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印度哲学祛魅 [3]
掌握印度世界观的这一方面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这主要是因为它与洞察实相真正本质相关联的方式。大多数印度思想体系都宣称，具备这样的洞察力可以使个体从无限的业报中获得解脱。这也是人们进行哲学探讨的主要目标与目的，以及把哲学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为了呈现对真理的“洞见”，各诸见都按其所是地描绘其实践者将会“见”到的东西，而这一目的的重要性——西方人称之为“拯救”——则阐释了为何各个思想流派将建立教义的连贯性、合理性、功效性看得如此重要。
复杂与多样：内容的筛选
历经多时才逐渐形成的论辩环境是极其复杂而独特的，并且层次繁复、变化多端，其中所讨论的是具有对抗性的世界观。这就意味着在一个简要的介绍[1]中要对内容作出艰难的取舍。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舍而未论的内容就包括上文提及的耆那教。耆那教的创建者大雄与佛陀是同时代的人，其教理独树一帜且生动有趣，并深受印度宗教——哲学传统的影响，但略去这部分并不影响印度宗教哲学传统的全貌。使某一唯物主义思想学派实现系统化的唯物派传统，除了书中随手带过的一笔之外也被省去了。该传统的重要性在于它对相对立的思想流派构成了挑战，并对哲学论战环境作出了饶有趣味的贡献。但对于耆那教，省略大量的描述并不会对理解整个大画面产生影响。另外一个省去的主要内容是湿婆教，它代表了印度思想中重要、复杂而且极具影响力的一脉。由于其涵盖面过广，内部甚为繁杂，以至于任何过于扼要的简述只会歪曲它。
就像省略那些重要的教派一样，依定位本书也无法详述各个不同哲学思想流派长时期的发展历程，以及由于他们对各自基本观念和重要经文的不同理解而造成的内部分化。这种现象在百家争鸣的论战大环境下是极其普遍的，因为各个学派的拥护者会竞相探寻一些新的方法来推翻其他学派的观点，同时又不背离其自身学派的本源。这些本源的性质也意味着，对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存在一些不同的解读，通常是由于对起源的记录过于简要和/或隐含，这就需要一位专家或师长将其完整的含义阐释给学生。以建立在《奥义书》注经文本基础上的学派为例，有时由于其文本材料过于宽泛，不同的处理方法和关注点均会造成整体理解上的巨大差异。只要是能够简明而准确地表现出某一传统主要分支的关键特征的内容，都包含在内。若需要大量地了解具体详尽的发展史，则建议读者查阅更全面的著作。
注经是对经文材料的解读。不同的注释会对同一经文作出不同的解读。换言之，不同的注释可从相同的经文或段落中提炼出不同的含义，这就为从同一个核心源头有时会引发出完全不同的含意提供了可能。
本书所关注的首先是对印度宗教——哲学传统的成形阶段，即公元前5世纪的叙述，其次是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和实践的主要特征。书中探讨了为何一些问题对某个特定的思想学派至为关键，这就提供了语境的背景，有助于人们了解不同学派关注不同事物的方式及/或为何这些学派对一些共同因素虽持有不同见解却有着同等关切。这为理解论辩如何以及为何对之后该传统走向兴盛繁荣的方式起到关键作用作了铺垫。我们还将了解到论辩术的目的、争议的要点、方法论标准的确立以及论辩对各个传统的重要性。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将按时间顺序逐一介绍具有代表性的观念，以便读者能在相关语境中理解其发展。书中较为详细提及的最早的传统及思想学派是吠陀的献祭体系，其观念与实践在早期的《奥义书》中均有记录。这些不仅与所谓的古印度婆罗门教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为其后一些哲学思想学派的形成提供了最初的源头资料，并为创立哲学论辩基本原理的必要性提供了理由。另外，正是为了对抗占据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该传统在很早的时候便基于其他教派所作的回应建立起来，并提出了相对的观点和教理。后者之中值得一提的是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享年八十岁的佛陀。由于当今在印度几乎没有佛教，在印度宗教传统被称为“印度教”的时期也同样如此，所以佛教在整个印度宗教哲学传统中扮演着并不起眼的角色。但在佛陀去世后的一千多年间，佛教却在印度蓬勃发展，并从一开始就在挑战其他学派观点及促进百家争鸣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且深具影响力的作用。同样，其观点也招致其他学派的强烈批驳。相关章节不仅涉及了早期的佛教及佛教观点的提出，还论述了其后几百年间佛教思想更具经院色彩和/或哲学色彩的系统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思想学派逐步明显趋于系统化，它们的起源与共生体系均与婆罗门教的吠陀——奥义传统以某种方式直接相关。它们中有六个脱颖而出，并逐渐被称为印度教六大经典诸见。通常它们被称为六大“印度教”诸见，虽然，由于印度教一词已不合时宜本书将不再使用，但此词的确可以将各诸见与佛教以及其他没有直接谱系关系的传统（如耆那教）区别开来。佛教和耆那教之所以能自立门户成为不同的教派传统，正在于其完全彻底地摒弃了婆罗门教的权威和教理以及婆罗门教自封的源头地位。相反，六大经典诸见的开创者尽管在参与论战的过程中有时会提炼出明显不同的教理和观点，但他们仍然认可婆罗门教的权威，因此仍属于婆罗门教的范畴。
本体论
本体论关注的是存在问题，即探究存在何物。这是对从微观到宇宙万物任何层面上“存在何物”这一问题的解答。然而探究本体（存在何物？）问题时，关键是确定本体的“存在地位”，这被称为“本体地位”。譬如，一个人可以轻易地将梦见的一个公园和经常前往购物的超市二者视作不同的存在——其本体地位是不同的。同样地，在海市蜃楼中看见的绿洲与通过地图实际找寻到的绿洲也有着不同的本体地位。任何存在之物都有本体地位。这无须直接显现：在梦中出现的公园或在海市蜃楼中看见的绿洲似与超市或地图指引的绿洲地位相同，但实际上它们的本体地位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可以通过实在性来理解。超市比梦中的公园“更加实在”；而地图指引的绿洲又比海市蜃楼“更加实在”。但是梦中的公园和海市蜃楼都存在一定的实在性或地位：它们在经历时“看似真实”，只有过后才会意识到与其他经历相比它们“不够真实”。在世界观或哲学体系的语境中，本体论即是其所说的真实存在——即便我们无法立刻洞悉，它独立于我们任何可能的类似梦境或海市蜃楼的错误理解之外。长久以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本体论。一些观点认为我们所见之物即为真实存在；而另一些则认为正常的清醒状态与睡梦状态是相似的，而真正的存在与虚幻又是不同的。
本书将分别论述这六大经典诸见，包括正理派、胜论派、数论派、瑜伽派、弥曼差派、吠檀多派。传统上，这六大诸见被归为三组，每组各派具备相容且类似的重要特征：正理派和胜论派信奉一种本体论（参见第15页的加框内容），这种本体论由胜论派提出，而正理派的方法与之相一致；瑜伽派和数论派在很大程度上信奉同一种本体论，前者的方法也是与之相容的；弥曼差派和吠檀多派则对相同文集的不同部分采用同一种注释法，且二者都将文集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本书将遵循传统的分类，用不同的章节分别阐述各组。然而，在依照相应的时间脉络来叙述的章节中，也插入了对其他教派的重要阶段的描述，以便加深对不同思想学派间的互动发展的理解。
第二章 婆罗门起源：祭祀、思索宇宙、同一性
公元前5世纪初：通过观察当时印度北部婆罗门僧侣们形成的观念和实践，我们将从这里开始对印度哲学思想展开讨论。从这个恰当的角度开始有几个原因。第一，此时在印度北部婆罗门传统处于强势，并且仍是对国家的社会宗教结构拥有持久操控权的唯一传统。不论其他传统的观念和实践在某些时候如何具有影响，始终控制着规范的标准的仍是婆罗门传统。第二，到公元前5世纪初，在婆罗门传统中并存着两支彼此不同的流派，且我们确知这两个流派都能够将其重要的特征和观念突显出来。第三，或许对我们的目的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从对这两个流派的讨论中，我们能够更清楚看出他们如何共同协作从而促进了日后质疑、辩论和试图反驳其他思想流派的盛行。为了说明以上要点，我们还将考察这两支流派如何从早期传统中逐步形成。
祭祀
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婆罗门人是雅利安人的后代。几个世纪以前，雅利安人带着自身的传统和习俗从欧亚大陆的中部来到印度西北部定居。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奉行着遵从祭祀和基于仪式的宗教，其中很多神圣的细节都被小心地记录、保存在仪式“手册”中。那时书写还不为他们所知，属于不同宗族、为仪式作出各自贡献的婆罗门僧侣们有责任把与其有关的特定仪式活动日程的材料以口头方式留存下来。他们非常严格地履行这项义务，因为只有做到准确，祭祀的效果才可信赖。各种各样的记忆方式日趋完善，从现今我们可以掌握的证据来看，其准确性很可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年代表
约公元前2000—公元前1500年：建立在仪式活动基础上的吠陀献祭传统被雅利安人带到了印度西北部。该传统被婆罗门的僧侣们保留和执行着。
约公元前800—公元前500年：在早期《奥义书》的教义记录里，提到了知识是最为重要的；婆罗门传统也信奉这些教义。
公元前500年前：婆罗门传统中崇礼派与灵智派两教派分支并存。
尽管吠陀祭祀仪式的举行现在被看作是一种宗教活动，但它主要还是出于现世的考虑。也就是说，祭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宇宙现状维持在其最佳水平上。祭祀的主要对象是宇宙中自然秩序的各个方面，如太阳、雨、闪电和风等等，以及诸如契约和誓言之类的一些抽象原则。祭祀的对象被统称为提婆。祭祀有个基本原则：如果人们正确地举行了祭祀仪式，提婆将会以一种极为仁慈的方式发挥其在宇宙中的作用来回报众生。因此宇宙秩序，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知的“达摩”法，被一直保留下来。举行这些献祭活动的必要性在仪式手册中已经明示给婆罗门的众人。这些组成了《吠陀经》主体的早期部分，因而它们也可被称作吠陀仪式手册，保存下来的祭祀宗教有时也被称为吠陀献祭宗教。
雅利安人的祭祀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