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历史之源 [3]
希罗多德拒绝了波斯人的传说，选择依靠“事实”而不是虚构的看法。在该书之后的部分，他利用一段口述历史表明，海伦和帕里斯实际上从未到达特洛伊，而是滞留在埃及。他分析了荷马史诗中的一些段落，认为这位伟大的诗人实际上知道这一点，却选择接受一个与之不同的虚构故事。不管我们是否相信希罗多德对海伦的历史的新记述，他利用证据将虚构的故事与真实的历史叙述区别开来的努力，使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位20世纪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没有被简单地与他的个人境遇联系起来（像那波尼德斯与太阳神庙那样），而是拥有更多的读者和更广泛的目的（记录和解释过去），这个事实也暗示了希罗多德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历史的奠基人。实际上，他有时被称为“历史之父”。
但这里我们又得注意了。尽管希罗多德在某些方面看起来是为人熟知而且“现代的”，在另一些方面却并非如此。他所讲述的历史，有许多涉及我们很难相信的传说：骑在海豚尾巴上的阿里翁，意外杀死自己父亲的阿德拉斯托斯（克罗伊斯收容了他，他却又意外地杀死了克罗伊斯的儿子），特尔斐的神谕[4]（这里的预言被插入故事当中并且总会变成现实）。这些故事和其他一些故事，与我们认为是更“真实的”关于希腊人与波斯人如何打仗的政治史混杂在一起。希罗多德总是乐于偏离对政治事件的记述，告诉我们当地人的习俗、不同地区的神秘而奇妙的动物，以及任何吸引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希罗多德因此也被称为“谎言之父”。但希罗多德本人并不认为这些元素之间有什么区别：事实上，他总是煞费苦心地声称他所说的事情是可信的，因为有见证人证实了这一点。
还有其他理由认为希罗多德与我们不同。首先，希罗多德未必认为自己的“历史”著作与其他类型的著作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演变为“历史”的希腊词语最初意味着“询问”，更明确地说，是指一个人能够在相互冲突的描述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将其用于撰写过去，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既不同于诗人也不同于哲学家的工作，因而对希腊人来说，也就没有那么重要。它是否成为一种叫作“历史”的独特类型，我们还不清楚，它更可能被视为“非哲学”写作这个更大范围内的一部分。还有，尽管希罗多德写作的原因更接近于我们自己而不是那波尼德斯，但其间仍然有所不同。希罗多德利用过去来提供关于环境和性格的说明，以备当时之用。他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时间是循环的：历史一圈圈地旋转，同样的主题和问题一次次地出现。在他的《历史》中发生的事件常常是由性格缺陷引起的，但在这些缺陷背后隐藏着循环的命运之轮，它（如他前面所说）按照平等的比例，使城市和人民兴起又衰落。例如他说到，克罗伊斯虽然在梦里得到了警告，却无法阻止他儿子（被阿德拉斯托斯意外杀死的那一个）的死亡；他将失去整个帝国，完全是因为狂妄自大（对个人成就的骄傲激起了神灵的愤怒）。有一些20世纪的历史学家也许相信某些主题会在历史中重现，但我想没有人相信命运之轮决定着因果关系。
当基督教产生了第一批历史学家之后，这种时间观念发生了颇有争议的变化。基督教的信仰并不依靠命运之轮，而是认为世界在两个固定的点——造物和天启[5]——之间无情地移动。早期基督教历史学家还借助《旧约》假定了人类历史的七个世代。在他们写作之时，前面五个世代已经过去，人类已进入了第六世代，它始于基督诞生，终于基督复临。后面是第七世代，这就是天启的阶段和历史的终结。这个框架就历史意味着什么和人们如何着手探讨历史，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念。
图3 奥古斯丁的人类的六个世代（以及由此而来的历史）在这里被描绘成一个圆圈，让人联想到图4所示的命运之轮。将要到来的第七世代是天启的世代。
不过，我们不应该在古典时期和早期基督教时代之间做出过于明确的区分：命运之轮的形象实际上的确为基督教文化所继承，七个世代的观念并未支配基督教历史中的一切书写。不过，真正对历史编纂的演变发生影响的，是一种新颖而紧迫的历史目的。优西比乌斯[6]的《教会史》（约写于325年）旨在说服基督徒和异教徒，让他们相信基督教比异教信仰更古老、更理性、更道德也更有效。早期基督徒把历史当作对过去的辩驳式描述来写。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他们是遭受围攻者，必须保卫受到罗马当局迫害的信仰。提供一部支持其信仰（而反对其他信仰）的历史，是一种获得权威的尝试。在《上帝之城》（约写于426年）中，希波的奥古斯丁[7]试图将历史上的教派之争与灵性和邪恶之间的永恒斗争结合起来。这是神学与历史的一次大规模的糅合，但它过于冗长和复杂，难以产生直接的影响。不过，奥古斯丁的学生奥罗修斯[8]写了一个更简单、更具辩论性的版本《反世俗的历史》，它要通俗得多。
图4 命运之轮，威廉·德·布莱利斯所作（1235）
通过抄写对自己有利的原始文献，通过坚持《圣经》的历史准确性，通过将自己教派的历史与宏大的线性时间叙事相结合，优西比乌斯和奥罗修斯开始创作权威性的历史。他们的工作还得到了此前历史编纂中另一要素的支持：修辞的观念。罗马作家萨卢斯特[9]和西塞罗[10]主张，所有类型的写作都有规则和模式可以遵循，撰写历史也有其独特的规则和模式。历史的“演说者”（或叙述者）应该不偏不倚地说出真相，即使这会冒犯他人；应该按照年代和地理顺序安排内容；应该指出人们有哪些“丰功伟绩”，关注它们的原因，包括其特征和偶然性；应该“用从容流畅的风格沉着地写作”。这些规则的要点在于，照此写出来的历史应该具有说服力、易于被接受。这种修辞要素——由罗马人创造出来并由基督徒加以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编纂传统。
1067年，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完成了《忏悔者爱德华的一生》。他将这部作品题献给他的赞助人、英国国王的妻子伊迪丝王后。他写作的目的是颂扬王后的家庭以及伊迪丝本人。然而，他的工作受到了如下事实的妨碍：由于伊迪丝的兄弟哈罗德和托斯蒂格的悲剧性反目，爱德华的统治以灾难而告终。他采取了双重的解决办法：首先，《一生》的第二册描述了爱德华的宗教生活，暗示他引领了另一个世界的拯救之路（这足以弥补在这个世界存在的任何问题而绰绰有余）；其次，通过将王国遭遇的一切麻烦归结为家庭冲突，作者采用了一种逆向的颂扬形式——家庭是多么重要，它自身的问题会引起这么多其他的灾难！不过，《一生》中并没有提到1066年对英国的诺曼征服[11]。
伟大的中世纪研究专家理查德·萨瑟恩[12]评论道：“一个历史学家能够撰写1066年的灾难却没有提到诺曼征服，那么在这个词的任何最平常的意义上，他都显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的确不是！《一生》的作者（如萨瑟恩所指出的）不会从这段话中感受到批评之意。虽然他没有提到征服，因为他不想以任何方式贬低爱德华王朝的地位，但他仍然遵循了历史的修辞规则。他用修辞技巧来摆弄“事实”并不是一种花招或借口，而是历史编纂方法的合理组成部分。现代历史学家回顾中世纪的作者，常常关心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他们（资料和信任的问题将在下一章讨论）。但是《一生》的作者会认为这是一个无礼的问题：在他自己看来，他正在说出真相。有什么能比遵循已被人们接受的历史修辞规则更值得信赖，更能让历史著作真正完成它理应完成的任务呢？
图5 表现英国诺曼征服的贝叶挂毯——可以提醒我们写作并非记录历史的唯一方式。
事实上，《一生》对我们来说，似乎比第一个千年结束之际撰写的许多历史更加可信。有些历史学家不仅受到了修辞观念的影响，而且受到了古典文本之细节模式的影响。兰斯的一位修道士里歇尔（约卒于998年）写了一部高卢史。他的资料来源是一位更早的名叫弗洛多德[13]的历史学家，其著作在里歇尔的修道院里就能找到。里歇尔用更为“古典的”风格重写弗洛多德的著作，力求达到西塞罗和萨卢斯特所推荐的从容、华丽和流畅。弗洛多德所提供的事实则被抛到一边，任其自生自灭。当一个“令人愉快的”典故出现时，里歇尔会任其践踏的确很乏味的事实记述。早期的卡佩国王们被描写成罗马的凯撒那样的人物——一群穿着官袍的帝国法律制定者（事实上他们更容易出汗，穿得也没那么体面）。可是里歇尔不会认为让风格压倒内容有什么不妥。以下是关键所在：他（和其他许多历史学家一样）是在讲故事以供消遣。
随着中世纪的延续，修辞仍然保留在历史编纂中，但是另一些要素开始出现了。在中世纪，历史学家这个行当所能接受的手段是古典的写作和修辞模式，以及由口述、年鉴和其他编年史提供的关于过去事件的资料。撰写历史常常只是一种针线活，为了某个目的而将那些关于过去的已被接受的要素缝合起来。然而，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了。马尔梅斯伯里的威廉（1095—1143）——马尔梅斯伯里修道院的图书管理员——写了大量的历史著作。我们能看到他的写作方法中显著的现代特征。他搜寻资料和文献（像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做的那样谨慎地引用它们），并和人们交谈以调查最近发生的事件。他苛刻而多疑——这是历史学家的两种现代“美德”。“我不想让徒劳无益的想象妨碍读者们的期待，”威廉写道，“抛开一切可疑的材料，我将陈述可靠的真相。”
威廉的目标是客观性和没有偏见的记述。有两个问题横在这个目标面前：虽然他对资料很苛刻，他仍不得不跟随它们，因而常常在不经意间混入了它们的偏见；威廉想做的要比叙述实际发生之事更多，他还想要解释它。这就涉及猜测（合理猜测的艺术是现代历史学家的第三种美德），猜测反过来又使关于人性的理论成为必要。威廉相信人类总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行事。他没有为此而谴责人类，但他常常借助这一点来解释事件的原因。这又是现代历史学家所熟悉的（我们不相信任何人）。但是，运用怀疑并不等于客观性，威廉对人性的描述也和我们的描述很不相同。尽管他对人性的判断很苛刻，他却时常描述命运无视人们的谋划而使人们过着消沉的生活，又让他们在临终之际得到救赎，就像好的基督徒们那样。他的历史部分表达了——他认为它们意味着——上帝是人类事件的终极影响和终极原因。
随后，12世纪和13世纪不再对古典历史编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