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卡夫卡是谁 [9]
这一处，还有别的地方，肉体欲望都导致思维不连贯。这些实例说明：肉体所具有的“伟大理性”（尼采的话）可以动摇存在于脑子里的渺小无力的心智。
从某些方面来讲，格列高尔的变形解放了他。他不必再受那个艰苦工作的控制，不必受逻辑和理性的束缚。变形使他更趋于文明开化前期的自我满足状态。如果说启蒙时期把“高尚的野蛮人”想象成文明人类的理想反面，那么，20世纪里，在全球的开拓殖民阻碍了人们对原始人的种种想象之后，“高尚的野蛮人”形象已经被舍弃，代之以婴孩的形象——根据弗洛伊德的设想，它是一个完全受性欲支配的存在物，对它来说，所有的身体接触都是性快感的来源。格列高尔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理想状态，但是当他困在自己房间时，确实也想出了点办法让自己开心。因为脚上有黏黏的护垫，于是他可以在房间的墙壁和天花板上爬来爬去，跌落到地板或者沙发上也不会受伤。相对地能不受重力作用的影响，卡夫卡的小说常抱有这样的幻想。例如《莫大的悲哀》中荡高秋千的杂技表演者，除非人在旅途，不然总是成天待在高高的秋千上；再比如那个想摆脱战时燃料短缺问题的叙述者[1]，他跨坐在煤桶上，上升到“冰山地区”，让自己永远消失；还有卡夫卡早期的一篇随笔《唯愿生为红皮肤印第安人》里的那个人，他梦想能自动而永不停歇地运动。
唯愿生为红皮肤印第安人
啊，我要是个红皮肤的印第安人就好了！一跃而上，跨坐马上，斜倚在风中，随马飞奔。大地在颤动，震动的马蹄在地上一掠而过，景色在眼里转瞬即逝。马刺掉落了，因为找不着马刺了；缰绳撒手了，因为找不着缰绳了；甚至看不见大地像修剪平整的石楠荒地那样在眼前一片片展开，因为马的头颈现在都看不见了。
格列高尔体验的解脱还有一种，即他不用进食了，不过这很值得怀疑。他的家人一旦接受了他的变形，就开始考虑怎么给他喂食。有一段时间，格列高尔吃的尽是让人恶心厌恶的东西。那块奶酪，前一天他还是人的时候说都发霉了，现在却吃得津津有味。但是，没多久他就对任何食物都没有胃口了，像个苦行僧或者厌食者那样，什么都不吃。他的胃口变了，想要的都是人们不知道的或者搞不到的东西。这天他妹妹正在为三个房客拉小提琴，房客则在吃着丰盛的晚饭，有土豆和肉，于是勾起了他的食欲。“我好想吃东西！”格列高尔伤心地自言自语，“但不想吃他们吃的那些东西。怎么会这样？这些房客们吃得饱饱的，而我就这样空耗下去。”房客们对音乐了无兴致，可是对格列高尔，音乐却能给他一种不明所以的满足感：“他要真是个甲虫，音乐还能这么感动他吗？他觉得，面前的路正通向他所渴望的那种自己也说不明白的食粮。”这一切看起来矛盾得让人奇怪：音乐这个最没有实体的艺术（格列高尔变形前也不喜欢），现在却为他指明养料之源——或许是种同样没有实体的精神食粮，且正好与房客们狼吞虎咽的肉相对照？
绝食
绝食在卡夫卡的创作想象中尤为关键。作为抛却物质世界并可能进入精神世界的手段之一，它让卡夫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引起了他的怀疑态度。卡夫卡的作品里，最突出的绝食者是绝食表演者[2]，他在集市上展示自己超人的忍饥挨饿的能力。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表演却真的曾风行一时。1880年，美国人亨利·坦纳在纽约的克拉伦登会堂停食四十天，希望能对那些花二十美分去看他表演的观众有所教诲。表演成功了，他身上也没有留下明显的不良后果。最著名的绝食表演者是乔瓦尼·苏齐，他在欧洲各大城市几乎都表演过，表演的时候总有一群农民在旁边看守着以防他偷吃。维也纳作家彼得·艾腾贝格记述过一个女绝食表演者，她表演时待在一个玻璃箱子里，旁边时刻有人监视。如卡夫卡所说，对这种消瘦表演的兴趣确实淡多了，不过这个潮流现在似乎又有回归。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位美国“魔术师”正把自己悬挂在伦敦塔桥上一个大玻璃箱里，决心当众停食四十四天。卡夫卡笔下的绝食表演者一心为了这门艺术，于是，当他的经理人为了迎合大众趣味做出妥协，把他停食的时间控制在四十天以内从不超过时，他感到十分沮丧。只有在大众对这样的功夫失去兴趣之后，他才能自己想停食多久就停多久，但是这样一来，他非凡的忍饥本事就不会被记载下来，也得不到承认。卧榻临终时，绝食表演者向旁观者坦言：他的停食不值得为人称羡，他也是万不得已罢了，
因为我没有找到我喜欢的食粮。不瞒你们说，我要是找到了的话，我决不会惊动大家，我也会像你们、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吃得饱饱的。
所以很明显，绝食不是什么职业，他仅仅是因为厌恶平常的生活而操起了绝食表演。又或者，那只是因为他过分脆弱的艺术良心迫使自己贬低自己？
停食使人们脱开了平常的、生命吞噬生命的野蛮世界。卡夫卡以黑豹的形象来形容这个世界。在吸引观众方面，绝食表演者远不及马戏团里的黑豹。观众蜂拥而至，以一睹其貌。黑豹的“血盆大口所洋溢出来的生命之乐”让他们慑服。这是尼采及其读者所理解的生命。尼采在《超越善恶之外》里写道：“活的东西，最希望的是迸发其力量；生命本身就是强力意志。”在《道德系谱学》里，他又写道：“生命运作的基本方式——也就是说，从其基本功能上来讲——是通过伤损、暴力、剥削和破坏，而不可能是其他任何方式。”格列高尔的家人在其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也会施以暴力，采用强制手段。格列高尔一死，他的父亲马上就把房客们赶出自家公寓。就在房客们慢腾腾地下楼梯时，碰到一个肉店的伙计端着一盘子肉上来——从而与饿死的格列高尔恰好形成对照。看着绝食表演者防他偷吃的人也都是屠夫。格列高尔的家人为了庆祝他终于从他们面前消失，决定休假一天，去乡下散心。老萨姆莎夫妇深爱着女儿，两人决定该给她找个郎君了。两人的意图在一家人行程快结束时得到证明：当时他们坐在电车上，女儿突然站起来，舒展开她年轻的身体——提前让人看到黑豹一般优美的形体。黑豹有很强的掠食能力，所以它的形象比苦行僧般的、反生命之道的绝食表演者好多了。在尼采看来，只有那些吹毛求疵的现代悲观主义者才会觉得生命是“讨厌的”。
然而，卡夫卡站在了苦行僧般的绝食者一边，将绝食者的自甘饥饿与那些食肉者依然故我的食欲进行对照。《狗做的研究》的叙述者是一只狗，它把自己与其他狗区别开来，停止进食，希望能发现狗的食物从何而来。就在它戒食的时候，一只猎狗激怒了它，并把它赶走。以美国为背景的小说《失踪的人》里讲到一个很不友好的权威人物格林先生，他食欲高涨，一边饕餮大餐，一边责备年轻的主人公卡尔竟然不吃。后来有一会儿，格林先生庞大的躯体甚至引得卡尔心里嘀咕他是不是把另一个客人整个儿吃了下去。《绝食表演者》里有一段略有不同，里面介绍了一个真正的食人的人，他是绝食表演者的老朋友，前来看望他。这个吃人的朋友不止行为孟浪，而且他的头上堆满红发。因此他看起来颇与众不同：“这样子看起来一点也不怪诞可笑，但很是吓人，仿佛这一头非常人的头发显示了他非常人的食欲以及满足食欲的能力。”当生命力体现于这样的野蛮人身上时，苦行僧一般消磨生命的愿望就更容易理解了。
卡夫卡笔下的那些主人公——通常是繁忙的职业人士——身上被压抑的肉体需要和性欲以恐怖或者令人作呕的形式表现出来，格列高尔的昆虫外形只是其中最极端的例子。《乡村医生》里描绘的动物意象兼具恶心与暴力两方面的特征。医生受请去为人看病，但他的马之前死掉了，可病人住在十英里远的地方，他怎么赶到病人那里呢？一不留神之间，医生朝废弃的猪圈踢了一脚。猪圈门开了，眼前出现的竟是个马厩，两匹大马出现在面前，“架子高大，腰身健壮……漂亮的头部像骆驼一样低垂下来”。马夫在他眼里也半像动物半像人。马夫叫这两匹马“弟弟”和“妹妹”。他抱住医生的女佣，在她的脸颊上咬了一口，医生见此立即拿鞭子威胁马夫，叫他“畜生”。马夫冲破屋门追赶他的“猎物”，他的身上也体现了肉体生命，即强力意志或者欲望。另一方面，医生并不是禁欲者，而是欲望衰退了。他工作认真，一心扑在这个给他带来不了什么好处的工作上（他曾发牢骚说，他给那些忘恩负义的病人看病如何辛苦）。他的肉体欲望和性欲都被摒弃了，最终却以恶心、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猪圈”[Schweinestall]有明显的“脏臭”[Schweinerei]的含义）。直到性欲旺盛的马夫出现之前，医生都很少注意他的女佣。起初他说到女佣时，他用的词是“它”（卡夫卡利用了“女佣”[Dienstmädchen]是个中性名词这一点）。直到马夫叫她“罗莎”，医生才开始叫她的名字。此后，他脑子里一遍又一遍想象着马夫如何和女佣交欢，细节想象得很生动，但愿自己能把“她从那个马夫的身子下面拽出来”。一旦他的性欲被激起，就再难消除了，这不免让他大为痛苦。
一如上面故事中写到的，肉体需要有时候会以野蛮而吓人的方式侵入刻板重复、无法让人满意的日常生活。肉体需要还会表现为创伤——这是卡夫卡的想象里总会出现的一个意象。格列高尔被他父亲打伤，几乎送了命。小说告诉我们：“那个苹果还嵌在格列高尔的肉里面，成了个明显的提示。”提示什么呢？考虑到故事的基督教背景（老萨姆莎夫妇在听到格列高尔的死讯时在面前划十字），这让我们联想到折磨圣徒保罗的“肉中刺”（《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7节），而“肉中刺”经常被人解读为反复提示性欲的东西。在先前的故事《判决》里，格奥尔格父亲的大腿上（阴部）有个打仗时留下的伤疤。《致科学院的报告》里自称已经变成人的猿猴被猎人打伤，原来猎人在非洲捕捉他时开枪打中了他臀部以下的部位，结果他现在走起路来还是一瘸一拐的。但是最为奇异的伤，是召来乡村医生的小伙子身上的伤。起先，医生觉得小伙子身上似乎没有一点问题。他正要嘲笑小伙子装病逃避工作，忽然听到马的嘶鸣声，这使他仔细检查起来，终于看出了点东西——只要确实存在，他就绝对不能错过的东西：
在他身体的右侧靠近臀部的边上，有个巴掌那么大的伤口裂开了。伤口呈玫瑰红色，但色度深浅有所不同：伤口深处颜色较暗，而伤口边缘色调转淡，显出精细的纹路，还有血迹不均匀地渗出，表面张开如同矿井。远看是这样，近点看的话，情况更复杂。视线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