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卢梭 [10]
如果说自然首先创造了原始人之间最初的、无关紧要的差别，那么他们最初聚集在一起一定是一种偶然。在“二论”的几段文章中，以及在《论语言的起源》的第九章中，卢梭推测，一定是意外事故和自然灾害，如洪水、火山爆发、地震，将最初孤立的野蛮人聚集到一起，也许是通过岛屿的形成（《作品全集》第三卷，第162、168—169、402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159、165、274页）。卢梭提出，我们的祖先居住得更为聚集后，一定就不再以游牧的方式生活；他们使用自己发明的工具建造小屋和其他避难所，开始安顿下来并组建家庭，从而开创了人类历史上首次革命的新纪元，并且引出了财产的最初概念（《作品全集》第三卷，第167—169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164—165页）。后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但是，假如情况确实如此，卢梭相信，这种野蛮人生活方式的革命，是几乎不可能导致社会不平等出现的。他在《论语言的起源》的第二章中提出，将我们推在一起的社会力量，与后来促使我们分开的不可能是一种力量（《作品全集》第五卷，第380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253页）。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道德差异是由人类自身而非自然或偶然因素造成的，社会不平等不可能仅仅是由于我们彼此生活在一起而产生的。
卢梭认为，当野蛮人开始以不同于以往的频次互相见面以后，他们开始辨别将哪些人选作自己的同胞，这种选择的方式才是社会不平等产生的最可能的起因。当我们的祖先在他们的原始居住地安顿下来，日复一日地面对同样的人，一定就开始注意到他们当中一些人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品质，例如，最强壮的、最灵巧的、最雄辩的或最英俊的。一般而言，他们也会同时意识到自然赋予的不同造成了他们体质的差别。每个人也肯定开始根据别人认为能代表他自身行为的特质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开始将自己和那些对他越来越熟悉的人进行比较，并且开始重视他所觉察到的差异。这种将某些特征赋予比其他特征更高价值的过程，让我们的祖先将其自然差异转换为道德差异。他们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同胞的才能上，也希望自己的才能受到钦佩。他们开始嫉妒或鄙视那些与他们拥有不同特质的人，因此，公众尊重的不平等分配会将他们在社会等级中区分开来。“野蛮人活在自己的内心中，而善于交际的人，总活在自己之外，只能活在别人的眼中。”（《作品全集》第三卷，第193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187页）他们在选择哪些人作为自己同胞时会根据特定的特征进行人际关系分类，原始人类肯定因此而将区分自然属性的基本系统，变成了按照道德喜好排序的顺序系统。卢梭写道，这些新的发酵，产生了致命的纯真和快乐的组合（《作品全集》第三卷，第169—170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165—166页）。在孟德斯鸠或斯密看来，希望赢得别人尊重的欲望必定产生了相互的需求以及商业利益，从而缓和了原始人无尽的欲望，但卢梭认为模仿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过商业来追求的自我完善，才是腐蚀人类原始状态下自给自足状态的罪魁祸首。
当然，我们野蛮祖先所推崇的各种人类特征不可能同时出现。我们的祖先一定是首先认出他们中拥有最强力量（生理属性）的人，然后再判断哪些人是最英俊或最雄辩的（明显的社会属性，取决于品位），从卢梭的叙述中很难看出为什么人类会觉得一些个人特质比其他特质更值得尊重。但是他坚信，一旦人们开始重视他们的差异，就已经开始建立他们的社会制度了。特别是原始人的灵巧和口才让私有财产的建立成为可能，卢梭在“二论”最开始几段文章中对此进行了阐述。公民社会的真正创始者要想找到头脑简单的人，会相信他所声称的他圈起来的那块地属于他，这些创始人一定将自己的灵巧运用在土地上，将口才运用在同胞的身上，从而使合法性成为所有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确定关系之根本。
私有财产建立之后，冶金和农业的技艺必然得到了发展，从而在提高土地生产力的同时，增加了土地拥有者与没有土地的人之间的道德差异。诗人们描述道，是金子和银子首先将人类推向文明。卢梭将此描述为人类历史上第二次伟大革命，而没有跟随哲学家们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类革命推动了玉米种植、铁矿开采，从而让欧洲对奴隶的需求上升到新的高度，但还没有摧毁野蛮的美国（《作品全集》第三卷，第171—172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168页）。《论语言的起源》的第九章阐述了一个关于原始社会的不同观点，卢梭忽略了对人类早期历史中两次伟大革命的描述，而是以杜尔哥及当时苏格兰推测史学家（conjectural nistorians）的方式，提到我们经历的狩猎、田园生活以及耕种的发展阶段，分别和原始人、野蛮人和文明人相对应（《作品全集》第五卷，第399—400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271—272页）。但文章中并没有特别提到普芬多夫、孔狄亚克或布丰，这篇文章也没有像“二论”中论述的重要观点一样，继续企图颠覆霍布斯和洛克的学说。他声称随着继承和人口的增长，可用土地在减少，所有显而易见的土地都具有所有权，没有人能够获得或增加自己的财产，除非以牺牲他人的财产为代价。文明社会的这种状况必然导致战争，使我们祖先中的富人比穷人处境更危险，因为他们不仅冒着生命危险，而且冒着财产危险。因此，他们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动机，努力获得表面上平静的和平，由法律规定并由警察权力强制执行。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穷人不得不放弃分享任何富人财产的权利，社会中灵巧和雄辩的成员，类似于《政府论》第五章洛克所描述的勤奋和理性的人们，因此可以通过骗局从别人那里获取财富，将狡黠的篡夺转变成不变的权利（《作品全集》第三卷，第176—178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171—173页）。法理学哲学家对人类本性的判断有可能是错误的，但他们对于人类历史的描述还是相当准确的，因此洛克关于私有财产的概念肯定在霍布斯之前，而且确实是霍布斯战争状态的主要原因。
卢梭认为，人们最初采用的不同政府形式——君主制、贵族制甚至民主制的根源都归结于当时体制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不平等（《作品全集》第三卷，第186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181页）。但是，由于每种政府都是为了使我们的道德区分合法化并赋予其权威性，因此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循相似的发展模式。这必然会逐步扩大富人的统治范围，同时增加了穷人的义务，直到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主要关系转变成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关系。最初经过同意建立的机构最终将屈服于专制权力，各个政府必然会在适当时候对其臣民造成过重的负担，以至于无法继续维系政府建立后想要维系的和平。公民社会也会因此屈服于革命性的变化，人们为了逃脱政治发展的周期性危机，只能转投新主，他们异于寻常的口才让这些人仍然遵守在混乱和革命中建造的奴隶制和专制的原则（《作品全集》第三卷，第187、190—191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182、185—186页）。“因此，”卢梭在其作品的结尾部分写道，“不平等的最后一项出现了，这是一个形成闭环的极致点。”（《作品全集》第三卷，第191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185页）一个最强大的人处于统治地位的新的自然状态并非源于其最初的纯净状态，而是建立在过度腐败的基础上。
我们的社会历史肯定最初创造而随后又摧毁了专制君主，后来恩格斯《反杜林论》把革命阶段的这种概况描述为“否定的否定”，由此出现了针对人类历史的辩证阐述，并且成为马克思出现的征兆。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同意这种判断，并且他像黑格尔一样，将卢梭视为启蒙运动的哲学家，认为卢梭致力于抽象的自然人权，这种权利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实现标志着资产阶级的政治胜利。但是，如果马克思在阅读《论不平等》时像恩格斯那样关注第二章，他可能会从中读到私有财产和社会不平等的理论；这与他自己定义的历史的概念是类似的，他认为历史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阶级斗争，并且因为意识形态的法治而得到调和。卢梭《论不平等》的最后几页是他对社会的解读中最具有马克思主义特点的。
然而，我们应该记住的是，与马克思不同，卢梭论点的构想是对不平等起源的推测。他的思想并非为人类的历史提供一种关于人性的理论，他对过去的描述源于他对人类所处的道德状态的理解。他认为，人类本性的本质只有在剥离现代、多余的行为之后，才能被发现。这样，自然人必须从公民身上剥离，而不是在野蛮人身上形成的文明人。自从卢梭开始从人性现状研究以来，这尊崇了卢梭自己的假设，即对过去的重建与任何实际事件的编年史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所有事实都必须放在一边，卢梭说道，因为它们并不影响问题（《作品全集》第三卷，第132—133、162页；《〈论文〉及其他早期政治著作》，第132、159页）。他的调查是假设性的，而非历史性的，目的是解释事物的本质，而不是查明事物的真正起源。因此，自然状态被构建成一个虚拟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社会的腐败特征被去除了；卢梭的出发点并非遥远的过去，而是我们都知道的现在的世界，过去留存下来的信息本来就很少，但现在的世界我们都很熟知。《论不平等》的构思与其说是人类的通史，不如说是以历史形式呈现出来的人类本性；卢梭将孤独的野蛮人描述为现代人的祖先，无论是在遥远过去的原始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