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历史之源 [7]
兰克在暗示着不同的东西。他要对文献进行详细的分析，不让富于幻想的灵感“歪曲”结果，服从审查和验证的“科学”观念，从而能够“仅仅说出事实是怎样的”。历史学家是枯燥记录的详细调查者，是准确问题的冷静而冷酷的分析家，是客观真相的公正而严厉的仲裁者，这样的形象至今还留在我们心中（尽管令人欣慰地加入了另一些不那么干瘪的形象）。兰克的研究方法不是唯一的：法国历史学家朱尔·米什莱[25]（1798－1874）也从档案中汲取灵感，但他的历史著作浪漫而且热情洋溢，迷恋于怪异的人物和边缘群体，譬如女巫和异教徒。米什莱并不总是很准确，但他的才能和想象为后来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灵感模式。
无论如何，兰克的实情与他的形象略有些不同。他确实使用档案资料——虽然在他之前其他人已经在这样做了，实际上他著作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参考文献都是过去学者研究过、出版过的文献。和之前的其他人一样，他的客观性目标部分是达成的，部分是未达成的。那么他改变了什么呢？或许在于两点。
首先，如果吉本如我所说标志着历史作为一种使命（人们因为历史本身而选择去研究历史）的开端，那么兰克则确立了一种作为职业的历史。兰克留下的一大遗产是历史学家的工作研讨班，在那里，年轻学生聚集在一位功成名就的学者周围，通过直接研读原始资料来学习技艺。在教育经费许可的情况下，这种模式仍在指引大多数年轻的历史学家熟悉这个行当。
其次是一再出现的格言：“仅仅说出事实是怎样的”。这个短小而平淡的句子激发了关于历史实践和历史哲学的许多论著。它是历史学家（不仅仅是兰克）逃离“真实故事”的范式，砍掉第二个带有虚构意味的术语，让历史仅与“真实”相关的一种尝试。我们将在下一章进一步讨论这种观点。现在让我们注意一件事情。兰克说“仅仅说出事实是怎样的”，他其实是在引用一位更古老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这是兰克的忠实所在。无论兰克为历史提供了什么别的东西，他又一次回到了政治事件之塔。他的资料是关于统治者、国家、民族和战争的资料。我们再次逃开，却陷入了分裂，因为反对兰克的看法又会将历史编纂分解为完全不同的部分。如今很少有历史学家简单地称自己为“历史学家”：我们是“社会史学家”、“文化史学家”、“女性史学家”、“科学史学家”或者真正的“政治史学家”。这是本书以下内容不打算接着叙述历史编纂发展的原因之一：内容实在太多，不同的分支也太多。作为替代，下一章我们将通过考察特定的主题和问题，更多地探讨20世纪的历史编纂。
当然，认为历史编纂的发展“终止”于19世纪中期是可笑的。我以兰克作为终点，部分原因仅仅在于，我没有能力将自此以后历史编纂所采用的无数方法构成一个连贯的叙述。但是这种看法也有些道理。自兰克之后，任何类型的历史学家心中最初的、首要的观念就是“真相”，它可以通过忠实于资料而着手进行探究或最终企及。自19世纪以来，历史声称自己既有实用性又有功利性，这往往是基于认真利用证据，而不是修辞的优雅或哲学的敏锐。
19和20世纪历史学日益制度化，推进了这一进程。历史只是工业革命后逐步“职业化”的大量学科中的一个；实际上，它被确立为大学研究的一个严肃主题，确实比其他某些人文领域更晚。19世纪晚期，历史学家开始建立职业团体（譬如美国历史学会），创办学术刊物。整个20世纪，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为博士头衔而学习，在大学院系里工作，并坚持“专业人员”的权威地位。上世纪末历史之所以能职业化，部分原因在于，现代国家维持一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经济能力增强了。随之而来的结果之一是出现了历史应该服务于民族国家需要、创作“民族”历史的期望。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定了不同国家的早期职业历史学家所提历史问题的类型：英国自视为议会民主的顶峰，并为自己的帝国而骄傲；法国人将1789年革命视为现代国家创建的开端；德国人颂扬其文化和种族的“优越性”；美国假定与欧洲模式间存在“不同”，并为此自豪。历史学的职业化并未将历史学家从其独特文化的需要和偏见中解救出来；如果要说真的有影响的话，那就是这种需要和偏见得到了强化。
既然我得益于这个职业体系，对它发出任何过多的悲叹都会显得很无礼。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学家为职业地位付出了某些代价。首先，在一般读者大众与专业历史学家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多的隔阂：一般说来，为学术期刊撰文或者在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意味着为不超过五百人的读者群而写作。对于每一个读者来说，许多有趣的、重要的内容被隐藏在了令人不快的大片专业注释当中。其次，成为“专业人员”有时会让历史学家假装超然于现在和过去，并对其做出客观的判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些主题，但这里只需注意，“专业的”并不意味着“公正的”，它主要表示“有报酬的”。现在历史学家要靠他们所做的事情谋生，这意味着要应对大学委员会、基金理事会以及要求同行评审的出版人的期望。历史学家和大多数人一样在既定的利益网络中发挥作用。最后，职业化还会导致分裂。很少有历史学家认为自己是一个广阔领域的专家，他们往往以特定的方式从事专门的研究。我不能确定这些分裂是“坏事情”；它们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能是建设性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它们的确意味着“历史”（无论是就历史学家的工作，还是就他们对过去所做的描述而言）绝不能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一章围绕资料的使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历史记述中的“真相”，考察了相关观念的发展。我试图表明这些问题具有悠久的历史，对它们的回答也多种多样。如果事物在过去是不同的，那么在将来也会发生变化：辩论尚未结束。本书后文将进一步探讨“真相”以及我们与过去间的关系。不过下一章我们会更深入地关注资料，以及历史学家能用它们做些什么。
第四章 声音与沉默
1994年8月1日，在诺福克和诺里奇档案馆[1]工作的一位管理人员打开一盏灯，建筑物随之爆炸了。开关里微小的电火星点燃了泄漏的煤气。工人被炸倒，但是活了下来。档案馆却没有。消防队员努力控制火势，工作人员设法挽救保存在那里的文献。当火最终扑灭的时候，三十五万册图书和一些历史记录已被烧毁，建筑物内部也已毁损。
为什么从这里开始呢？这一章和接下来的两章，旨在阐明历史学家怎样展开研究历史的工作。我们将利用原始证据，从历史中探索出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从未被讲述的故事。历史学家的工作始于过去时代的资料和文献，诺里奇档案馆曾经是而且仍然是这些资料的贮藏之所（它也正巧位于我工作的城市）。不仅如此，当事物面临威胁——譬如一场火灾的时候，往往会看得更加清楚。幸运的是，幸存下来的文献要比被烧毁的文献多得多。但是火灾的确破坏了某些几乎同样重要的东西：诺里奇档案馆赖以运作的分类系统。幸存的记录被转移到新的建筑里，档案馆重新向业余爱好者和专业研究者开放。但在人们利用这些资料之前，诺里奇档案馆不得不重新编订目录，安排保存方式，并重新制定查找特定文献的程序。历史学家的工作从资料开始——但只能在档案管理员对那些资料进行分类、整理之后。
历史学家常常提到，被研究的事件发生之时或稍后形成的历史文献是“原始”证据（就像犯罪行为的“第一证人”）。“二手”资料指的是其他晚一些的作家的著作。不过，这只是一种有用的简单说法，并非严格哲学意义上的区分，因为二者之间的界限可能很难划分，而且“二手”资料也是它们自己时代的“原始”证据。
在储藏过去文献的意义上，档案馆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至少从15世纪开始，诺里奇的公民就很注意将与自己历史有关的文献安全地储存、保管下来。这是因为旧文献是权力的表现，尤其是那些与土地所有权和法律权利有关的文献：出示一份旧（因而是权威的）文献作为证据，有助于赢得一场辩论。当然，在律师搜寻与委托人买房子有关的旧文献时，这一说法仍然是对的。但从18世纪前后开始，制度化的文献档案开始出于不那么明确的原因得到保存和管理，部分原因仅仅在于它们很有趣。诺里奇档案馆只是数以千计的档案收藏处中的一个。大多数国家都有国家档案馆，比如伦敦公共档案馆，或者巴黎国家档案馆。有些档案馆已经衰败并几乎被遗忘了，比如纽约市的一家，我听说无家可归的人有时就睡在其书架中间。还有一些是私人档案馆，属于家族、公司或宗教团体所有，历史学家必须得到特别许可才能使用它们。有些档案馆是关闭的、不允许使用，包括（直到最近）东德共和国的档案馆和梵蒂冈档案馆的一部分。偶尔也能在其他地方发现大批的资料。最近一位历史学家找到了许多14世纪的宗教文献，它们被存放和遗忘在一座意大利教堂的钟楼里。不过，这样的发现很少见，这些东西通常会以被关进某地的档案馆而告终。
档案馆不仅仅是仓库。它们是系统化的信息库，由专业人员照料和呵护着。这一点由于两个原因而显得重要。首先，过去的资料不是以内在一致的整齐模式保留下来的。只要想象一下，如果本书各页不是按照数字顺序装订在一起，而是杂乱一堆地交给你，会是怎样。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弄清它在说些什么！档案管理员将过去的遗存之物按照某种顺序存放，以便其他人能够使用它们。其次，现存资料的数量非常庞大。仅诺里奇档案馆就收藏了大约两百万份不同的文献。一位历史学家将它们全部浏览一遍，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作为替代，档案管理员花费时间编出一些被称为“查档指南”的东西。它们是文献目录，通常附有简单的内容提要，以便历史学家知道要让档案管理员把什么拿给他（她）。
那么什么是“资料”呢？令人惊讶的是，直到现时之前，它都是某种排他性俱乐部的物品：绅士学者对资料进行评估，就其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判断，得出适当的结论，同时评判资料中的观点是否公正。某种资料据说比另一种“更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