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卢梭 [5]
尽管如此，卢梭在作家之路上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论科学与艺术》发表后立刻引发的争论，而且争论一直持续了至少三年。在那场争论的过程中，他试图证明自己的作品是正确的，那些批评者是错误的。他收集、阐述并完善了他最初的主张，从而让这些观点常常有别于最开始的构想。他并未回应所有的诋毁者，但他试图反驳至少六个他留意到的作品。几个针对他的批评者指责他未能指明人类道德沦丧的确切点，因此，他让人觉得他推崇欧洲几个世纪的野蛮状态，而不赞成随后发生的科学复兴。一些人谴责他总体上缺乏学识，这体现在他对古赛西亚人残酷本质的误解，以及他忽视了之前他称赞的一些人物，比如塞内加。他相信文学增进而非削弱人的美德。针对这些指控，卢梭在《给雷纳尔神父的信》中特别反驳道：他是为了提出一个关于艺术及科学进步和道德衰败之间关系的一般性论点，而不是追踪任何特定的事件，因此，这些批评者误解了他作品的目的（《作品全集》第三卷，第31—32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29—30页）。
卢梭在《论不平等》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普适性的主题，在文中，他将注意力从古代世界无瑕的文明转移到原始人类的本质以及非常久远的远古时期，甚至没有历史研究可以揭示那段时期的真正特点。在《论科学与艺术》发表以后，卢梭逐渐变得更加关注人类堕落的最终根源，而更少关注不同文化中人类堕落所呈现出的独特表现。然而，矛盾的是，当他逐渐将目光投向我们最遥远的过去时，他的论据却来自日益现代化的世界，早已占据这个世界的实际上是逃脱了人类历史苦难的野蛮人，而并非古代的英雄和圣贤。到1750年代中期，他对普鲁塔克受人尊敬的作品《希腊罗马名人传》的推崇有所衰减，取而代之的是他对《大航海历史》的全新热情，后者是由《曼侬·莱斯科》的作者阿贝·普雷沃所编辑的。卢梭观察到，人的本性和文化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敏锐和鲜明，他用来描述这些分歧的论据也越来越敏锐和鲜明。在他早期社会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他对整个人类思辨困境的洞察之广很快就弥补了他历史学识的不足。
《论科学与艺术》的一些批评者还指责卢梭生动描绘了一个古老黄金时代的怀旧幻想，这个幻想的时代只存在于神话和诗歌中，从未在现实中存在过。对于这一异议，卢梭特别回应了博尔德1751年发表的《论艺术与科学的优势》：古老黄金时代并不是历史幻象，而是一个哲学抽象概念，美德的概念本身比古老黄金时代更为虚幻，对于了解自我和获得幸福同样重要（《作品全集》第三卷，第80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71页）。他没有把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时代放在一起，从而鼓励人们拯救那些人类的美德或已然丢失的远古时代的纯真。在他两部源于《论科学与艺术》的作品——写给波兰斯坦尼斯瓦夫国王的“观感随想”和他的剧本《纳西塞斯》的前言中，他指出，一个人一旦腐败，就再也无法回到品德高尚的状态，这是他这一生中一直持有的观点。而且，数学家和历史学家约瑟夫·戈蒂埃率先指出卢梭已经成为一个捍卫无知的卫道士，一个相信文化应该被摧毁、图书馆应该被烧毁的卫道士。卢梭对此尤为生气。我们当然不能让欧洲重新陷入野蛮状态，卢梭回应道，他也没有主张摧毁我们的图书馆、学院或大学，当然更不会破坏社会本身（《作品全集》第二卷，第971—972页；《作品全集》第三卷，第55—56、95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50—51、84—85、103页）。让文明人回归自然状态，恢复到纯真、不知罪恶为何物的状态，是不可能的。在批评家对《论科学与艺术》提出异议后，卢梭一直强调，道德正直的公民必须努力脚踏实地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不是活在幻想的远古乐园中。他在人生最后一段时期，信奉另一种独处以及与自然交流的方式，但他并不推荐现代国家中幻想破灭的人们采用同样的方式。他仍然坚持认为他的思想并非乌托邦式的空想或者带有暴力的暗示。
批评者提出反对意见的力量给卢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偶尔也会因此修改或放弃他理论中的某些独特观点。因此，斯坦尼斯瓦夫国王挑战卢梭描述的美德和无知之间的关系，理由是卢梭所赞赏的那些没经过教育的人，有时候是残酷的，而并非无害的。卢梭接受了这一观点，并提出区分两种无知，一种是可憎、可怕的，一种是温和、纯洁的（《作品全集》第三卷，第53—54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48—49页）。但是，由于卢梭没有进一步阐述，这一回应让人很难信服。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他不再像之前那么决然地把原始人类的道德纯真仅仅归结于他们缺乏知识。1740年代早期，卢梭结交了哲学家查尔斯·博尔德。查尔斯声称《论科学与艺术》的作者对未开化民族的军事力量表示赞扬，这一观点相当不明智，他们野蛮的征服行径证明了他们的不公正，而并非无辜。卢梭很快就同意了这一观点，认为互相摧毁并非我们注定的命运（《作品全集》第三卷，第82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72页）。虽然卢梭一开始就表示，为了征服而战与为了捍卫自由而战并不相同，但他再也没有像他在“一论”中那样使用光辉的色彩来描绘军事上英勇作战的典范。受马基雅维里的启发，卢梭并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仍然认为罗马共和国的自由是由其民兵所维持的，但是在之后的《论不平等》中，他把所有的战争都描绘成罪恶的、凶残的、可恨的、对于战斗者而言是毫无意义的。
虽然卢梭对其评论家做出了一些让步，但他将其他的指控转化并用于更有助于自己理论发展的地方。这尤其体现在他回复斯坦尼斯瓦夫和博尔德的主张：人的道德退化是由于财富过剩，而并非因为知识；同时也体现在他对博尔德关于国家衰落最终只有可能是由于政治原因的观点的回应上。卢梭在“观感随想”中承认，不同的习俗、气候、法律、经济和政府（由于达朗贝尔反对1751年卢梭在《百科全书》“绪论”中提出的观点，而引发了大众的注意），所有这些必然都在人类道德特征的形成中发挥着作用（《作品全集》第三卷，第42—43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39页）。此后，他更直接地指出了这些因素的影响。例如，他在1752年对博尔德的“最后的回应”中指出，之前他谴责奢侈是我们堕落的主要原因，而奢侈本身主要是由于现代世界农业的衰落（《作品全集》第三卷，第79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70页）。在同一文本中，卢梭随后又首次在自己的作品《纳西塞斯》的前言中引发了人们对私有财产的罪恶影响的关注。在“最后的回应”中，他主要探讨了所有权的概念，以及这一概念在现实中所引发的地球上主人和奴隶之间的残酷区分，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挑战博尔德的论点——人类在最原始的状态下便已是凶猛、好斗的。“在你的和我的这样可怕的语言出现之前”，他声称，“在有人饿死时，还有人仍然渴望得到奢侈品”，在这样丑恶的人出现之前，他想知道我们的祖先究竟有哪些罪恶（《作品全集》第三卷，第80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71页）。在《纳西塞斯》的前言中，卢梭转而集中论述了野蛮人的道德特质明显优于欧洲人这一事实，因为野蛮人并不会受到贪婪、嫉妒、欺骗这些恶习的影响，而这些恶习在文明世界里必然会让人们互相蔑视并彼此为敌。卢梭表明：“财产这个词在野蛮人那里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利益冲突；没有什么能驱使他们像贪婪的文明人那样总是互相欺骗（《作品全集》第二卷，第969—970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101页）。这两段文章是回应那些针对《论科学与艺术》的评论者的，因此，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卢梭最早关于主要论点的陈述，后来他在《论不平等》中，以挑战洛克的财产理论的形式，对其主要论点进行了详细阐述。
卢梭那时也开始更为密切地关注政治因素的作用。当代社会的罪恶在之前已经被很多人描述过，他在《纳西塞斯》的前言中也对此进行了表述。其他人发现了问题，而卢梭却实际上发现了其原因。他在1753年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我们所有的恶习最终并非源于我们的本性，而是由于政府糟糕的统治方式（《作品全集》第二卷，第969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101页）。两年后，他在《政治经济学》中再次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在其中指出，“从长远来看，人民是由政府塑造的”（《作品全集》第三卷，第251页；《〈社会契约论〉及其他晚期政治著作》，第13页）。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在《致博蒙书》中宣称，文明人的假冒行为是由我们的“社会秩序”造成的，它对我们的本性施加暴虐（《作品全集》第四卷，第966页）。1770年左右，他在《忏悔录》中表明，这一原则的真理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很清楚了，当时他还在威尼斯逗留，他目睹了这个国家政府的缺陷对其民众带来的可怕后果。因此，卢梭在《纳西塞斯》的前言中首次阐述了这一观点，之后他又在不同的文章中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成为他生活和工作中的重要内容。
关于钱财富贵造成我们的道德沦丧，卢梭很快表明自己只同意斯坦尼斯瓦夫和博尔德的部分观点。1750年代早期，在一些零散的作品中，尤其在一篇关于“奢侈、商业和艺术”的短文中，卢梭认为，人类的贪婪是渴望自己优于同胞的表现，所以黄金在人类事务中的引入，必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分配不均，并由此产生了贫穷这一问题以及富人对穷人的羞辱（《作品全集》第三卷，第522页）。但是，即便认识到财富积累在人类道德腐败中所起的作用，他还是坚持认为，这不是导致我们道德衰退的主要原因。相反，正如他在“观感随想”中所宣称的，财富和贫穷是相对的，这反映了社会不平等的程度，而并非决定了社会不平等的程度。重新排列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描述的恶习宗谱，他现在提出，在我们腐败的可怕秩序中，最需要关注的是不平等，其次是财富，而财富让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