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卢梭 [4]
尽管卢梭已经和主流启蒙思想家渐行渐远，但他在法国各地、日内瓦激进派圈子里，尤其是在思想开明的欧洲周边——意大利、苏格兰和德国仍然有许多热情的追随者，其中康德和歌德是他下一代或两代崇拜者中最为杰出的。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当卢梭的《忏悔录》手稿被呈交公会、他的遗体被隆重地运到巴黎时，他对18世纪人们的生活和思潮的影响到达了顶峰。在卢梭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人比他更清楚地表达了革命者对自由、平等和博爱原则的承诺，也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完全献身于人民主权的理想。人民主权在法国的实现标志着旧制度的消亡。尤其在刚正不阿的罗伯斯庇尔的政治生涯中，包括他对圣职授予和教士神学的反对，他对爱国精神的推崇和对最高主宰的崇拜，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可以找到他对卢梭学说最积极的实用性阐述。卢梭本人从来没有主张过革命，他认为政治起义比他们原本想要治愈的疾病还要恶劣，他认为政治几乎没有可能拯救人类。但他预见了欧洲即将到来的危机和革命时代的到来，并希望这场危机能够得以避免。卢梭死后十年，法国大革命开始了，尽管如此，许多领导人还是在卢梭的哲学炽焰的照耀下，起草了他们的计划和宪法。由于这种联系，卢梭被斥为整个18世纪最邪恶的思想家。法国大革命变质后，首先催生了雅各宾派恐怖统治，然后产生了波拿巴主义，根据他的批评者的说法，最终引发了现代极权主义的出现。
第二章 文化、音乐和道德的败坏
卢梭在其《忏悔录》中提到，1749年10月他在《法兰西信使》中读到一则关于第戎学院宣布举办以“艺术和科学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为题的征文比赛的通告，将选出写得最好的文章，当时，他惊愕得犹如遭受雷击。他写道：“当我读到这则通告的时候，我看到了另一个宇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作品全集》第一卷，第351页；《忏悔录》，第327页）他当时停在一棵树边调整呼吸，精神进入几近错乱的状态，在狂热中看到了人性自然的善与社会秩序的恶之间的冲突。这一切激发了卢梭，并成为其日后主要作品的核心思想，尽管之后他回想起来，只有隐约的印象。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最直接的表述，但他最终将其视为自己主要著作中最糟糕的作品之一。他失望地认为，这部开启他文学生涯的作品，既没有秩序、逻辑，也没有结构，虽然它充满了温暖和活力，但在他自己看来，在他所有著作中，这一部是最为无力、最有失优雅的（《作品全集》第一卷，第352页；《忏悔录》，第328—329页）。他的批评者很快也指出，卢梭的这一部作品最缺乏独创性。
《论科学与艺术》的核心主题是，文明是人类之祸根，艺术和科学的日趋完善伴随着人类的道德堕落。在我们获得有教养的人所具备的技能和特点之前，以及在我们的生活模式被错误的价值观和反常的需求所塑造之前，我们是“淳朴又自然的”。然而，随着知识的诞生和传播，我们最初的纯洁由于诡辩的趣味与风俗、“道貌岸然的礼貌面纱”和那些时尚的“恶性装点”而逐渐消亡，仿佛被退潮的潮水带走一样（《作品全集》第三卷，第8、10、21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7—9、20页）。卢梭认为，以前我们的祖先住在茅屋里，除了神的认可外不追求其他东西，我们不得不感到遗憾的是，我们已经丢失了那个时代的朴素。最初，世界上唯一的装饰是自然本身的雕琢，后来，那些一直与自然最为接近、最不受文化和学习束缚的文明，被证实为最充满活力和生命力的。他观察到，我们的艺术和科学并不能激发个人的勇气和爱国主义精神，反而扼杀了人们对国家的忠诚以及保护国家免受入侵的力量。中国人的奇妙发明未能阻挡他们屈服于粗俗无知的鞑靼人，圣人的博学显然是毫无用处的；那些拥有美德却未能掌握科学的波斯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亚洲；德国和斯基泰民族的伟大牢固地建立在其居民的朴素、天真和爱国精神之上（《作品全集》第三卷，第11、22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10—11、20页）。
最重要的是，与雅典相比，斯巴达的历史表明，那些没有虚荣文化遗迹的人类族群表现得更持久、更能抵抗暴政的罪恶。苏格拉底是雅典最聪明的人，他告诫他的同胞们，他们的傲慢会带来危险的后果。后来，在罗马，卡托以苏格拉底为榜样，猛烈抨击那些带有邪恶诱惑力的艺术和炫耀性的虚饰，瓦解了其同胞们的活力。然而，他们两个人的警告都没有得到重视，在雅典和罗马，开始流行一种完全华而不实的学习方式，并对军事纪律、农业生产和政治警觉性造成不良影响。尤其是那个曾经被视为美德圣殿的罗马共和国，很快就变成了堕落的犯罪舞台，慢慢地屈服于它早先用于控制蛮族俘虏的枷锁。卢梭补充道，埃及、希腊和君士坦丁堡的古代帝国的崩溃也呈现出相同的衰败模式，伟大的文明在科学和艺术进步的重压下衰败，这是一个普适性规则（《作品全集》第三卷，第10—14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9—13页）。
然而“一论”没有对此给出解释，几乎没有勾勒出艺术和科学应该如何对人类道德的堕落全面负责。卢梭认为，一方面，科学的形成源于人的懒惰，每一门学科都源于懒惰带来的不同恶习，例如天文学源于迷信，几何学源于贪婪，物理学源于过度的好奇；另一方面，艺术各个方面都受到奢侈的滋养，而奢侈本身是由人类的懒惰和虚荣心所催生的。卢梭认为，奢侈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因为如果没有艺术和科学，奢侈就很难蓬勃发展，而如果没有奢侈，艺术和科学则永远不可能存在。根据他的观点，道德的瓦解一定是奢侈的必然结果，而奢侈又源于懒惰。懒惰、人类腐败和奴役是人类所有文明历史的典型特征，而这一切是对人类竭尽全力想要超越快乐的无知状态的恰如其分的惩罚，殊不知，如若能永远维持快乐的无知状态，这才是福报（《作品全集》第三卷，第15、17—19、21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14、16—17、20页）。
图7 《论科学与艺术》的卷首和扉页（1750年）
在所有这些方面，《论科学与艺术》包含了关于历史哲学的第一份重要声明：明显的文化和社会进步只会导致人类真正的道德退化，而这一观点也成为卢梭作品中最核心的主题。但是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关于历史哲学的阐述仍然显得初级且晦涩，它包含了至少三个关于人类腐败过程和状态的不同主题：第一，文中提出人类从最早期原始的纯真状态逐渐衰败；第二，那些在艺术和科学上并不发达的国家，在道德上要优于那些发达的国家；第三，卢梭认为在文化进步的重压之下，伟大的文明已然变得衰败。对读者而言，似乎不容易看清这些论点之间的一致性，尤其因为卢梭一方面对原始人类的生活方式表示称赞，另一方面又对超越了野蛮社会的强大文明表示首肯。另外，卢梭后来又提出了一个在人类历史启蒙运动时期非常流行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中世纪的野蛮和迷信延续了几个世纪，从而阻断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让人类进入了比无知更糟糕的状态。在文末，卢梭甚至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造成人类不幸的根源并不是艺术和科学本身，而是庸人的滥用。他在观察后得出结论，伟大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应该被委以重任，建造向人类精神荣耀致敬的纪念碑。他提出，我们这些普通百姓，应该接受命中注定的默默无闻和平庸，无须追求更多。很难理解为什么卢梭认为这种观点与针对艺术和科学的批判以及对无知、单纯和人性美德的捍卫是一致的（《作品全集》第三卷，第6、22、29—30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6、20、27—28页）。
卢梭也不清楚他所认定的文化进步对人类衰败所造成的确切影响。他的论点似乎显得相当简单，他认为艺术和科学的进步是人类道德堕落的罪魁祸首，但他也认为艺术和科学是由人们渴望，甚至有些人很享受的闲散、虚荣和奢侈所滋养的。那么，文化的进步是人类衰败的原因还是后果？卢梭在作品中主要描述的是人类追求文化和知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的罪恶，但他同样宣称，人类的艺术和科学源于人类的罪恶（《作品全集》第三卷，第17、19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16、18页）。如此看来，他似乎拿不定主意。
卢梭犹豫不决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论据中的很多内容都借鉴于早期的思想家，如孟德斯鸠、费奈隆、蒙田、塞内加、柏拉图，尤其是普鲁塔克。他阅读了普鲁塔克的大量作品，并在自己的文章中多处支持或总结了普鲁塔克的观点，包括：自然的力量高于人为的技巧，不平等给人带来的压迫感，以及文明带来人类的衰败。在《关于克劳迪亚斯和尼禄统治的随笔》中，狄德罗后来评论说，“面对艺术和科学的进步，在卢梭之前，人类已经有上百次为无知而道歉”，他的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论科学与艺术》缺乏原创性并不仅仅因为它跟卢梭借鉴的其他作品具有相似的整体影响力，也不仅仅因为他的学术知识都是通过学习其他人的研究成果而获得。例如，卢梭对赛西亚人的描述主要源于贺拉斯，对德国人的描述来自塔西佗，对巴黎人的勾勒来自蒙田，对斯巴达和雅典的对比源自几个作家，尤其是波舒哀和历史学家夏尔·罗兰。文中模仿的特征首先表现在卢梭用于表达其重要思想的词语，经常是从权威人士那里借鉴的。
图8 狄德罗的肖像，凡卢绘
除了大量明确标明来源的文献之外，《论科学与艺术》中至少有一段引用了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波舒哀的《世界史通论》中的内容，却没有致谢。书中还有一些引用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片段，以及至少十五处来自《蒙田随笔》的摘要，其中只有几处标明了出处，卢梭作品的最后一行也是改编自普鲁塔克和蒙田的作品。1766年多姆·约瑟夫·卡若发表的《卢梭的剽窃》或许说得过于严重了，而且其中控诉的大多数罪名都不成立，但《论科学与艺术》的确是卢梭所有著作中唯一引发此类怀疑的。尽管其论点相当尖锐，但没有特别针对其他作品，卢梭在使用其他文献的时候，主要是概括其中的观点，而不是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他的“一论”和“二论”在这一点上的区别非常明显，因为在《论不平等》中，他是为了驳斥书中提到的大多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