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历史之源 [1]
纯洁派是基督教的一种异端。纯洁派信仰者称自己为“忠诚的基督教徒”，相信自己是门徒使命的真正继承者。他们还相信存在两个上帝：一个好上帝，他创造了灵魂；一个坏上帝，他创造了一切有形之物。这种“二元论”信仰与罗马天主教正统恰恰相反。无论如何，纯洁派教徒相信罗马天主教会是腐败的——他们称其为“巴比伦的妓女”。13世纪早期，法国南部有数千名纯洁派教徒和更多的信仰者。但到14世纪早期仅有十四名纯洁派教徒幸存下来，他们大多藏匿在比利牛斯山的村子里。即便如此，这样的信仰仍不能见容于正统的宗教力量。因此，帕米耶的多明我会才急于利用这个机会抓住奥捷一家。也因此，吉扬·德让才使德·罗兹兄弟面临危险。
吉扬·德·罗兹告别自己的兄弟，返回比利牛斯山里的家中。他先来到阿克斯村（离塔拉斯孔又有三十公里），提醒雷蒙·奥捷（那些异教徒的兄弟）提防德让。回到本村后他又警告了一个叫吉扬·德·阿雷亚的人，此人住在邻近的基耶地区。我们不清楚，他是不是在这个时候策划了随后发生的那些事件。
吉扬·德·阿雷亚是纯洁派教徒的积极支持者。他立刻找到居士德让，问他是否正在寻找奥捷一家。德让回答说“是的”，于是吉扬·德·阿雷亚表示能带他找到他们。居士很高兴，毫不怀疑地答应了。他们一起来到深山中的拉纳特村。
当晚迟些时候，吉扬·德·罗兹听说当居士走到拉纳特村外的小桥上时，出现了两名男子：菲利普·德·拉纳特和皮埃尔·德·阿雷亚（吉扬·德·阿雷亚的兄弟）。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
他们立刻抓住他[德让]痛打，使他无力叫喊。他们把他带到拉纳特附近的山区，在那里问他是否真想抓捕那些异教徒。他承认确有其事；菲利普和皮埃尔马上把他扔下峭壁，丢入一道深谷中。
这起谋杀被隐瞒了许多年。吉扬·德·罗兹、雷蒙·德·罗兹和奥捷一家暂时安全了。
是什么让我们知道这起被遗忘已久的谋杀案的呢？它被记录在1308年的宗教审判簿中，当时吉扬·德·罗兹供认了他所知道的异端和异教徒。另有三名证人重述了这一事件。因为与纯洁派教徒有染，吉扬和其他六十人一道被判入狱。这一事件如同一幅神秘而诱人的小插图，从14世纪为我们留存至今。那么这就是“历史”：很久以前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如今被重新讲述。过去再次复苏，当时与现在之间不对等的联系被重建。历史学家是否可以就此卸下他（她）的责任？这本历史学导论可以就此结束了吗？
别这么快结束我们的旅程。关于吉扬·德让谋杀案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就一般历史而言也还有些问题有待探询。本书将要表明，书写历史的过程（“历史编纂”）疑问丛生。我们可以从第一章开始审视这些问题，其中有些也许已经跃入我们的脑海。在许多方面，历史始于问题也终于问题；也就是说，历史永远不会真正地结束，历史是一个过程。
语言会让人迷惑。“历史”常常既指过去本身，也指历史学家就过去所写的内容。“历史编纂”可以表示书写历史的过程，或者对这一过程的研究。在本书中，我用“历史编纂”表示书写历史的过程，用“历史”表示这一过程的最终成果。我们会看到，本书认为在“历史”（在我所使用的意义上）与“过去”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
那么，上述故事是怎样被记载下来的呢？这里有几种不同的答案。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开始。1308年，吉扬·德·罗兹四次出现在一位名叫若弗鲁瓦·达布利斯的宗教法官面前。达布利斯得到教皇授权，前来调查比利牛斯地区的异端教派。他被允许要求每个人（任何人）前来回答关于正统信仰的问题，要求他们供认自己的以及他人的活动，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听完他们的供词后，法官可以迫其苦修或施以惩罚，惩罚方式从戴上黄色十字架以示曾犯有异端罪行，直至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
图1 中世纪朗格多克（法国西南部）的城镇和村庄。吉扬·德让的尸体大概就躺在拉纳特村以南。
将吉扬·德·罗兹牵连进来的调查最初是由他的另一个兄弟热罗·德·罗兹引起的，他主动找到宗教法官，指认了许多与纯洁派有染的人。他的供词、吉扬的供词和其他至少十五人的供词，都被记录在宗教审判簿中。证人们回答达布利斯提出的特定问题，并补充某些他们自己的材料；他们的回答由法官的抄写员记录下来，然后存放起来以备日后使用。这些登记簿有一部分留存至今，所以他们在14世纪的谈话仍能为我们所知。这一独特的登记簿由一位现代历史学家编辑、印刷出来。我利用其中的某些资料，让你知道了吉扬·德让的故事。
不过，问题到这里并未结束。下一章我将进一步谈论证据，说说它的用途和存在的问题。现在还是回头看看这个故事吧。我希望它引起了你们的关注。我选择这个故事，是因为它的确引起了我的关注。它吸引我们，也许是因为它是一起谋杀案，而我们都很熟悉在共享恐怖故事时的那种犯罪的愉悦。它无疑还是一个“故事”，因为它有开头、中间和结尾，这使它更加“令人满意”。如果我们以前不知道中世纪的人们从事这种活动，它也许会让我们产生兴趣、感到惊讶。故事中的人不是国王、王子、圣徒或著名作家，他们是寻常百姓，因此，我们也许会很欣喜地发现自己对他们竟然知之甚详！
这个故事吸引我们，也许还因为其中的奇特之处。曾有人（作家L.P.哈特利[5]）提出“过去是一个异邦，在那里他们的行为方式全然不同”。科幻小说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6]持有相反的假设：过去的确是一个异邦，他们的行为方式就像我们一样。在这两种看法之间存在着难以捉摸的地方，它吸引我们关注过去，推动我们去研究历史。上面讲述的故事同时证明了这两种观点。对于送信件、走亲戚、离开家乡去旅行，我们能够理解并产生共鸣。即使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过，我们也了解对迫害的恐惧，了解谋杀。如果我把当事人的姓名翻译成你们本国的语言（“吉扬”会变成英语中的“威廉”），他们看起来会离我们更近。我所用的姓名来自奥西坦语，这是那个时代和那段时期的语言。其实我在这里略有误导，这些记录是用拉丁文写的，所以或许我本该采用拉丁语，把名字写成吉尔默斯。
但这些名字对我们来说还另有奇特之处。看到这么多人都叫吉扬似乎有些古怪，我们通常不会用出生地作为自己的姓（“德·罗兹”的意思是“叫罗兹的地方”）。我们了解宗教，但也许不熟悉异端的概念、宗教审判的程序，以及两个上帝的信仰。我们是否该把这个看作是一种稀奇古怪的“迷信”呢？或者它并不比上帝之子降临尘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又复活的想法更奇怪？“异端”只能存在于有一个“正统”来定义它的地方：中世纪的天主教徒和纯洁派教徒都自认为是“真正的”基督徒。不管我们现在的哲学和宗教信仰是什么，我们能否声称和这两个群体都有真正的联系呢？
如果阅读更多的记录，我们还会遇到另一些不同的要素。虽然吉扬·德·罗兹和他的兄弟显然能读能写（他们通过书信交流），他们在当时却实属例外：当时大多数人本来没有那么多识字的机会。实际上，“识字”的概念在14世纪与现在相比是很不相同的：如果你被说成是litteratus（“识字的”），这就意味着你能读写拉丁文，并且知道怎样解释经文。掌握本国语言不能算作“识字”，无论这种能力多么有用。只会读写奥西坦语（或者德语、法语、英语等等）仍会被归入illiteratus（“文盲”）之列。这些熟悉的或陌生的要素会引发更多的问题。
吉扬·德让谋杀案并非宗教审判簿中记录的唯一事件。它显然不是1301年发生在比利牛斯、法国南部、欧洲或者整个世界的唯一事件。历史学家无法讲述来自过去的每一个故事，而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现存的资料多有残缺（达布利斯的登记簿中有几页已经遗失了），还有些地区没有留下任何证据。但即便就我们拥有的证据而言，仍有许多可说之事，远远超出了本书的篇幅。历史学家总要判定哪些事情是可以说或者应该说的。所以“历史”（历史学家所讲的关于过去的真实故事）不过是由那些引起我们注意的事情构成的，我们决定为现代听众复述这些事情。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历史学家选择他们的真实故事的依据，已随时间推移而发生了变化。
在把德让谋杀案作为一个打算复述的故事挑出来之后，我们还需要确定它在一幅更大的图景中扮演什么角色。一个现代历史学家仅仅呈现上述这样一幅小插图而不多说些什么，是不太寻常的。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有些历史学家就是这样工作的：搜集和翻译他们认为能够吸引更多读者的有趣证据。这些著述是有用的宝藏，引领其他历史学家展开了细致的研究。它们可以带来一种阅读的愉悦，唤起读者对过去的热情。
图2 圣多明我与纯洁派异教徒（右）的斗争。书被扔进火里：异端的著作被烧毁，正统的文本却奇迹般地升到空中。在现实中，圣多明我不是一位宗教法官（虽然他的一些信徒后来是），但火刑仍然是对冥顽不灵的异教徒的最后惩罚。（佩德罗·贝鲁格特，15世纪晚期）
但对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来说，仅此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解释过去，而不仅仅是呈现过去。找出故事的更宏大的背景，就是为了不仅仅说出“发生了什么”，而且要说出它意味着什么。
我们能把德让谋杀案的故事置于何种宏大图景之中呢？存在几种可能性。最显而易见的是，这些记载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宗教审判和异端——相关。它向我们呈现具有纯洁派信仰的当事人，他们的行为与信仰。它告诉我们纯洁派自身的历史：阅读达布利斯的登记簿，我们能发现有多少人被异教徒奥捷一家改变了信仰。我们能注意到人们在供词中不说“宗教法庭”，而只说“法官们”。这是因为当时“宗教法庭”并未作为一个机构而存在，只有个别的法官（就像若弗鲁瓦·达布利斯那样）有特殊的工作要做（对达布利斯来说就是调查比利牛斯地区村庄里的异端）。“宗教审判”指的是达布利斯和其他人所遵循的法律程序。它是在13世纪早期作为一种与异端斗争的手段而创建的。达布利斯的登记簿还向我们展示了宗教审判的程序——怎样着手对异端进行调查和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