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历史之源 [16]
确定“哪个版本是真实的”，还意味着要把某个版本变成需要抛弃的碎片。但我们愿意将“我不是一个女人吗？”这样美好的东西弃若弊屣吗？这并非建议历史学家不应该追求真相，因为，如果没有别的东西，真实的故事是最有可能说服陪审团做出一致判决的。但有必要指出，如果追求一种唯一的、整体的真相，我们就会使另一些可能的声音即不同的历史陷于沉默。
这不仅仅是一个夸大其词的告诫，因为压制其他历史故事的过程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修昔底德的政治史之塔遮蔽了其他的声音、其他的过去，虽然（我们已经看到）在各个时代都有一些从那些围墙后部分地逃离。然而，这座塔只是在20世纪才开始倒塌，在最近三十年才最彻底地倒塌。现在，政治史和事件叙述跟其他的真实故事一道享有尊崇的地位，那些故事是关于一切时代、地方和文化的绝大多数人民的。社会史从“除去了政治的……历史”（如英国历史学家G.M.屈威廉[5]曾经描述的那样）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争论不休的、强有力的领域，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年鉴派的心态结合起来，去理解过去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它们如何共同影响着“实际发生之事”。至此应该清楚了，普通民众的行动也能产生“大”事件，正如一小群国王、政治家、统治者等精英分子所做的决定一样：没有乔治·伯德特就没有美洲的殖民化，没有无套裤汉就没有法国大革命，没有索杰纳·特鲁斯就没有奴隶制的废除。
但是社会史又产生了更多的问题。战后时期，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开始质疑女性是否愿意被纳入“（男）人类”（mankind）这个概念，开始考察女性是否拥有她们自己的历史。对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女性地位的研究，描绘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故事——女性艰难地逃离男性世界的进步叙事。譬如几乎可以肯定，14世纪末的女性要比她们15世纪末的姐妹们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和经济独立。妇女史研究计划最初是为了恢复那些“被历史掩盖”的声音，近年来又引发了新的问题：不同时期的两性关系和性别服从模式，以及它们影响其他生活和政治领域的方式。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控制自己王国的方式，到英国公立学校训练强壮的基督徒小伙子（他们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官阶层），人们对某人“作为”一个女人（其实也包括“作为”一个男人）的言行举止的期待随时间流逝而发生了变化，并对其他的行为模式产生了影响。
特别是在美国，黑人历史学家致力于恢复他们自己过去被掩盖的声音，他们发现存在着大量的证据：不仅有主人对奴隶的控制，也有黑人（无论如何不全是奴隶）自己的歌曲、记述和自传。和性别一样，“种族”——作为一种思考和观察的方式——也成了一个多产的研究领域，用以考察人们如何理解自己对其他人的征服并使之合法化，以及那些被奴役者、被殖民者是如何处理这种经验的。这些历史试图挑战传统历史的单调声音，不仅要为其他的观点和故事找到一席之地，而且要让历史学家意识到他们是在多么不假思索地想当然。既然历史学家往往为自己质疑一切的能力而自豪，这只会是一件好事。最近的例子是那些考察男女同性恋者的历史学家。考察不同时期人们的性别认同和性行为方式，不仅对发现这些人过去确实存在（例如人们可以在一份中世纪的宗教审判记录里找到对一个同性恋男子的审讯）很重要，也极大地挑战了当代关于何为“正常”和“自然”的假设。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古希腊人似乎并不把男人之间的性行为和男女之间的性行为视为两种相反和对立的行为。“同性恋”和“异性恋”这两个词（以及就性行为而言的gay和straight[6]）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经由这些思想再回到真相的问题，确定一种记载优于另外一种的危险在于，它是为了把“历史”浇铸成一个单一的真实故事。这也是寻求一种“客观的”或“科学的”历史所遵循的逻辑——就其意欲实现的目标而言，它们都是不可能的。这两者都说明了，主观的历史学家（具有他们自己的成见、阶级利益和性别政治）试图将他们的事件版本作为唯一可能的版本呈现出来。然而，认为历史[7]中存在单一的真实故事，这一观念仍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而也具有极大的危险性。报纸每天谈论“历史”会如何对政治家或事件做出评判，政治家在“历史向我们表明”的基础上为外交政策辩护，全球的战争集团以“他们的历史”为基础证明其杀戮的正当性。这是省略了人的历史——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也不管现在它被用作何意，都要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选择、判断、行为和观念。给过去的真实故事贴上“历史”的标签，是为了让它们看起来是独立于人的参与和作用而发生的。
不过，上述说法绝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应该放弃“真相”，仅仅专注于讲“故事”。历史学家必须坚持做资料允许做的事情，并接受它们所不允许的。他们不能创造新的记载，或者压制与自己的叙述不一致的证据。但正如我们所见，即使遵循这些规则也不能解决过去所留下的每一个谜团，不能产生一个单一而简单的事件版本。如果我们能接受“真相”（truth）并不要求一个大写的T，而且并不是外在于人类生活和行为而发生的话，我们就可以尝试在其偶然的复杂性的意义上说出真相——或者其实是许多个真相。任何其他做法，都不仅辜负了我们自己，也辜负了过去的声音。在讲述索杰纳·特鲁斯的故事时，我们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鲁滨逊对其阿克伦演讲的记载可能更加准确（对我们得出这一判断的过程做了解释），但我们还应该讲述盖奇的版本，将二者同时置于更广泛的“真相”之下：那位杰出女性的语言和行为意味着和将要意味着什么。我们还要指出自己不知道和无法知道的东西：倾听索杰纳·特鲁斯的口头诗歌所产生的魔力，可以被报道，却无法被重建。死去的声音，也必须允许它们保持沉默。
我在这里提出的建议有点复杂，但其重要性需要仔细解读。放弃“真相”和一种历史的观念不会导致绝对的相对主义，后者认为事件的任何版本都和任何其他版本同样有效。例如，它不会为那些否认大屠杀曾经发生的骗子和空想家们提供支持。纳粹有计划地杀害过六百多万人的证据是压倒性的。试图争辩说它从未发生过，是在亵渎过去的声音，压制对这一被扭曲的论点不利的证据。对于那些不那么使人忧虑的例子来说也是如此：放弃“真相”不等于放弃准确性和对细节的关注，例如，认为新世界的殖民化从未发生过的看法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否认殖民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大量土著美洲人的过早死亡为代价的，也不能成立。
然而，争论大屠杀意味着什么却更为复杂。对这一问题的一致看法确实很强大，所以我们都知道大屠杀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罪恶行径。我们可以有根据地断定，它是人类曾经对自己的同类所犯下的最邪恶的罪行。但就算同意这一判断，我们也得当心这是否会阻止自己进一步提问，从而把大屠杀变成一种不仅是道德上而且是研究上都无法逾越的障碍。例如，这一可憎的行为是由谁犯下的？如果我们的答案是“阿道夫·希特勒”，我们就会忽略那些积极参与或被动卷入这一罪行的德国人、奥地利人、法国人、瑞士人和其他人等。如果我们仅仅考察德国的反犹太主义，我们就会遮蔽这一时期其他国家内部的反犹太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因素（例如战前由奥斯瓦尔德·莫斯利领导的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这些复杂性并没有减轻在德国集中营里所犯下的罪行的恐怖性和残暴性，但它们有望引导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而不是怪物）能够做出些什么。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那么，如果历史是如此复杂、如此困难而且不完全可靠，为什么还要研究它呢？历史为什么重要呢？有时人们会说，我们研究历史是要为现在获取教训。这种说法使我感到吃惊，它是有问题的。如果这样说是指历史（或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有待学习的教训，我至今还未看到任何人在课堂上专心致志地学习教训的例子。不考虑其他事情，如果这些教训（模式、结构、必然结果）存在的话，它们会允许我们预测未来。但它们没有；和以前一样，未来仍然是晦暗不明和令人激动的。但是，如果我们说的是过去为我们提供了吸取教训以供思考的机会，我会更加信服。回想人类过去所做的事情——坏的和好的——为我们提供了例证，我们可以借此思考自己未来的行为，正如对小说、电影和电视的研究一样。但是，想象过去事件所拥有的具体模式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和决定提供样板，就是将一种无法实现的确定性希望投射到历史上去。
本书开头提到的另一种看法是，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同，正如记忆之于个人一样。这作为一种现象当然是对的：不同的群体，从信仰新教的北爱尔兰人到因纽特人，都把过去的事件作为其集体认同的基础。但它也是一种危险，欧洲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血腥冲突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将自己的认同部分地诉诸过去，但是为过去所束缚则意味着失去我们的某些人性，失去做出不同选择的能力和选择认识自我的不同方式的能力。
有时人们还认为，历史可以向我们展现关于人类状况的某些深刻而根本的洞见；通过审视过去，我们可以发现自己生活的某种内在脉络。兰克的“仅仅说出事实是怎样的”，也可以被转换成“仅仅说出本质是怎样的”。历史学家长期承担着这样的工作：探测人性、上帝、形势、法律等事物的“本质”。但“本质”对我们今天有任何意义吗？我们相信在不同的人们和时代之间存在任何“本质的”联系吗？如果相信，那是因为我们希望展示普遍的人权，希望牢牢把握住体面和希望。我们也应该如此。但是在这里，历史学家没有，也不应该有太多的用处：历史学家可以提醒我们“人权”正如“自然法”、“财产”、“家庭”等概念一样，是一种历史的创造（尽管如此，它却并非不“真实”）。“本质”会让我们遇到麻烦，就像当我们相信“（男）人”（man）这个术语总能代替“女人”，或者认为不同的“种族”有其内在的特征，或者想象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