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卢梭 [6]
卢梭观点的改变，至少有部分原因可能在“观感随想”和《纳西塞斯》的前言中找到。他提出，虽然文化进步导致我们产生了一大堆恶习，但在文明社会中，从根本上让我们道德沦陷的是我们渴望通过知识而变得出类拔萃，而并非想获得有学问的人的成就。他声称，我们对文化的追求高于一切，表现了我们要跟同胞区别开的决心。卢梭在两个地方简要提及《论科学与艺术》中描述的“追求显赫的风靡”，回顾了费奈隆对18世纪初期在法国发酵了三十多年的古今之争所做的主要贡献。促使我们制造先进社会的手工制品和设备的，并非我们对卓越的追求，而是因为我们希望得到他人的尊重。因此，文明似乎只是实现了我们试图建立的不平等的社会尊重（《作品全集》第二卷，第965页；《作品全集》第三卷，第19、48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18、43—44、97页）。卢梭认为，除非每个人的天资大致相同，否则道德美德不可能真正存在。他在“观感随想”中表示，我们唯一可以与腐败抗衡的保障，是最初的平等，而这一平等现在已经不可挽回地丢失了，这曾经让我们保持纯真，也曾经是美德的真正源泉（《作品全集》第三卷，第56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50—51页）。因此，他总结说，我们对艺术和科学卓越的追求与人们希望在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渴望一样，因此他很快便在《论不平等》中专注于对这一观点的阐述。
因此，卢梭在所有这些方面对关于《论科学与艺术》的批评的回应，让他获得了更多政治、社会及经济相关的论点，他在“二论”及后续作品中对这些论点继续进行了阐述。然而，他从未放弃早期关于艺术和科学是造成人类腐败的重要原因这一观点。相反，在围绕《论科学与艺术》的争论中，他即便在延展自己的论点以兼顾其他因素的同时，仍不断重申自己在获奖论文中提出的主张，即虚荣、懒惰、奢侈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卢梭的批评者克劳德·尼古拉斯·勒卡特是一位解剖学和外科教授，也是鲁昂学院的常务秘书，他要求卢梭更精准地指出哪些文化领域更应该受到指责，从而为卢梭提供了一个拓展其思路的全新方向。勒卡特高呼，卢梭肯定不会建议将音乐纳入那些导致我们堕落的艺术和科学学科之列，他相信作为《百科全书》音乐主题的主要贡献者，卢梭一定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这门艺术多么有用且有益，至少应该成为他总体论点中的例外。
勒卡特的假设与事实相去不远。1753年，“喜歌剧之争”最为激烈的时候，关于佩尔戈莱西的《女仆作夫人》和意大利喜歌剧的争论，将巴黎歌剧院和法国宫廷剧的观众分成不同音乐派系。卢梭发表了《论法国音乐的通信》，这引发了比三年前的《论科学与艺术》更大的抗议风暴。卢梭提出，有些语言比其他语言更适合音乐，因为它们的元音更悦耳，声调更柔和，修辞更有韵律。他声称，这些语言，尤其是意大利语，能够表现出清晰的旋律，适合用于歌曲的表达；其他的语言，比如法语，其特点是缺乏响亮的元音，辅音太粗糙，无法唱出悦耳的音调，因而那些使用这些语言的作曲家不得不用和声伴奏的刺耳声音来修饰他们的音乐。由于在未经修饰的歌曲里没法清晰地唱出法语的发音，所以卢梭在文末总结道，如果法国人想要寻求一种他们自己的音乐形式，那对他们而言更糟糕。在发表这一煽动性的作品和这些中伤性的言论后，卢梭因其对公众品位的侮辱而广受谴责。如果说他的《论法国音乐的通信》并未激起法国民众叛乱，那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成为法国政府的敌人。正如后来伏尔泰认识到的那样，卢梭在政治上根本没有他评论音乐那么具有煽动性。
如果勒卡特能读到卢梭最初起草的关于该主题的这部分内容，他就会理解为什么音乐并没有与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表达的总体论点相悖。这部分内容最初是作为《论不平等》的一部分而起草的，但最终在1781年勒卡特辞世后，才作为《论语言的起源》中的两章面世。相反，根据卢梭的说法，在音乐发展史中，人类道德的堕落体现得最为明显。他在《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我们最初使用的语言可能出现在世界的南部地区，那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这些语言一定具有节奏性和旋律性，应该像诗歌而不像散文，是用来唱的而非用来说的；总之，我们的祖先在第一次表达自己冲动的激情时，一定充满魅力（《作品全集》第五卷，第407、410—411、416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278、282、287页）。但是后来在北方恶劣条件下出现的语言，首先是用以表达人的需求，而不是激情，因而没那么响亮，却更尖锐（《作品全集》第五卷，第380、407—409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253、279—281页）。随着一波蛮族入侵并最终征服地中海世界，北方人的喉音和断音被优先采用，并取代了之前用以表达情感的流畅语调，原始语言所具备的甜蜜、得体和优雅都被丢弃了（《作品全集》第五卷，第425—427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296—298页）。卢梭声称，这种富有旋律的用语会被压制，而我们的语言也逐渐被剥夺了最初的魅力。在蛮族统治和农业劳动的束缚下，单调的散文实际上比诗歌更重要。随着散文的出现，语言，尤其是法语、英语和德语的早期形式，都将变得平淡无奇（《作品全集》第五卷，第392、409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280—281页）。
另一方面，当音乐中使用散文语言时，音乐会因为缺失语义成分而失去原有的感觉，只有哥特式创新的和弦才能让音乐进一步发展，即将和弦的模式运用到人的表达方式中，从而产生了人为创造的愉悦，取代了方言歌曲本身具有的天然趣味。在这些压力下，音乐变得比声乐更有用，而音程的计算被灵巧的旋律变化所取代（《作品全集》第五卷，第424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295页）。散文只能在写作中而无法在讲话中得到优化，沟通不再具有表达力，而只有为了确认对方的感受时，才有必要查阅正确的语法规则和准确的字典词汇（《作品全集》第五卷，第386、415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258、286页）。
图9 《论法国音乐的通信》第二版扉页（巴黎，1753年）
似乎是为了回应勒卡特对其历史哲学的质疑，卢梭把他的论文的最后一章命名为“语言与政府的关系”，并宣称与音乐分离的语言对自由有害。他断言，平淡的语言会激发奴性，而缺乏音调和节奏会使语言变得空洞，从而也造就了空洞的人。现代欧洲的语言已经变得仅适用于近距离的谈话，就像那些无用的唠叨，人们有气无力地相互低语，声音缺乏音调，因而也没有精神和激情。由于我们的语言已经丢失了其音乐的特质，丧失了原有的活力和清晰度，几乎就像是没有品格或意志力的人在轻声嘀咕。如果说这是使用当代语言私下对话时的情形，那么在公开演讲时，则更让人无法忍受。对于那些统治他人却无话可说的人而言，当人们聚集在一起，毫无收敛地以难以理解的语言大声疾呼对他们说教时，他们几乎无能为力。统治者的宣言和牧师的祷告不断地滥用我们的情感，使我们麻木。世俗及宗教骗子所传递的扭曲的说教和布道，已经成为现代世界中最受欢迎的演讲形式（《作品全集》第五卷，第428—429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299页）。
卢梭总结道，语言的私人性和公共性准确地描述了我们的社会退化至完全堕落的状态。对话变得隐秘，政治话语变得贫瘠，我们成为那些在讲道坛上通过谩骂和布道来统治的人的无言的听众，并借此成功地使我们原来大声说话的方式跟上时代。实际上，由于不再需要这些扭曲的言论来将我们留在指定的位置，现代国家的统治者们已经正确地认识到他们不召集任何大会或集会也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威。他们只需要将民众的注意力引向他们可以相互交换的许多事物上，而不去关注他们仍想交流的想法上。曾经用来表达快乐的抑扬顿挫的声音，其最新的表现形式现已被重新定义为代表交易的术语。而“aimez-moi”（爱我）肯定是被“aidez-moi”（帮我）所取代，现在我们对彼此说的都是“donnez de l'argent”（给钱）（《作品全集》第五卷，第408、428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279、298—299页）。在《社会契约论》第三册第十五章，卢梭仍然坚持同样的观点，只是没有涉及音乐的角度，而保留了政治的角度。
当然，除了勒卡特对《论科学与艺术》的反对之外，《论语言的起源》的写作必然受到了其他更多的启发。卢梭自己承认，《论语言的起源》原来是作为《论不平等》的一部分，但由于篇幅太长且内容也不大合适，便将其删除了。1755年，他将其附加在对《旋律的原则》的研究之后，他起草《旋律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回应拉莫对《百科全书》中关于音乐文章的批判，但后来卢梭又将其撤回了。论文中强调音乐的旋律比和谐重要，这表明卢梭反对拉莫所提出的核心观点。拉莫终其一生坚持将旋律和谐视为无上重要，他用共振体的基本低音这一创新概念来解释旋律和谐。但是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中对音乐和语言的评述也成为其历史哲学理论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其他关于艺术和科学的探讨相比，这部作品包含了针对卢梭所提出的文明进步导致道德腐败这一论点更为丰富的描述。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它最直接地回击了勒卡特对卢梭最初论点的质疑。在对博尔德的“最后的回应”中，卢梭声称他已经预见并提前应对了所有针对其论点的诋毁者看似合理的指控（《作品全集》第三卷，第71—72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64页），但是他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他的应对策略的独创性，也没有很好地体现出他反驳的微妙之处，他的原话中所包含的新主题几乎令人难以察觉。
图10 《旋律的原则》手稿的扉页
然而，至少有一个针对“一论”的反对意见，卢梭并没有在其早期作品中进行回应。一位匿名的评论家，可能是阿贝·雷纳尔，他后来与狄德罗及其他人合作编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