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历史之源 [4]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14世纪：
我，乔万尼[·维拉尼]，佛罗伦萨的公民……用此书来讲述、纪念这座如此著名的城市，它的根源和来历、不幸的和幸运的变化，以及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为未来的人们提供关于变化、事件及其原因和动机的借鉴；最后他们会学会以强健的灵魂去践行美德、避免罪恶、承受不幸，我们的共和国会变得美好而稳定。
意大利——尤其是佛罗伦萨——开始再次迷恋上了古希腊和古罗马。古典传统从未真正消失，但从14世纪晚期开始，意大利相信自己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发现和恢复了古典智慧的荣耀。这在许多方面影响了历史编纂。首先，如维拉尼在其佛罗伦萨编年史的导言中所说，从过去吸取哲学教训的观念再次受到青睐。阅读后来的意大利编年史，我们还会发现其他古典思想要素的回归：命运决定事件，并且存在一种让富人和名人衰落的趋势；历史是为政治家和统治者提供借鉴的储藏库；西塞罗式的修辞术是历史学家最基本的风格。历史著作的数量迅速增长，每座城市都想有它自己的记述，将它与古老的过去相连。
我们这里所说的，当然就是文艺复兴。这并不是当时那些作家们所用的术语；但他们确信自己的“现代时期”在本质上不同于已经过去的年代，因为它是与古代连接在一起的。历史学家开始证明佛罗伦萨是古罗马的直接传承者，意大利公民是古典思想的真正继承者。这种撰写历史的新动机——几乎是在无意之间——使关于过去的观念发生了地震般的转变。历史学家不再把当前所处的时代看作是人类七个世代中的倒数第二个。现在他们（还有我们）谈论的是三个时期：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中世纪——“黑暗的时代”——是一个糟糕的过渡时期。尽管中世纪的历史著作在15和16世纪仍被复制和出版，因为它们提供了关于古老过去的信息，但普遍的看法是，在4世纪到14世纪之间没有发生任何非常重要的事情。
古代知识的复兴还对历史之外的许多领域产生了影响。事实上，历史编纂也许正在重新成为哲学和诗学的一个子集。经过16世纪，修辞又成了有支配性的灵感之神。风格再一次征服了内容。历史不仅应该写得漂亮，而且应该仅限于那些与它的“尊严”相称的事件和人物。历史学家对“日常生活”的兴趣，不会比伟大艺术家们为农妇作画的愿望更强烈。
修辞还导致了特定的写作风格（颇似巴洛克音乐中半定型的复调）。历史学家坚定地遵循古典模式，去描述伟人的“性格”、虚构而夸张的战斗场景，以及最重要的——那些伟大的讲演。特别是在进入战斗的前夕，文艺复兴时期描绘的历史人物会发表气势恢宏的长篇大论，好似莎士比亚的英雄们一样。一位历史学家笔下的指挥官是这样开始的：
我忠诚的士兵和好朋友们，现在是擦去一切丑名污迹的时候了，如果你们的名誉在瓦尔纳的那次不幸失败中受到了损害的话。现在是你们恢复自己的忠诚和勇敢之名，为自己报仇的时候了，因为你们在邪恶的土耳其人和不信教的伊斯兰教徒手下受了那么多委屈和伤害。
他这样持续了好一阵子，提到了暴政、自由、妻子、孩子、家乡、上帝等等。大概土耳其人也在开战之前耐心等待着这场冗长演讲的结束，或者他们自己也在进行一场同样风格的演讲。
16世纪宗教改革导致基督教内部分裂之后，修辞开始再次与宗教辩论结盟。新教历史学家们借助历史宣称：首先，他们的宗教具有比路德久远得多的先例（包括中世纪产生的异端）；
图6 对意大利雇佣军统帅巴托洛米奥·科勒奥尼的描绘，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对英雄姿势的热爱。（安德烈亚·德尔·韦罗基奥，1496）
其次，罗马天主教会腐败已久。天主教历史学家则从另一个方向进行反击。在某些地区，这种历史编纂之争从未真正停止过。但“历史”显然是服务于它的从业者的。
同样，对于这些历史学家来说，这就是全部意义所在。但是批评的确在他们那个时代就开始出现了。如果历史正在变成虚构的或有偏见的，那么坚持像“事实”这样枯燥乏味的东西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意义是哲学上的——一种比实际发生之事更“高级”的真实，那么诗歌不是已经把这类工作做得更好了吗？这些怀疑不仅指向现代早期的辩论家，也开始指向古代历史学家和各种历史著作。菲利普·锡德尼爵士[18]（1554－1586）讽刺地写道：“历史学家……身上装满了被老鼠咬过的古老记录，授权自己……凌驾于历史之上，他们最大的权威就建立在显然是道听途说的基础上。”历史陷入了某种危机。
历史学家以一系列为历史辩护的形式做出了回应。让我们挑选一个：让·博丹[19]的《理解历史的简易方法》（1566）。
虽然有许多历史的颂扬者……可其中没有一个赞誉比“生活大师”更诚实、更贴切。
这是挑战性的言辞！在一部冗长、详细而坚定的方法论著作中，博丹认为历史对于教育社会正确地指挥战争、处理国家和政治事务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看法并不新鲜——想想希罗多德，但是对于理论的应用却是惊人地彻底。《方法》中包括了以下内容：对神灵、自然与人类历史之关系的讨论；基于从普通到特殊的原则选择所读之书的方法；历史学家按照主题编排的范围广泛的书单，从《旧约》直到最近作家的作品（虽然也包括少得令人生疑的中世纪作品）；以及最重要的，有一章阐明了历史读者应该如何怀疑过去的历史学家，怀疑他们的目的、方法和偏见。
图7 让·博丹，《理解历史的简易方法》的作者
博丹具有怀疑精神这一美德，显得非常“现代”。但其间仍然有所不同：《方法》的大部分内容涉及在历史、占星术、体液理论、数字命理学的基础上辨别不同民族在地理方面的本质特征。博丹的方法所指的“真相”，实质上是透过文艺复兴晚期的“科学”知识去理解上帝的神圣计划，其中的许多内容现在在我们看来是很古怪的。但是即便如此，博丹毕竟把“真相”放回了议事日程。
所以到16世纪末，历史又再次着眼于过去的“真实故事”。有必要记住，每一个时代人们都用不同的方式去着手探究过去：绘画、音乐、实体、诗歌、文学。本章所讲的故事，部分是为了表明历史记述的某些组成部分是从何而来的。但部分也是为了指出“历史”对于不同的人总是意味着不同的事情。
本章不应该被理解成一个描述人们在撰写过去方面变得更好、更聪明的“进步”故事。这样做会错过关键所在。所有这些历史学家都尽力去理解被他们视为可能的过去。我们会——从我们当前的立场——看到某些尝试比另一些更加准确。但这是根据我们对何为“真实”的看法得出的。过去的人们对于真相、对于撰写先前时代的真实故事的意义，有着不同的看法。
这部分源于作者撰写历史的特定目的。有人提出撰写历史是一种自然的和必要的活动：历史之于社会，正如记忆之于个人。历史当然是非常有力的；可要是回头看看那波尼德斯、优西比乌斯、布鲁日的加尔伯特或者乔万尼·维拉尼，我们就会看到，人们撰写过去是由于他们自己时代的特定环境和需要。理查德·萨瑟恩指出，11世纪和17世纪的交替时期之所以出现了历史编纂的热潮，是因为这些时期正在经历特殊的骚乱和动荡。在这里，历史服务于一个目的：给人们以认同感。在这个意义上，它就像记忆一样。但它是谁的记忆？有哪些事情要记忆？
图8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双面半身像，前者钟情于故事和人民，后者热衷于政治和国家。
本章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倾向于选择记忆某类领域的事情：伟人、教会、政府、政治。这种模式部分是由希腊人提出的：不是由希罗多德，他的兴趣涉及更多样的主题；而是由他的继承者、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20]（约公元前460—前400）。修昔底德只关注最近发生的事件，这样他可以避免使用更具欺骗性的关于过去的书面资料，而去依靠目击者的陈述和他自己参加战争的经验。他用下面的话含蓄地批评了希罗多德，对这位早期历史学家的记述做了修正：“实际上，大多数人都不愿花费气力去发现真相，而更倾向于接受他们所听到的第一个故事。”他直言不讳地说，历史与政治和国家有关，而与其他任何事情无涉。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21]（一位现代作者）评论道，修昔底德把自己关在政治史之塔中，还想把我们所有人都束缚在那里。我们如何逃离那座塔，这是下一章所要探讨的。
第三章 “事实是怎样的”：真相、档案和对旧事物的热爱
1885年，九十岁的利奥波德·冯·兰克[1]坐在他柏林的书房里，创作自己最后的历史著作。他已经无法阅读，记忆力衰退了，写字也很困难。通过向忠实的助手口述自己的话，他对自己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一生做了简单的描述。他讲到自己还是一个年轻人时怎样开始对历史感兴趣：他的大学讲师、他的哲学阅读以及他从沃尔特·司各特爵士[2]的历史小说中得到的乐趣。关于最后一个主题，他说道：
我满怀兴趣地阅读这些作品，但我又对它们持有异议。书中对秃头查理[3]和路易十一[4]的处理方式和其他内容一起让我很不愉快，它们似乎……与历史证据完全相反。我研究了……当时的记载……确信司各特所描绘的秃头查理或路易十一从不曾存在过。……这种比较使我相信，历史资料本身要比浪漫的虚构更加美丽，而且无论如何要更加有趣。我彻底厌倦了虚构，下定决心在自己的著作中避免任何捏造和想象，严格忠于事实。
图9 年长的学者和创始人利奥波德·冯·兰克
兰克经常被称为现代历史编纂之父。他论述这份虚构的遗产目的在于呼吁人们关注“证据”，要求历史学家能够也应该写出“科学的”和“客观的”历史——如果他们坚持不懈地回到文献档案中去的话。他的历史哲学被浓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