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历史之源 [2]
或者，我们可以把德让谋杀案放到犯罪的历史中去。中世纪还有另一些关于谋杀的记载，其中有些非常著名。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与1170年谋杀托马斯·贝克特[7]、1304年处决威廉·华莱士[8]，或者英王理查三世[9]被指控的罪行相比较。我们还可以聚焦下层社会的犯罪行为，利用其他类型的法庭记录探究这些行为，进而讨论中世纪暴力的盛行、犯罪的方式、调查和惩罚，以及罪犯的动机。不过，这个故事又能在朗格多克[10]的历史中扮演一个角色。“朗格多克”的意思是“奥克（Oc）地区的方言（或语言）”，这是人们对这个法国南部地区的称呼，因为当地居民用oc这个词表示“是”，而不是像北部那样用oui。由于朗格多克有异端存在，教皇在13世纪早期下令讨伐该地区。在此之前朗格多克几乎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情感上与加泰罗尼亚[11]而不是巴黎周边地区更加亲密。对异端的讨伐导致了法国北部对南部的政治控制。很久以后朗格多克才接受新的政治主人，而且在某些方面，法国南部仍然认为自己和巴黎人的北方很不一样。纯洁派的抵御（或许包括对德让的谋杀）是与法国政治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最后，我们还可以忽略故事的叙述，而去关注它的细枝末节。我在前面提到了识字的问题；这对关注普通信徒知识水平的历史学家来说可是有用的矿藏。德让是在拉纳特村外的桥上遭到袭击的；阅读登记簿中更多的记录，我们会发现塔拉斯孔村外也有一座桥，别的村庄也是如此。这告诉了我们当地的某些地理知识。吉扬·德·罗兹在供词的另一处提到，他曾经把异教徒藏在“地板下面一个用作粮仓的地方”。还有一次，异教徒待在塔拉斯孔村附近田地上吉扬的一间棚屋里。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农业和建筑方面的东西。吉扬还曾提到自己有事前往阿克斯村，提到他曾和富瓦伯爵一起离家接受军事训练。这样，我们就对吉扬的活动以及他所属社会阶级里的其他人知道得更多。对于他所招认的事件，吉扬常被要求给出日期。他通常会提到圣徒的纪念日，比如说“施洗者圣约翰节之后的十五天”（六月的某一天）。这给了我们一个印象：吉扬如何理解时间的流逝，圣徒对于即便是同情异端的人有多重要。要是在其他宗教审判记录中继续挖掘矿藏，我们会收集到许多这类有用的信息。吉扬的供词周围有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对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世界以撩人的碎屑和片断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是我所想到的一些画面，作为德让谋杀案故事可能的背景。别的读者会想到另一些事情。我们将进一步看到，其他时代的历史学家会以不同的方式解释这个故事。有些人根本不会认为它重要或者诱人。这些选择不仅与运气或聪明有关，而且关系到是什么在吸引我们。作为历史学家，我们沉醉在关于世界如何运行，人们为何要做他们所做之事的种种兴趣、道德、伦理、哲学和观念之中。记录的证据呈现在我们面前，伴随着画面和谜团，事实上还有挑战。吉扬·德·罗兹没有对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出解释。例如，证据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修道院里没有人对他的兄弟提出质疑，吉扬·德让的动机究竟何在（他是一个虔诚的正统派信徒，还是希望得到多明我会的认可），究竟是什么促使吉扬·德·阿雷亚及其同谋将德让扔进黑暗的岩石洞穴（他们是要保护奥捷一家，还是保护他们自己）。我对这些事情有些想法，但它们是我的想法。在本书后文，我们会进一步谈到历史学家如何填补这些空白，以及合理猜测的艺术。
“猜测”暗示着历史编纂过程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它甚至还暗示着历史学家有时会把事情弄错。当然，他们的确会出错：历史学家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会读错、记错、曲解或误解。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历史学家总是把事情弄“错”。这首先是因为我们永远无法使之完全“正确”。每一种历史记述都有缺漏、问题、矛盾和不确定之处。我们会弄“错”，还因为我们相互之间总是无法达成一致；我们需要以自己的方式弄“错”（虽然我们将会看到，我们有时会依据解释事物的不同方式而形成不同的群体）。不过，在把事情弄错的同时，历史学家总是试图使之“正确”。我们试图坚持那些被我们自己视为是证据实际所说的内容，我们想要搜寻一切可用的资料，充分理解发生的事情，我们从不虚构“事实”。历史学家有时喜欢将自己的工作与文学区别开来。一个小说家可以创造人物、地点和事件，而历史学家则要受制于证据所支持的东西。这种比较会让历史显得有些枯燥和无趣。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并将继续探讨的那样，在处理、呈现和解释证据的时候，历史也伴随着想象。对每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它可能意味着什么——很成问题。这些抓住“真相”的危险尝试令人激动，但真相随时都可能被发现是幻影。
这些怀疑对于“历史”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过去没有缺漏和问题，历史学家就没有任务可完成了。如果现有的证据总是坦率、诚实、清晰地对我们发言，那么不仅历史学家将没有工作可做，我们也将失去相互论辩的机会。历史首先是一种论辩。它是不同历史学家之间的论辩，也许还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论辩、实际发生之事与即将发生之事之间的论辩。论辩是重要的，它们创造了改变事物的可能性。
由于这些原因，我在本章和本书里始终用“真实的故事”这个说法来谈论历史。这里存在一种必要的张力：历史是“真实的”，因为它必须与证据即历史涉及的事实相一致，否则它就必须表明为什么这些“事实”是错误的，需要修正。与此同时，历史又是一个“故事”，因为将这些“事实”放到了更广阔的背景或叙事之中，它就是一种解释。在尽量说服你（和他们自己）相信某些事情这一意义上，历史学家是在讲故事。他们的说服方式不仅包括诉说“真相”——不虚构事实、不提交与事实相左的材料，而且包括创造关于过去的有趣、连贯而有用的叙述。过去本身不是一段叙述。整体而言，过去就像生活一样无序、混乱、复杂。历史就是要弄清这种混乱的意义所在，从旋涡中发现或创造模式、意义和故事。
我们从一系列问题开始，我也提出了一些看法：历史是一个过程、一种论辩，是由关于过去的真实故事所构成的。我们将在本书的以下章节展开更充分的讨论。不过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想历史（像我们正在做的那样）带给我们的机会和危险。它使我们有机会反思自己与过去之间的关系，审视我们挑出来讲述的过去故事的种类、我们回想起那些故事的方式以及讲述那些故事的效果。当过去重新进入现在，它就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所在。思考“历史”，部分是要思考历史是为了什么——或为了谁。要开始探究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回顾过去、尝试理解在过去“历史”是什么将会有所帮助。
第二章 从海豚之尾到政治之塔
公元前6世纪，一个叫那波尼德斯[1]的巴比伦国王发动了一次搜索行动——我们也许可以说是一次早期的考古发掘——来寻找一座古寺庙，一座太阳神庙。他找到了，并把自己的发现记载了下来：
我在那里读到了古汉谟拉比国王的碑铭。在伯那布里亚什国王之前七百年，他在古神殿之上为沙玛什[2]建造了这座太阳神庙。我明白它的意思。我满怀崇敬，浑身颤抖……
伯那布里亚什国王生活于公元前14世纪，比那波尼德斯发现的沙玛什神庙还要晚七百年。就是说，这座神庙要比那波尼德斯早两个千周年。这种难以置信的时间差距，使那波尼德斯看起来似乎离我们近了些。如果我们将他的发现和记载作为故事的开端、作为我们所知“历史”的第一个片段，这种亲近感还会因为他所扮演的本章叙述之“起点”的角色而加强。这种有联系的感觉很有用，但也可能给我们带来问题：那波尼德斯热衷于寻找太阳神庙，是因为这使他有机会与自己的高贵传统之间建立联系，而这种联系隐含着权力和权威。他对这一发现的理解方式和将其记录下来的动机，不一定与我们自己对历史的兴趣相一致。
我们能否以这种方式，回溯到“历史”作为行动的起点呢？这个问题颇为复杂。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在进行我们自己的、当代的历史探询。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将历史本身“历史化”；就是说，去探寻它的根源何在、从何而来、如何演变，以及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被用于何种目的。在这里的简单叙述中，我们不得不把焦点放到当前：将过去的历史编纂与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进行比较，并且提醒读者，如果说历史作为一门学科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那么它还会继续变化。因而，接下来的故事将会存在巨大的缺漏。不过我想要表明的部分观点是，在某种意义上，一切历史都希望说出自己当前时代的某些事情。
让我们向前推进一个世纪，看看第一位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3]（公元前484－前425）写下了希腊与波斯之间发生战争的历史原因，此前荷马曾在他的诗歌中涉及过这个题材。在史书的开头，希罗多德讨论了一个关于两国人怎样开始互殴的古老故事。他叙述了波斯人对这个事件的说法：腓尼基人拐走了希腊国王的女儿爱莪；希腊人拐走了腓尼基国王的女儿欧罗巴，然后是另一位公主美狄亚；帕里斯，一个叫普利安的腓尼基统治者的儿子，在这些故事的启发下诱拐了海伦，使她成为自己的妻子。在腓尼基人眼里，这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诱拐女人是不道德的，却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很显然，要是自己不愿意，一个年轻女人是不会让自己被诱拐的”。然而，希腊人采取了过激的反应：他们集结了一支大军去营救特洛伊的海伦，并摧毁了普利安的帝国。所有这些都是由针锋相对的诱拐女人之举引起的。然而，腓尼基历史学家们声称即使这一描述也并不真实：爱莪（最早提到的那个女人）不是被强行带走的，而是与一位腓尼基船长相好后有了身孕，宁愿跟他一道回去而不愿让自己的父母蒙羞。
希罗多德写道：
波斯人和腓尼基人所说的就是这样，我无意就其真实或虚假做出判决。我宁愿依靠自己的知识，指出在真实情况下是谁首先伤害了希腊人；然后我将接着讲述我的历史，讲述我所经过的那些不乏魅力的小城市的历史。那些曾经伟大的城市，如今大多成了小城市；那些在我本人有生之年发展起来的大城市，过去也够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