示不同的东西。它也能告诉读者一些关于作者的事情，它们是作者本人都没有完全意识到的。和任何其他著作一样，本书也许充分显示了我的，或许是我这一代人的不自觉的偏见。我为什么要选择我在这些章节中所使用的特定历史事例呢？显然是因为我认为它们有趣、值得去思考，但它们是我的选择，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在特定的时刻所做的选择。
所以，如果我们不仅要了解人们想的是“什么”，而且要知道他们怎样思考的话，那么“反对谷物的”资料解读不仅是容许的，而且可能是必须的。过去二十年间，在文献中发现的语言、形象、象征越来越引起历史学家的兴趣，部分原因在于文学理论家对历史学界的影响。例如，不同时代和地方所使用的侮辱性语言，可以展现文化中的迷人变化：在中世纪人可能被称为“狗”或“山羊”，在现代早期更可能是“老马”[10]或“杂种”。前者来自乡下的环境和动物的象征意义，后者来自关于性和社会幽默的观念。但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它同样是语言问题。在历史学家撰写其真实故事的时候，他（她）如何将过去的心态翻译给现代读者呢？要用谁的话来解释资料（从而解释过去）呢？是死者的，还是生者的？
死者的话可能具有欺骗性。它们有时和我们所说的话相同或相似，却意味着不同的事情：例如，“农场”（farm）对中世纪的人们来说意味着租费或税金；现代早期，“放荡”（lewd或lewed）指的并非是缺乏礼貌而是缺乏知识。当后来的历史学家回顾20世纪80年代，发现多种事物都被从其反面描述为“坏”或“邪恶”的时候，类似的问题大概也对他们产生了影响。孔塔的学徒们把他们的老板描述为“资产阶级”，但它要早于卡尔·马克思对这个概念的更为人熟知的用法，它们不是一回事。
而且，“像过去的人们所理解的那样”描述一件事，实际上意味着以特定的历史人物所理解或希望它被理解的方式去描述事件。记录英国1381年起义的中世纪编年史家，将该起义描述为一场“动物”般的人们所发动的盲目叛乱，但起义者对此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像良好的英国臣民那样行事，是在向国王发出呼吁）。当时英国对法国大革命的报道，也为“无套裤汉”们描绘了一幅近乎野蛮的画面，因为害怕“暴徒”会出现在海峡的这一边，但是同时，革命者认为他们是在为自由、平等、博爱而战斗。
历史学家需要意识到过去语言的微妙之处——比如说，要理解“权利”之类的微妙概念在不同时代、不同地方变化着的焦点和意义，但是历史学家绝不能变成古代词汇的奴隶。“民主”产生于古代雅典，或者我们愿意相信是这样，但没有一个古代史学家会将这个城邦的统治等同于20世纪的代议政治。美国宪法的制定者在普遍和“天赋”的意义上谈论“权利”（“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可他们并不相信妇女和穷人应该拥有选举权，而且他们还占有奴隶。他们并不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们在自己的世界中将某些东西视作理所当然，他们也是这些理所当然之物的产物。不过，如果对你个人有好处的话，将一件事——譬如奴隶制——视为理所当然要容易得多。实际上并不是每一个18世纪的美国人都支持奴隶制，有些政治激进主义者对这种做法进行了严厉批评。时代的话语又一次成了特定人群的话语，因而与权力斗争相纠缠。
然而，生者的话同样会给我们制造难题。使用现代标签来描述过去，可能会导致危险的时代错置，尤其是当那些标签指向一些新近才发明、却声称具有超越时代和文化之普遍适用性的概念时。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允许特定的公民选举特定的官员而将该城邦描述为“民主的”城邦，就是在把关于什么是正确和公正——另外两个棘手的词语的现代联想运用到遥远的情境。当时的人会谈论“共同的善”，谈论“好政府”，拥有他们自己的管理事物的最佳模式。还有一些词可能更棘手：对我们来说，“爱上”某人也许意味着流星、灵魂的伴侣、眼神的交流、一致的心跳等形象。这种“爱”的概念是19世纪的发明；此前时代的人们也会“爱”，但其爱的观念所涉及和意指的内容是不同的，比如说，较少涉及两个个体之间的联系，而更多意指不同的家庭如何通过婚姻被连在一起。这不是要否认过去人们的情感，而是要允许他们有他们的情感，而不是将他们的情感转换为我们自己的。
有时候，运用特定的词汇回溯过去无疑是有用的，它使历史学家能够总结出当代人并不完全了解的某种过程或状态。不过这里的危险在于，创造一个术语的原因被忘记，一次次的使用让它僵化成某种想当然的、未经审查的东西。历史时期和事件特别容易陷入这一过程：例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可以通过其用法的熟悉性，获得一种虚假的连贯性和完整性。甚至像“英国内战”这样实实在在的事情也会出问题：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其他的术语，比如说“叛乱”或“革命”，会更加管用（并且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内容）。无论如何，不存在一场单独的战争，只有一系列的冲突——在17世纪至少发生了三次英国内战。另一个棘手的词是“封建主义”，它用来描述中世纪的社会等级制，人们被土地所有权和相应的义务所束缚。这个词是一个更晚的发明，如同许多人所争论的，它混淆了中世纪的土地与义务、工资、习俗、法律之间各种神秘而异质的联系。尽管如此，它仍在被使用，也许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有用的简单说法。
这将我们带回到心态的概念上来，心态是一个有关时代文化及其如何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简单说法。我在前面提到，区分历史学家的方式之一，是看他们是否相信过去的人们在本质上与我们相同。也许还有其他问题：在使用心态这样的词语时，历史学家是否认为特定时期的思想存在一个整体模式？16世纪的人是否不同于我们？过去的人是否以相同的方式不同于我们？谈论“16世纪的思维方式”或者“16世纪的心态”，可以说明存在一种“16世纪”的特性，这是历史学家可以识别的关键或核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又会引发另一个问题：如果他们与我们如此不同，历史学家究竟如何能够理解他们呢？
有人说，虽然时间的流逝会引起变化，但某些事情是历史上的所有人都会经历的，这些事情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出生、性和死亡。（事实上按照这一思路，大概也能声称所有人都经历过疲倦、头痛和消化不良，但既然它们看起来既没有戏剧性也没有哲学性，我们会将其忽略掉。）有人声称，通过人类的这些关键时刻，能够获得对过去生命的真正理解，再次走进他们的大脑，考虑他们的想法。
问题在于，这三个关键时刻中有两个是我们自己都没有经历的，至少不是以我们所能叙述的方式（我从未听到任何人用令人信服的语言描述过被生下来的感觉或者死亡的感觉）。我们拥有别人观察这些时刻或者与之互动的经验——历史在这里再次登场，因为这些事情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以出生为例：女性如何怀孕，她们如何理解妊娠的过程，出生时有谁在场，出生前后的仪式，对待新生婴儿的方式——所有这些事情都因时、因地而变。古代的某些孕育理论断言，只有男人的种子是必不可少的，女人不过是一个容器。中世纪有的医生认为女人也提供“种子”，有人则相信女人必须达到高潮才能怀孕。但到19世纪，男人不知怎么忘了女人是有高潮的。中世纪偶尔会采用剖腹产，但它负载着魔鬼的含义，因为孩子不是“女人生的”。如今剖腹产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