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历史之源 [15]
死亡——别人对死亡的经历和理解——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前基督教时期的战士希望遭遇迅速而短暂的死亡，期待在战场上英勇地死去。基督教骑士期待漫长的死亡，这样他们可以知道随后发生的事情，并有时间准备好自己尘世的美德和自己的灵魂。有些人曾经认为作为一种丧葬形式把人吃掉是恰当而且可敬的。另一些人认为将数百万同类锁在集中营里有计划地杀死是合理的。他们的敌人则认为扔下威力巨大的炸弹，在瞬间杀死千百万人是一个好主意。某些死去的人认为自己的灵魂会在新的身体里重生；另一些人认为自己会生活在这个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更多的人认为什么都不会再发生，死亡是一个大大的句号。
这里的关键是，虽然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确实会出生和死去，但他们对这些过程的看法却迥然不同，很难从中发现什么“本质”可供历史学家把握。性（它无论如何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不管是出于选择还是偶然）甚至更加混乱。任何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观念，以确定年龄、性别、肤色、地位、目的、期限的哪些组合形式是可取的、可能的、可允许的和可敬的。
但今天仍然活着的每一个人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往往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偏见聚在一起，我们个人的想象也许没有那么丰富。但在整体意义上，我们是多元的、复杂的和不寻常的。我在本章开头指出，20世纪的我们不再杀猫并从中取乐。总体而言这当然是对的，但它并非故事的全部。虽然我从未看见它发生过，但我读到了足够多的记载——美国的年轻人用焰火来折磨猫，因为觉得这很有趣——令我怀疑它仍旧存在于现实中。心态的问题——或许也是解决之道——在于，过去的人们不同于我们，正如我们不同于我们自己。在特定的时刻，他们——还有我们——保持着不同的行为模式，历史学家当然可以找出这些模式，但他们既不和我们完全相同，也不和我们完全不同。也许历史学家所能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帮助我们反思这一整句话，回顾过去以重新审视现在。
这就提出了我们认为历史是为了什么、我们为何要费心去研究它的问题。下一章，我们将对真相和解释，以及历史何以重要做出进一步的思考。
第七章 说出真相
1851年5月28日早晨，在阿克伦市[1]一座拥挤的教堂里，一位自称索杰纳·特鲁斯[2]的女性站起来，在俄亥俄州妇女权利大会上发表了一番演讲，她过去曾是个奴隶。索杰纳·特鲁斯所说的内容有两种记载。这是第一种（因为篇幅原因而稍做了编辑）：
我可以说几句吗？……我是一个坚持妇女权利的人。我有和男人一样多的肌肉，可以做和男人一样多的工作。我犁地、收割、脱壳、砍伐、除草，哪个男人能做得比这更多？我多次听说过性别平等。我能扛得和男人一样多，也能吃得和男人一样多，要是我能得到那么多食物的话。我和在场的任何男人一样强壮。至于智力，我只能说，要是女人有一品脱而男人有一夸脱[3]的话——为什么不能让她装满自己的一小品脱呢？你们用不着担心我们拿走太多而害怕给我们权利——因为我们没法拿走比我们的品脱更多的东西。可怜的男人似乎慌乱不堪，不知如何是好。……我听说过《圣经》，知道夏娃让男人犯下了罪孽。好吧，要是一个女人推翻了这个世界，就给她个机会把它再翻过来吧。那位女士说到耶稣是怎么从不弃绝女性的，她说得对……耶稣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是通过创造他的上帝和生下他的女人。男人，你的作用在哪儿呢？……但男人待在一个紧张的地方，贫穷的奴隶要针对他，女人也要针对他，他当然就两面受敌了。
这是第二种记载（也经过了编辑）：
好了，孩子们，这么吵吵闹闹的准是出了什么问题。我想，南方的黑人和北方的女人都在谈论权利，白人男性很快就会遇到麻烦了。……我不是一个女人吗？看看我，看看我的胳膊……我犁地、播种、把粮食收进粮仓，没有人听得见我说话——我不是一个女人吗？我可以干得和男人一样多，吃得和男人一样多（在我有那么多食物的时候），还要承受责骂——我不是一个女人吗？我生了十三个孩子，眼看着他们大多数被卖去做了奴隶，当我带着母亲的悲痛哭喊的时候，除了耶稣之外没人听见——我不是一个女人吗？当他们谈论头脑[智力]的时候，是怎么看待女人的权利或黑人的权利的呢？要是我的杯子只能装一品脱，而你们的可以装一夸脱，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把小小的一半容器装满呢？……那个穿黑衣服的小个子男人[一位牧师]，他说女人不能有和男人一样的权利，因为耶稣不是女人。你的耶稣是从哪儿来的？……从上帝和一个女人。男人跟他毫无关系。
第一段记载是由马里厄斯·鲁滨逊写下来的，他是编辑塞勒姆市的《反奴号角》的一位白人男性。他记录的版本于1851年6月发表在该报上。第二段记载于1863年4月发表在另一张报纸——纽约的《独立报》上，记录者是一位白人女性作家弗朗西丝·达纳·盖奇。两个版本还为特鲁斯的演讲描述了不同的听众。鲁滨逊（实际上还有其他资料）显示的是支持呼吁妇女权利者的一场集会，与会者怀有敬意地倾听着。盖奇说的却是由傲慢的男性和羞怯的女性所组成的充满敌意的人群，其中有些人不想将奴隶制和种族问题与对妇女权利的呼吁联系起来。那么，哪一种记载才是真相呢？
前几章还有其他的问题尚未解决：历史学家能否理解和接近过去的生活？他们写下的故事是否是“真实的故事”？历史的意义会是什么？我想我们在结束这本小书之前可以实现这些诺言，我们可以从尝试回答上述问题开始。
约1797年，索杰纳·特鲁斯在纽约州的阿尔斯特县生于伊沙贝拉·范·瓦格伦的家中。她是一个奴隶家庭的孩子，主人是一名曾在美国革命中参战的上校。大约三十岁时她成了一位自由女性，虽然她的孩子们仍然是奴隶。她虔诚地信奉宗教，不识字，但显然具有坚强的个性。1843年，她开始使用响亮的新名字，参加了废奴运动、美国内战和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她的详细生平见于其口述自传《索杰纳·特鲁斯自述》，该书出了好几个版本。她在世时已经成了一位知名女性（见过三位不同的美国总统），成了非裔美国人的反抗意识和女性主义声明的象征，现在主要因“我不是一个女人吗？”的演讲而被人们记住。
我们还有关于19世纪奴隶和曾经是奴隶的那些人的生活的其他记载，许多是由那些人自己记下或口述的。这样，人们也许会试图重建当时美国黑人的心态——一种共有的思想和语言模式，从而确定阿克伦演讲的哪一种记载更符合这一模式。这会让我们倾向于盖奇的记载：它是用方言写成的（因为一个不识字的黑人妇女肯定不会说第一段记载中那种准确的英语），它“可信地”缺乏对“智力”之类抽象概念的了解，它还回荡着口头表演那诗歌般的回响——“我不是一个女人吗？”这和美国黑人的宗教布道传统有所关联。
但把心态作为一个概念的问题在于，它会削平一切差异，将复杂的人类特性浇铸成一幅某时某地的“常态”画面。这些“常态”要素不可避免地被从资料，通常是写下来的文献资料中提取出来，它们本身就代表了人们如何说话、思考和行动。历史学家内尔·埃尔温·佩因特[4]——索杰纳·特鲁斯的传记作者——告诉我们，特鲁斯通常并不喜欢用方言记录她说的话。我们或许认为与发音一致的拼写方式代表着真实，特鲁斯却怀疑它贬低了自己不得不说的话的意义。确定阿克伦演讲的第二种记录是真实的——因为它看起来更像是我们所期待的一位未受教育的黑人妇女所说的话——就是将个体的索杰纳·特鲁斯熔入“黑人妇女”这个熔炉，而没有问自己是如何会有这种期待的。不是说不能尝试对心态进行更微妙、更敏感的重建，而是说假设只有一种不变的模式是危险的。心态会使变化和差异变得模糊，它还会隐藏斗争和冲突的存在。索杰纳·特鲁斯所从事的正是这样一种斗争：在内心深处，促使白人男性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性别和种族。
图19 索杰纳·特鲁斯
要确定哪种记载是真实的，要理解作为历史行动者的索杰纳·特鲁斯，就会发现历史学家在两种规则之间进退维谷。一方面是对过去事件的想象性重构：询问他（她）自己“如果我在那座教堂里，我会听见说了些什么？它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是冷酷的侦探：质询资料“你们哪一个在对我说谎？”英美历史学家喜欢把这种二分法描述为作为艺术的历史和作为科学的历史之间的冲突，询问我们的主题究竟属于哪一个阵营。但这是并且总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它任意曲解了艺术和科学这两者的性质，假装后者不包括想象或领悟，而前者不具备严密的观察或系统的技巧。它还分裂了两种类型的知识：以意义和理解为基础的真相，和以呆板的事实和平庸的“真实”为基础的真相。换言之，它是在问一个古老的问题：历史知识是主观的（依赖于观察者）还是客观的（独立于观察者）？
如果我们采用“侦探”的立场，也许会认为阿克伦演讲的第一种记录是真实的。它的撰写时间与事件最为接近，作者很熟悉索杰纳·特鲁斯并对语言很敏感，所以（如佩因特所说）不太可能漏掉那个由漂亮的短句“我不是一个女人吗？”组成的四叠句。通过对证据做这样的细致分析，现在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鲁滨逊的记载是真相。
然而，历史学家作为侦探的形象（它深受一代代作家的热爱）忽略了犯罪故事的最后一个篇章：法庭现场。侦探力图确定哪种记录是对的、哪种是错的，但只有在陪审团宣布判决以后故事才算完成。因为面对真相与谎言之战的观众也得确定相互冲突的故事的意义所在。在历史中和在法律中不一样，同一事例可以重新尝试许多次。这暗示着两件事情：首先，事实与意义之间的对立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没有任何“事实”和“真相”可以在意义、解释、判断的语境之外被说出；其次，真相从而是一个一致同意的过程，因为什么成为“真相”（什么被承认是“真实的故事”）有赖于同侪的普遍（如果不是绝对的话）接受。
有可能，鲁滨逊对索杰纳·特鲁斯演讲的记载比盖奇的诗化版本更加准确。但盖奇的重述也许抓住了那位妇女的一些不同的方面：她是如何行动的？与她熟识的人是如何理解她的？然而，最终我们还是不知道。历史学家可以想象他（她）自己回到那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