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卢梭 [2]
1743—1744年间，卢梭被任命为法国驻威尼斯大使，因而他暂时结束了在巴黎的逗留。年轻的时候，卢梭拜访过都灵，并在那里学习了意大利语。他喜爱意大利音乐，经常聆听，并对其自然和直接的表现方式表达出强烈的热情；他在欣赏结构精致的法国音乐时，也丝毫无法减淡对意大利音乐的热情。在都灵，他发现为弥撒仪式伴奏的华丽的管弦乐表演比在日内瓦教堂里被当作音乐的简朴的赞美诗更具有吸引力；在威尼斯，他也热衷于通俗音乐和本地音乐，街上和酒馆里的流行曲调一点都不比舞台上的音乐逊色，同样令他陶醉。他返回巴黎后，将意大利歌剧和法国歌剧进行比较，认为意大利歌剧更胜一筹。他认为法语欠缺音乐表现力，法国声乐风格通常缺乏清晰的旋律线，而且过多的表面装饰和和声的点缀导致音乐拖沓。
卢梭在18世纪中叶与当时著名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拉莫的争执正是源于这样的主题。1753年，卢梭写了《论法国音乐的通信》，事实证明这是他引发争议最大的作品，因为这部作品，他对音乐的思考被视为具有煽动性，他的肖像被反对者吊起来以泄愤。卢梭自己在《忏悔录》（《作品全集》第一卷，第384页；《忏悔录》，第358页）中声称，《论法国音乐的通信》也是唯一一部曾经遏制了法国政治暴动的作品。1753年11月，君主一派对巴黎最高法院的地方法官进行驱逐，这一全国性的危机也激化了詹森主义者和耶稣会会士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极大的动乱。但卢梭坚持认为，这并不是他的作品所激发的，他的作品只是将一场原本针对国家的潜在革命，转变成了一场针对他的革命。矛盾的是，事实证明，《论法国音乐的通信》是卢梭唯一一部赢得启蒙思想家普遍认可的作品，他们也怀着和卢梭相似的热情加入了推行意大利音乐的行列。1752年卢梭创作了歌剧《乡村卜者》，这部作品以意大利音乐风格创作，受到了广泛的称赞，甚至被格鲁克和莫扎特模仿并超越。1767年卢梭的《音乐辞典》出版，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源自他为《百科全书》撰写的文章，他对于自己早先关于音乐和话剧的想法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述。而在1760年代早期完成的《论语言的起源》中，卢梭在上述想法中加入了他的历史哲学思想，认为古典拉丁语比当代法语更具有音乐活力，古代共和国的公民拥有更多的美德和自由，他们以开放式的音乐表达了他们兄弟般的情谊，而这种音乐在君主统治的当代主题中已经不再流行了。
在卢梭的《忏悔录》中，他提到他在威尼斯发现“一切都归源于政治”，因此“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其政府的性质所决定的”（《作品全集》第一卷，第404页；《忏悔录》，第377页）。他坚信，人天生并不邪恶，但往往由于差劲的政府滋生了邪恶，从而导致人变得邪恶。如果一切都取决于政治，那么日内瓦同胞的正直品格，以及曾经辉煌的威尼斯共和国民众的道德败坏，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个根源。在威尼斯居住过一段时间后，卢梭回到当时最大的君主国的首都巴黎，因此他可以比较三个截然不同的政体在塑造其民族性格上所产生的影响。卢梭在1749年起草了《论科学与艺术》，这让他第一次有机会集中阐述了他关于文化衰落和罪恶的政治根源的观点。他在书中提出，虽然我们的祖先是强健的，但启蒙运动带来的过度奢侈耗尽了我们的活力，使我们受制于文化的桎梏。斯巴达因为摆脱了艺术和科学的粉饰而成为一个持久的强国；雅典，这个代表古代最高文明的国家，却无法阻止自己的衰落，沦落为专制统治的国家，而罗马以及其他帝国的日益强大，都同时伴随着军事和政治实力的衰减。卢梭评论称，无论在何处，“艺术、文学、科学都把花冠点缀在束缚着人们的枷锁之上”（《作品全集》第三卷，第7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6页）。他之后的作品虽然囊括了很多其他主题，但他的“知识源于感觉经验”这一观点此后成了其哲学理论的基石。受古代智者学派的启发，并由马克思和尼采重新修改，这一原则也成了后现代主义批判启蒙时代的普遍核心思想。
图3 《乡村卜者》的雕刻版扉页（巴黎，1753年）
卢梭的“一论”[3]在他所参加的文学竞赛中获奖。几乎一夜之间，这部作品所引发的争论使他从一个即将步入中年、默默无闻的文人变成了现代文明中最饱受鞭挞的名人。导致这部作品臭名昭著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颠覆了18世纪人们对于美德与丑恶之间史诗般斗争的普遍观点。伏尔泰在其《哲学通信》及其他作品中，代表他那个时代许多支持启蒙思想的人们发表了看法，他认为学习和科学的发展能够带来美德，并描绘了在现代欧洲从数百年迷信和无知的黑暗中慢慢觉醒的过程中，人类行为的逐步改善。狄德罗与达朗贝尔在构思《百科全书》时，基本遵循了同样的思路。相比之下，卢梭似乎在颂扬原始黄金时代的价值，从那个时代往后，人们由于盲目崇拜知识的欲望而堕落，并丢失了优雅。他不仅给人以推崇原始、反对文化的印象，而且在那些跟他同时代的文明进步人士看来，他似乎忘记了基督教会作为当代世界人们痛苦和绝望的主要来源，也是由于古代世界的无知而强化了他所推崇的神秘主义，并因此具备了影响力。伏尔泰及其追随者谴责了这种对人类未经教化的无知的幻念，他们指责卢梭放弃了他本应该坚持的政治和宗教改革事业，却回到粗野的愚蠢状态。虽然对卢梭所提出的人性本质理论的评价在很多方面都相当离谱，但对他的哲学的核心原则之一给予了应有的重视，而卢梭也经常说这一原则是他的很多作品的指导线索——虽然人类的造物主创造了一切美好的事物，但人类却造就了腐朽和堕落。卢梭认为，邪恶是人类社会的独特产物，虽然人类并非总是刻意为之。
在1750年代早期，卢梭主要专注于关于音乐的写作，并应对一些批评家对其《论科学与艺术》的反对。这些批评家将他的注意力从文化的堕落转移到政治和经济因素的不利影响上，他应该感谢这些批评家，因为在卢梭看来，是他们重申了他在威尼斯所发现的真相。1753年秋，卢梭的历史哲学理论得到进一步演进，他提出，人类道德败坏的主要原因是对不平等的追求，而并非对奢侈的追求。他还指出，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上的权威关系是人类道德败坏的主要原因。卢梭在他1755年的《论不平等》中提出，一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公开授权侵占土地，这必然导致公民社会建立于欺诈和不公正之上。他是根据对人类历史的推测来阐述这一论点的，其中他也试图解释家庭和农业的社会起源，并阐述了私有财产的不平等分配对不同类型政府的起源所起到的作用。在卢梭对历史假想性的重建中，他对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理论提出了几点重要的见解，而这些是他之前从未阐述过的。他首次强调，我们道德败坏的主要原因是私有财产制度，而并非对文化和知识的追求，并由此挑战他之前从格劳秀斯、霍布斯以及后来普芬多夫和洛克那里所理解的现代法学的基础。启蒙运动时期的其他思想家都没有像卢梭这样在他的“二论”[4]中如此直接地与传统观点进行对峙。18世纪对人性早期观点的批判也未能像卢梭一样针对社会特征提出进化演变这样生动的设想。此外，在卢梭的这篇作品中，文明人身上原始性的抽象概念源于人类身体和道德特征之间的二分性。他坚持认为，道德并非源于人性，而是来自社会中人性的改变，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差异原本微不足道，但这种人性改变却会带来显著不同的结果，从而让我们的生活发生彻底的变化。他在《论不平等》中指出，私有财产的建立非但没有表现出人类天性中潜在的最好的一面，反而扭曲了人性，并将人类对荣誉和公众尊重的追求变成了一种不光彩的、令人沮丧的竞争。事实上，他首次在文中提出的关于人类原始特征的假设性描述，认为野蛮人更接近于其他动物，而并非文明人。这让卢梭有机会去思考动物学的主题，以及我们与猿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之间的区别。他开始相信，人类不管怎么样都是自然界中唯一可以创造自己历史的物种，而人类对能力的滥用致使其在社会中比其他所有生物都活得更焦虑、更痛苦。
卢梭的“二论”在各个领域对欧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最初它对读者的影响却比不上《论科学与艺术》和《论法国音乐的通信》。对于之前与卢梭结盟的启蒙思想家而言，这却证实并加深了他们的担忧——他的“一论”是其真挚信念的宣言，卢梭再也不能被视为启蒙运动或进步的盟友了。对于卢梭本人而言，显然他需要与他先前的一些朋友分道扬镳，他一直都对无神论者和怀疑论者感到不安。卢梭仅在公众面前才会略微收敛自己不合时宜的热情，毫无疑问，这种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华伦夫人的激发而产生的，他的一些巴黎朋友，甚至是狄德罗，感觉这是他自以为是和虚荣的表现。
1750年代中期，卢梭开始和他的同伴发生争吵，并声称他再也无法容忍他们的道德自满。起初，卢梭计划返回日内瓦，但后来他又改变了迁居的想法，主要是因为伏尔泰决定在日内瓦定居。在两次被关押进巴士底狱后，伏尔泰只想寻找一个避风港，以使自己可以更安全地追求自己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