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卢梭 [17]
与洛克相反，萨瓦神父坚持灵魂的非物质性和它的不朽性，尽管他声称不知道恶人是否会遭受永恒的诅咒，甚至对他们的命运表示漠不关心。完全遵从内心的情感，他发现自己至少可以做出决定自己命运的道德判断。“我一生中所犯下的所有罪恶都是因为缺少反思”，卢梭后来在给米拉博侯爵（《卢梭书信全集》，第5792页）的一封未写完的信中哀叹道，回忆从奥维德、保罗到罗马人的著名诗句，“我做的那点好事是出于一时冲动”。尤其受到英国哲学家和神学家萨缪尔·克拉克《关于上帝的存在和属性的论述》的启发后，他在《萨瓦祖父的信仰告白》、在写给德·弗兰基耶尔先生的信中，以及其他作品中，把这种本性的冲动称为良心，称为“一种天生的正义原则”（《作品全集》第四卷，第570、598、1135页；《爱弥儿》，第269、289页）或灵魂内在的声音，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如本能与肉体的关系一样。良心！这个不朽的声音是美德的万无一失的向导，牧师声称，他为上帝的恩赐而祝福上帝，却不向上帝祈祷。他能要什么呢?不用索求行善的能力，因为他生来就已经有这种能力。也不能要求上帝替他干活，而他自己收工资。上帝不是已经赐予了他爱善的良心、识善的理性和择善的自由吗？（《作品全集》第四卷，第605页；《爱弥儿》，第294页）
图19 格拉沃洛画的《新爱洛伊丝》中的整页插图“你想逃到哪里去？”（阿姆斯特丹，1761年）
在《萨瓦祖父的信仰告白》第二部分的最后，牧师讲述他想继续担任教区牧师的抱负饱受挫折；他请求年轻的卢梭要真诚，要在不宽容的人中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并将自己信奉的自然宗教与教条主义的信仰、神迹和启示对立起来。他说，面对大自然给我们的眼睛、心灵、判断力和良心带来的巨大震撼，竟然还需要其他宗教，这似乎很奇怪。然而，我们被告知，需要通过启示来教导人类如何侍奉上帝（《作品全集》第四卷，第607—608页；《爱弥儿》，第295页）。仅在欧洲，我们就有三种主要的宗教。第一种只接受一种启示，第二种接受两种启示，第三种接受三种启示，每种宗教都厌恶并诅咒其他两种；它们的书甚至对于识字的人而言都几乎无法理解，犹太人无法理解希伯来语，基督徒无法理解希伯来语或希腊语，土耳其人无法理解阿拉伯语。在每种情况下，每个人仅需要知道书本中的内容。总是书！欧洲到处都是书（《作品全集》第四卷，第619—620页；《爱弥儿》，第303页）。在每种情况下，上帝的使者各自诠释上帝的意图，设法让上帝说出他们想要传达的内容，通过使用对其他人而言是神秘的符号和奇迹，来为迫害异教徒进行辩护。一个没有奇迹的世界将是最伟大的奇迹（《作品全集》第四卷，第612页；《爱弥儿》，第298页）。
当使者们不在国内追捕异教徒的时候，上帝启示的传播者就会派遣传教士到国外传教，威胁所有不理会他们的人将面临永久的诅咒。他们几乎不敢走得太远。被奴役在后宫的东方妻子的灵魂会等来什么样的命运？会因为隐居而下地狱吗？（《作品全集》第四卷，第622页；《爱弥儿》，第304—305页）牧师承认，圣洁的福音当然是在向神父的心灵诉说。当然，耶稣的教导中有一种崇高的恩典，就像苏格拉底的智慧一样崇高。耶稣的生与死表明耶稣是神。但同一福音中有太多的东西是不可思议的，是与理性相抵触的，是任何一个明智的人都不可能接受的（《作品全集》第四卷，第625—627页；《爱弥儿》，第307—308页）。让神的话语少一些神秘。难道他赋予我们理性的能力，只是为了禁止我们使用它吗？我们独立侍奉他不行吗？“我所崇拜的上帝并不是影子之神。”牧师坚称（《作品全集》第四卷，第614页；《爱弥儿》，第300页）。让我们合上所有的书本，拥抱他朴素的真理，因为它是用各种语言记录的，所有人都可以接触到，就在打开的自然之书中（《作品全集》第四卷，第624—625页；《爱弥儿》，第306—307页）。启示之神使用太多语言了。“我宁愿听上帝自己说……上帝和我之间隔着太多人了！”（《作品全集》第四卷，第610页；《爱弥儿》，第297页）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中对宗教和基督教本质的这种思考，在法国的教会中根本不受欢迎，卢梭对此应该不会感到过于惊讶。伏尔泰采取了足够的谨慎措施，从法国边境比较安全的一侧宣传他对罗马天主教最严厉的谴责。但是卢梭在荷兰和法国同时出版了《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之后，却恣意写作，颠覆了他原有的尊贵形象，他对当时居住国家的官方反应毫无准备。他的作品在日内瓦被禁，他无法逃回祖国，这使他更加沮丧。1762年8月，巴黎大主教发布命令，谴责《爱弥儿》有害的教义。在此之前索邦神学院已经正式谴责了这篇文章，而巴黎市议会下令让刽子手将其焚毁。此时，卢梭已经逃离了法国。“你唯一能证明我有罪的证据就是原罪”，他在回信《致博蒙书》中提出了抗议，这也是他关于神学的著作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发表于1763年初。上帝让我们清白无辜怎么会只是为了证明我们是有罪的，从而把我们扔进地狱呢？他问道。难道严厉的原罪教义主要不是圣奥古斯丁和神学家的发明，而是《圣经》的精髓吗？我们不是都认为人性本善的吗？你说人性是恶的，因为他本来就是恶的，而我现在却告诉你人性是如何变恶的。我们中谁最接近第一原理？卢梭坚持认为，《爱弥儿》是写给基督徒的，通过洗礼洗净了原罪，就像亚当最初被上帝创造时一样纯洁（《作品全集》第四卷，第937—940页）。
卢梭本想在日内瓦避难，但1762年6月，日内瓦政府小议会烧毁了《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因为它们被认为亵渎神明，威胁公共秩序和宗教。卢梭被迫逃亡，先是逃到伯尔尼境内的伊弗顿，然后逃到附近的莫蒂耶，后来村民用石头砸他的房子将他赶了出来。起初，他热切地希望他的同胞在代表他提交的意见书中，让他重新回到他们中间。但他发现政府的支持者，即反面派（Négatifs），对这些代表的反对极为有力，很快他就对恢复他的政治公民权不抱任何希望，他也放弃了他的同胞们。1763年9月，日内瓦总检察长让·罗伯特·特龙金把对他的指控放进了该国的一批信件中，他在第二年写了《山中来信》进行回应，但他在其中只寻求自我辩护。既然新教在原则上是宽容的，而且像《社会契约论》中的公民宗教一样，只是在对不宽容的谴责上是武断的，他想知道，一个新教国家的小议会怎么能采用圣保罗的残酷迫害手段和宗教法庭的严格审判呢？（《作品全集》第三卷，第702、716、781页）他还详细回想了大议会集会的历史，大议会集会是在面临饥荒、暴君和战争威胁时“对共和国的救赎”（《作品全集》第三卷，第856页），他现在出于爱国精神谴责一个国家政体的堕落，他认为这个国家政体曾经为欧洲其他国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是他的《社会契约论》维护了这样一个出色的典范。当然，正如他自己已经表明的那样，阻止政治腐败是不可能的。他评论说，由于“自然发展”，日内瓦政府改变了其形态，“从多到少逐渐改变”，似乎要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预示罗伯特·米歇尔斯的寡头政治铁律（《作品全集》第三卷，第808—810页）。“没有什么比你们合法的国家更自由；没有什么比你们现在的国家更具有奴性的了。”卢梭总结道（《作品全集》第三卷，第813页）。
一个忠诚公民出于真诚信念的这些抗议，受到日内瓦各地及其他许多地方的赞扬，这些抗议后来启发了年轻的黑格尔和其他热爱自由的人，让他们同样被在自然中显现的非神秘的上帝所吸引。但是，这很难使卢梭受到当时主权者的喜爱，巴黎大主教和日内瓦小议会都认为《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是对一切现存权威的威胁。所有基督教的教会都阻隔在卢梭和上帝之间，所有现代国家的政府都阻隔在人民和主权之间。制度替代个人意志和集体行动的力量，剥夺了民族的精神和公民的身份，这是当代文明的主要道德灾难。卢梭认为，良心的自由需要直接来自上帝的话语，正如立法的集会自由需要一个无代表的主权。反启蒙主义神学和专制的权利一起使人依赖于他人的意志，因此，正是这些力量的代理人最渴望压制它们，这些代理人据以理解自身的视角是，卢梭对自由的吁求挑战了他的哲学思想。
为了克服对他人的依赖，实现自力更生，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提出了一项教育计划，其核心目标是将儿童从成人期望的暴政中解放出来，这样他们的能力就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不受约束地发展。在第一本书的开头，他根据不同来源将教育分成三种类型：自然、事物和人。他提出，只有同时接受这些管教形式的孩子才能得到很好的培养。但他接着又指出这种全面的教育必然非常困难，因为自然人完全为自己而活，而为整个社会而活的公民则必须改变天性，其独立身份转变为一种相对的存在，使其成为更大整体的一部分。然而卢梭认为，如果自然教育或家庭教育能够以某种方式与公民教育相结合，那么人类的矛盾就可能被消除，这是人类幸福的主要障碍（《作品全集》第四卷，第247—251页；《爱弥儿》，第38—41页）。一些解读卢梭理论的人认为，这种和解是《爱弥儿》的主要目标。因此，《爱弥儿》可以被理解为儿童走向公民身份的发展手册，而公民的责任在后面的文章中得到了概述，并在《社会契约论》中得到了详细论述。但是《爱弥儿》中有一小段是专门讲政治的，大约有二十页，直到第五卷的结尾（《作品全集》第四卷，第833—852页；《爱弥儿》，第455—469页），卢梭似乎并不是想要用对公众生活的崇高教育来为他精心制定的家庭教育计划加冕。虽然它概括了《论不平等》和《社会契约论》中的一些主题，但它更多的是勾勒了《爱弥儿》以后的研究课题，而不是对政治教育进行充分考量，因为他在当时还尚未准备好。家庭教师承认，如果他的学生抱怨他用木头而不是用人来建造自己的大厦，他也不会感到奇怪（《作品全集》第四卷，第849页；《爱弥儿》，第467页）。《爱弥儿》大部分结构分散，内容过多，还包含一些关于政治的晦涩段落，这可能是由于卢梭在1750年代后期经历了一段身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