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历史之源 [5]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不仅把兰克当作我们的起点，而且把他当作我们的目标。有充分的理由（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对兰克“现代历史编纂之父”的资格提出质疑。也有充分的理由（如我即将论述的那样）想要逃避他仍然具有的某些父亲般的影响。可是，兰克——一位回忆和重新想象着自己显赫一生的老人，始终追求有证据支持的真相——成了一个有用的界标。他对“客观”历史的信仰，使他与我们在上一章遇到的作者们相比，无疑显得更加“现代”。为了实现这篇简短叙述的目标，我们将把兰克作为现代历史编纂的开端，并在以下的主题章节中阐明兰克之后的历史思想。
接下来，本章将要叙述16世纪到20世纪之间历史编纂的某些发展。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我们将遇到许多也许不会把自己看作“历史学家”的学者，但他们仍为我们今天所称的“历史”贡献了特定的要素。所以，为了简化任务，让我们采用某些特定主题作为堆石界标来指引我们的路线：真相的问题，如何利用历史文献的问题，以及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区别”问题。在随后的章节里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探讨其中的每一个主题。至于现在，它们将为我们的路线做上标记。
上一章的结尾处提到，“历史”在16世纪遭到了怀疑主义者（“皮浪[5]主义者”）的围攻，他们认为历史是不准确的和无用的。他们所谴责的“历史”大部分是运用了修辞技巧的历史，这种历史由文学创作的古典准则所引导，由既要提供精练的叙述，又要从过去的政治事件中提出惩戒性“教训”的双重期望所驱动。让·博丹为历史所做的辩护是哲学性的和理论性的。但还有另一些历史的捍卫者采用了很不相同的路线，他们的方法和目标在很多方面预示了兰克对文献准确性的渴望。
捍卫历史“真相”的最初驱动力（就像在早期基督教时代一样）来自宗教冲突。这一点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从最无所不在的偏见——信仰中发展出了用于获取客观真相的手段。但是在审视16和17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文化，它们认为事实“真相”与宗教“真相”被捆绑在一个无法逃避的统一体中。问题不仅在于关于过去的真相，而且在于关于上帝的真相。
新教和天主教都用历史来支持它们相互对立的对于权威性的诉求。在新教一方，历史被当作特殊的派别武器，用来证明它的信条具有更长的历史，或者用来贬损罗马教会。天主教拥有更可靠的过去，对历史的处理方式也更具建设性，它试图回到自己的过去去寻找合法性证据来进一步巩固其信仰。双方作者都把文献作为证据的一个来源。例如，新教学者弗拉西乌斯·伊利里库斯[6]在16世纪中期召集了一队工作人员。他们复制和校订中世纪的文献，作为罗马天主教长期“腐败”的证据，并声称“新教徒”早在路德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恰好还包括我们在第一章里见到的中世纪异教徒）。在天主教这一方，17世纪中期许多被称为博兰德会[7]修士和莫尔会[8]修士的教会学者编纂了教会史和殉教史，譬如纪念碑式的《圣徒行传》[9]。这些学者和与其类似的其他学者，大量地使用了文献证据。然而，他们的方法相对比较简单：关键就是大量搜集可用于防御敌人攻击的证据。
更复杂的是分析古文物学家提供的文献。如今“古文物学家”这个术语往往带有贬义，指幼稚无知、不通世故、迷恋过去的人。早期的人们有时也持这种负面观点。1628年，一个叫约翰·厄尔[10]的人（也许是开玩笑）将古文物学家刻画为这样的人：“对旧时代有着不自然的病态迷恋，满脸皱纹，（像荷兰人喜欢奶酪一样）热爱一切陈腐不堪、被虫咬坏的东西”。古文物学家热爱过去。这里“古文物学家”与“历史学家”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我们不应该想象这两个词语描述的是相互分离的学者群体；实际上这些人相互通信，认为他们从事着共同的行业。尽管如此，但是概而言之，“历史学家”从宏大而有教益的西塞罗式的故事当中吸取灵感，撰写范围广阔、引人入胜的历史。与之相反，古文物学家则收集一切能够找到的、与过去任何时期有关的、他们所喜好的事物。他们没有什么重要的故事要讲，只有强烈的热爱要表达。
图10 “……陈腐不堪、被虫咬坏”——奥雷·沃姆笔下的古文物学家的古董橱柜（1655）
但正是专攻许多不同领域的古文物学家，创造出了经由保留下来的文献和资料研究过去的手段。这时我们的第二个主题出现了：对文献的使用。最初的变化灵感仍然来自宗教。1439年，洛伦佐·瓦拉[11]（1406－1457）针对也许是基督诞生以来一千四百年间最著名的文献，撰写了一篇也许是最著名的文献分析。这份文献就是《康斯坦丁赠礼》，它旨在记录4世纪时叫这个名字的罗马皇帝赠与基督教会的礼物和权利。在整个中世纪，《赠礼》是教会宝库中最有效的一件武器。瓦拉证明它是一件伪造品。
至少从12世纪开始，就有其他人对《赠礼》提出怀疑。但是瓦拉（应该注意到，他的动机来自破坏教皇制度的真诚愿望）以新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批评。他聚焦于这份文献的语言。通过分析它所使用的拉丁文风格和所提供的细节，他以雄辩的华丽辞藻断言，这是一份中世纪的赝品：
让我们跟这位奉承者[也就是作伪者]谈谈其言辞的鄙俗吧；语言的愚蠢使他的厚颜无耻昭然若揭，还有他的谎言！
瓦拉是一个“文献学家”，一个研究语言的学者，他注意到《赠礼》的拉丁文根本不像4世纪的“古典”拉丁语，而它声称是来自那个时候的。瓦拉将这份文献中的拉丁文描述为“野蛮的”拉丁文，因为他像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一样，认为从古典晚期到自己时代之间的一切事物都代表了知识和优雅风度的衰退。因此，瓦拉受到了两种偏见的影响：宗教和语言的纯洁。但是将文献学运用于历史文献，就提供了两种探究过去的新思想。首先，人们可以根据其内部特征来鉴定一份文献，从而形成某种标准来判断历史记录中的什么是“真相”。其次，语言（因而还有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是变化的；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动的不仅是统治精英的命运，还有人们谈话和生活的方式。
这超出了对罗马教会的抨击，它涉及我们的第三个主题，即过去如何不同于现在。瓦拉认为语言对于塑造社会是至为重要的。他所理解的罗马“帝国”就是任何讲拉丁语的地方，因为彰显罗马独特性的基本要素，是与他们所说的语言和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缠绕在一起的。这样，瓦拉不仅为严肃的文献分析之路树立了一块里程碑，而且把语言和文化研究再次引入了历史。历史包含比政治“事件”更多的内容，这一观念第一次逃离了修昔底德的政治史之塔。
这些观念及其寓意并不完全出自瓦拉，也没有直接引起历史实践的革命。瓦拉不是一位“历史学家”，发展这些主题的那些人也不是。他们毋宁说是研究拉丁语之演变的文献学家、试图净化罗马法的学者、用古钱币重建新的古代图景的古钱币学家，以及想要收集与特定地理区域的历史有关的一切细节的地志学家。约翰·迪伊[12]（1527－1608）将地志学定义为这样的一种实践：描述“地面上的版图或区域”，其中“略去了……地面上能够见到的不重要或奇怪的事物。有时也描述地下的事物，对金属矿藏、煤矿矿井、采石矿场之类做上某种特殊的记号或警示”。或许这不是最好的说明，但当时迪伊在从事地志学之外还是一位巫术占星家，人们相信他还参加了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特勤组织。如果他趋向神秘，我们不必感到惊讶。
图11 古文物学家威廉·卡姆登
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这些古文物学家的追求在整个欧洲越来越流行，因为文献学家、古钱币学家和地志学家共同分享着对“陈腐不堪、被虫咬坏”之物的热情。甚至在19世纪，业余学者们还会追忆这些古文物学家，称他们是自己的先驱。如今历史学家使用的许多文献汇编，都是这些维多利亚时代团体的产物：比如卡姆登学会、剑桥古文物学会和达格代尔学会。卡姆登学会得名于英国最著名的古文物学家威廉·卡姆登（1551－1623）。他的巨著《大不列颠》写于16世纪末，旨在从现存证据中重建在罗马统治下不列颠的每一个已知细节。卡姆登及其仿效者的目标，没有受到西塞罗修辞式撰史模式的影响。他试图拼凑一幅图画，而不是讲述一个故事。不过卡姆登对历史证据的贡献，无论是文字的还是物质的，后来都被彻底融入了历史编纂之中，以致现代历史学家常常忘记自己受了谁的恩惠。
古文物学家给了我们调查文献证据的工具。“皮浪主义者”对历史的挑战指向历史记述不准确的地方，主张人们应该因此抛开对这种文献的信任。古文物学家的反应——尤其是当它慢慢被历史学家所采用的时候——为鉴定过去的记述是否准确提供了方法，但它也暗示，细致的分析能让研究过去时代的学者从胡言乱语中筛选出真相。弗朗索瓦·博杜安[13]（1520－1573）是一位想要弄清罗马法律（进而想弄清其统治体制）从过去到当代如何演变的学者。他看到了将历史研究与法学相结合的可能性，试图“清除历史中的神话”。博杜安提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像一名律师那样：在相互冲突的记述之间进行取舍，力图建立事件发生的准确顺序，以冷静、客观的怀疑态度对待“证物”（文献）。这听起来也许非常熟悉；我在学校里就被教导（或许是因为它听起来令人激动），历史学家就像是一位调查犯罪行为的侦探。律师就是博杜安时代的“侦探”。
图12 不列颠地图，摘自卡姆登的《大不列颠》（1607年版）
我们不能完全相信这种“客观性”的断言。有些历史学家是受宗教战争所激励的，例如雅克——奥古斯特·德·图[14]（1553－1617），他写于17世纪初的著作试图（虽然并不成功）提供一种“诚实的”欧洲史记述——它可以缓解宗教冲突，使法国走向稳定。另一些历史学家，例如让·杜·蒂耶（卒于1570年），是在一种民族主义的驱动下从事档案研究的：从历史的和文献学的角度确定德国人是法国人的祖先（这样德国人就会作为最古老的民族而受到崇拜）。所以这些人的目的性都很明确，但他们的确创造了为我们所继承的新方法和新工具。他们在档案中与原始资料为伍。他们在对事件的后来记述和“证物”提供的证据之间看到了差别。他们承认所有历史时代都是不同的，通过分析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可以着手探究他们表达自己对周围世界的看法的不同方式。他们试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