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历史之源 [6]
这里所勾勒的变化也许暗示着，第二章里提到的历史学家是在创造“真实的故事”，而本章的历史学家则以“真实的故事”为目标。正是从瓦拉到博杜安的时期，形成了使用资料的方法和原则，力图确定历史“真相”可以通过证据来证明。这些变化的结果之一是形成了关于过去如何不同于现在的更微妙的看法。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16和17世纪之后，古文物学不再兴盛，对“真相”的强调并未得到普遍的支持。但是，如果我们想象历史学家总是在“真相”和“讲故事”的两极之间来回摆动的话，我们将会更好地理解当前复杂且纠缠不清的记述线索。
当我们进入18世纪，一个总是与通常所称的“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世纪，历史的“真实故事”与哲学问题发生了关联。历史的这个新目的影响了历史学家对过去时代和历史文献的看法。伏尔泰[15]（1694－1778）评论道：
让细节见鬼去吧！后人会把它们全都抛开。它们是侵蚀宏伟著作的一种寄生虫。
伏尔泰对历史细节的明确排斥，也许会让我们怀疑启蒙运动中的学者恢复了皮浪主义者对历史的拒绝态度。对启蒙运动的这种看法在19世纪的确很流行，那时的历史学家想把自己描述成前辈们的反对者。但事实上，我们在18世纪拥有的是一种非常不同的驱动力，一种让历史与启蒙思想家所关心的主题（理性、自然和人类）产生关联的愿望。诸如伏尔泰、休谟[16]、维柯[17]、孔多塞[18]等作者，是在利用对过去的研究来探讨“大”问题——有关人类存在的性质和周围世界的运行。他们的兴趣为再次逃离修昔底德之塔提供了可能。正如自然科学中的新现象正在进入科学家的视野，对于通晓哲学的历史学家来说，仅仅涉及事实积累和政治事件是不够的。世界——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首先是复杂多样的。启蒙运动中的历史学家不仅对统治精英的决定感兴趣，而且对地理、气候、经济、社会结构和不同人们的性格感兴趣。如果科学家能够指出自然世界中让人难以置信的相互联系的话，历史学家也应该尝试以类似的复杂方式去理解过去。
图13 伏尔泰，历史学家、作家、哲学家、剧作家和重要的启蒙学者
讨论启蒙运动期间的“一种”历史观念是很困难的：如同任何其他的知识领域一样，18世纪的特征与其说是某种单一的思想模式，不如说是它的多样性和对于辩论的热衷。（莱昂内尔·高斯曼[19]曾有用地提出，在讨论“启蒙运动”的时候，我们想象它是一种“语言”或共同的言语模式，而不是任何一套广为采纳的原则。）尽管如此，我们或许能够挑选出一些重要的主题，因为它们与历史编纂的演变和对过去的看法有关。
首先是过去本身：它并非如此简单。植物学和地质学的发展使各种各样的思想家得出结论：世界要比《旧约》所承认的古老得多。如果《圣经》对六天造物的记述是“真实的”，那也不可能是在实际意义上，而是在象征意义上。时间本身的延伸——虽然极具争议——必然会挑战过去的假设。上帝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不得不重新确定。对某些作者来说，完全可以将上帝忽略不计。另一些人则把上帝的旨意想象为“神圣的天意”：巧妙地指引着人类的历史进程并充当其终极的原因。“天意”并未引起所有历史学家的兴趣，而且可能会导致某些奇怪的假设。18世纪中叶的德国历史学家指出，相信这是“天意”，往往会促使某些作者（比如天赋平平但阅读极广的约翰·许贝纳）接受似乎能说明上帝存在的任何历史传说。例如，许贝纳在他的美因茨史中写入了“老鼠塔”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美因茨大主教哈托将许多乞丐活活烧死，并喊叫着“听！听我的老鼠们尖叫！”结果他遭到大群好斗老鼠的袭扰，虽然逃到莱茵河中游的一座塔里避难，最终还是被追捕者吃掉了。许贝纳坚持认为这段记述具有事实上的准确性，其理由是在莱茵河中游的确有一座“老鼠塔”，这个故事非常古老、广为人知，就像《圣经》里关于青蛙或蝗虫灾害的故事一样有根有据，而且（他声称）823年的波兰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幸运的是，并非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这种关于真相的方法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可是，如果“天意”被抛弃的话，历史学家仍然需要一种因果关系理论。两种相互竞争的模式出现在他们面前：偶然性和伟人。前一理论用这种观念玩哲学游戏：任何伟大的事件都不是计划好的或有意图的。伏尔泰在其《一个婆罗门和一个耶稣会士之间的对话》中，将亨利四世遇刺的原因归结为那个婆罗门出门散步时先迈的是右脚而不是左脚。对那些坚持“伟人”理论的人来说，事件发生是因为非凡的个人促使它们发生。来自第二阵营的一个极端例子（而且完全没有伏尔泰式的顽皮幽默）是约翰·费希特[20]（1762－1814）对亚历山大大帝的评论：
无须告诉我追随他的道路的千万人，无须谈论他自己接踵而至的早逝——在其理想实现之后，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比死去更伟大的呢？
这对孪生信念——“理性”是一种抽象的、超越历史现象的压倒性力量，以及，天才个人为自己的哲学使命所煎熬——为现代听众拨动了令人恐惧的琴弦。
启蒙运动还提出了另一个信念：人性具有永恒的普遍性。大卫·休谟（1711－1776）写道：“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的人是完全一样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没有说出任何新鲜的或奇特的事情。它的主要用途不过是发现永恒而普遍的人性准则。”中世纪历史学家倾向于假设过去和现在一样，但是休谟所表达的却略有不同：不是对超越历史的相似性的“假设”，而是（如他所见）对它们的发现。在这里历史受到了自然科学逻辑的影响，后者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静态的，受到规则的支配，而这些规则能通过仔细探究来加以理解。休谟相信历史研究与之相似，能够揭示构成“人性”的那些基本要素。
探寻主题带我们回到古文物学家的遗产。在许多方面，17世纪的古文物学——它强调文献的细节和不同时期间的历史差异——与早期启蒙运动中更宏大的哲学式历史之间存在着张力。但是18世纪也经历了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将它们融入了某种更类似于我们今天所知的历史。一个伟大的例证是爱德华·吉本[21]（1737－1794）的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篇幅长达一百五十万个词，涵盖了从古罗马到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历史，与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其他历史著作都不相同。它的主题并不新颖，虽然吉本分析一种文明衰落过程的尝试在此前或许还没有人做过。它的方法也不新颖，因为在这里吉本显然得益于古文物学家的技巧。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今天它仍在被阅读。
图14 爱德华·吉本（据说是黛安娜·博克拉克夫人所作）
好了，这是一种稍有些狡黠的说法。有些更古老的历史学家也在被阅读，尤其是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吉本仍被阅读，却不再那么被信任。但是《衰亡史》提供的是这样一种历史（这就是为什么书社仍在刊印其各种版本）：将西塞罗式的叙述风格、启蒙哲学的探究方法，和古文物学的资料分析熔为一炉，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这不是说吉本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都很出色：他从未去过档案馆，而是依赖已经出版的文献汇集；他的写作风格很优雅，但间或有些傲慢；《衰亡史》最大的问题在于，吉本从未准确地告诉我们罗马为什么衰落，或者一种文明的“衰落”究竟是指什么。尽管如此，吉本仍是——如果不是第一位的话——专职历史学家最典型的范例。他不是哲学家、编年史作者，也不是地志学家或古文物学家，而是一位历史学家。
我说过吉本没有“解释”罗马的衰落。更公平的说法或许是，他的解释不是基于抽象的分析，而是基于累积的叙述。与其赞同某种因果关系模式，比如说偶然性，吉本更打算说明历史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和异质元素之间无穷的互动关系。在《衰亡史》中，这种对于复杂性的信念并非明言的理论，而是潜在的逻辑，然而，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历史学家——尤其是在德国——开始发展这样的理论。他们对“偶然性”的解释感到不满，面对复杂性它就立刻投降了；他们也不相信那些坚持“伟人”观念的人的哲学和政治。如苏格兰作家托马斯·卡莱尔[22]（1795－1881）后来所说：
谁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角色？是第一个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的人……还是第一个为自己锤打出铁铲的不知名的农民？……法律本身和政治规章并不是我们的生活，只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房屋；不，它们只是房屋光秃秃的墙壁：其中所有必需的家具，调解和支持我们生存的发明、传统和日常习惯，都不是德拉古[23]们或汉普登[24]们的功劳，而是腓尼基的水手、意大利的泥瓦匠和萨克森的冶金家、哲学家、炼丹家、预言家以及一切被遗忘已久的艺术家和工匠们的功劳。
特别是从德国启蒙运动后期阶段开始，历史学家越来越相信，恰当地理解历史要做两件相互联系的事情：首先，非常详细地研究档案资料；其次，形成因果关系理论，来将地理位置、社会体系、经济力量、文化观念、技术进步的影响与个人意志之间的复杂关系融合起来。历史正在从政治学和法学转向经济学和我们今天所称的社会学。在这种冲击中，人们会认为修昔底德之塔的确已经变成了废墟。
现在我们要回到兰克，他对历史虚构性的排斥是本章的起点。如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所充分表明的，兰克（1795－1886）把自己视为历史技艺的革新者和救助者。他对文献研究和客观历史分析的倡导被许多人（包括他自己）称为是革命性的和激进的，最终将历史牢固地置于“科学的”立足点上。然而，正如我们所见，这一洞见中的许多部分早在兰克时代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那么，难道他只是一个伟大的冒牌者吗？
尽管兰克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自我推销，但关于启蒙时期的历史编纂和兰克认为自己所反对的东西，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18世纪许多最著名的作家创作出“哲学式的”历史，它们与事实本身无涉，而与他们要阐明的关于人类和生存的某些重大问题有关。另一些历史学家也从残存的西塞罗式的历史中汲取灵感，为读者大众（这个群体在18世纪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创作出用文字写就的美丽故事。所有这些都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