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卡夫卡是谁 [7]
更有甚者，由于每个管理局都受到其他管理局的监督，第一个管理局也许会承认错误，
但是谁敢说下一个管理局，再下一个，以及后面其他的管理局会做出相同的判断呢？
我们看到的景象是，无数的办公室忙于互相监督，结果什么实际工作也没有做。
《审判》中，约瑟夫·K.的律师向他解释说，法院不允许辩护律师出席聆讯，但是他否认这样一来律师就多余无用了：
目的是要废弃所有的辩护，被告必须自己想办法。基本上讲，这个原则倒并不坏。但是，由此而得出结论说这个法院出庭时不需要辩护律师的话，就大错特错了。
当约瑟夫·K.的女房东说她认为逮捕他“里面挺有学问”时，K.急忙表示同意她的话，但是他一面表示同意，随即掉转话头：
一定程度上，我和你意见相同。但是，我对这件事的判断，从头到尾都比你更严格。在我看来，它甚至不是挺有学问，而根本就什么都不是。
在这些情况中，缺乏逻辑不是简单的思维荒唐：它为自我服务的特征越看越明显。村长无法承认给他权位的当局的荒谬之处；律师想控制住代理人，尽管他什么忙也帮不了他们；约瑟夫·K.在否定自己被捕有什么意味的同时，压抑心里潜藏的负罪感。
上面的例子也可以说明卡夫卡的幽默——一个很少有人表扬的地方。有时候，就像刚刚提到的，他的幽默就在于揭露自我服务性的违反逻辑的地方。有时候，幽默围绕着一个似是而非的陈述，例如描述难以描述的布采法卢斯时那样。卡夫卡喜欢似是而非的言辞，它们是智慧的流露。最让人忍俊不禁的话是他临死前要求安乐死时说的：“如果你不让我死的话，你就是凶手。”有时候，卡夫卡运用倒退手法。例如：村长强调说不仅当局受到监督，当局其实什么也不干，就是互相监督；或者一篇日记中所记的，卡夫卡感到他应该从头开始重新生活，他把自己比作一个剧院导演：
这导演的任何创作都要从一点一滴开始，他甚至要创造出演员。访客不许进剧院，原因是导演正忙于重要的剧务。什么剧务？他正在给未来的演员换尿布呢。
他的幽默往往通过无偿提供具体细节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格列高尔·萨姆莎回忆自己的爱情生活：
地方旅馆的一个女佣——一段甜蜜而短暂的回忆——和帽子店里的一位收银员，他曾热切地而又太过随意地追求她们的爱。
卡夫卡还有些幽默略嫌粗糙，比如《失踪的人》里卡尔的不幸遭遇，《城堡》里助手们的滑稽动作，或者《审判》的第一章，其中讲到两个看守时不时地撞上愈来愈慌乱的约瑟夫·K.，K.在找自己的证件，可是一开始只找到了一张自行车牌照。马克斯·布罗德说到，卡夫卡大声朗读这一章的时候，他和听的人笑得前俯后仰。只要把它理解为一个自大的官员的尴尬相，就不难理解他们会如此反应了。
但是，在德语中，“幽默”表示的既不是喜剧也不是智慧，而是听天由命地接受生活中不完美的地方。这样温和而俏皮的幽默，在卡夫卡的书信里，尤其是给布罗德和其他男性朋友的书信里随处可见，在他写的那些小故事里也频繁见到。例如在《家父之忧》里，故事的叙述人对一个名叫Odradek的神秘小动物感到惴惴不安。这小玩意常常出现在屋里。它笑起来时，“那笑声仿佛不是从肺里发出来的……像落叶的刷刷声”。这一处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幽默似有还无。憋闷的约瑟夫·K.跟霸道的K.分别被两个看守和两个助手搅得心神不宁；同他们一样，家里传统的父亲因为屋里一个他无法解释的活物而担心。卡夫卡有篇故事——《老光棍布鲁姆菲尔德》始终未发表，它讲的是孤独而牢骚满腹的布鲁姆菲尔德的故事。一天晚上，他下班回到那个通常都空荡荡的公寓时，发现里面有两个赛璐珞球一直不停地蹦来蹦去，搅得他心神不宁。为了能睡着觉，布鲁姆菲尔德只好把它们关到衣橱里。故事没有写完，但是我们可以觉察到这两个球与他办公室里两个不负责任的职员之间的联系：这两个职员不管布鲁姆菲尔德怎么皱眉瞪眼，依然四处嬉闹不休。所有这些例子中，幽默都来自主人公不愿意接受他们生活中某个陌生怪异的东西。
与上面相关的还有种幽默，它来自视角的变换。在法院看来，约瑟夫·K.就远没有他自认为的那样重要。有人甚至问他——不无羞辱性地——是不是搞室内装潢的。他回答问题时一脸怒容：“不，我是一家大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果激起一阵莫名其妙的笑声。卡夫卡写的最后一篇故事《女歌手约瑟芬妮，或耗子民族》里，艺人（抑或专指那个女艺人？）的所有伪装都遭到故事叙述人的嘲讽。叙述人总是在思考一个看似矛盾的情形：众人追捧的歌手约瑟芬妮那不叫唱歌，而是像耗子那样“吱吱”叫。她自以为是人们的救星，其实她不过是传声筒：借助她，这个“耗子”民族的精神可以传到每一个个体。叙述人总结道：“但愿约瑟芬妮不会意识到我们听她唱歌其实证明了她不是个真正的歌手。”这个结尾透露出另一种视角。从这个视角看，这个自封的艺人约瑟芬妮在自我欺骗，她幼稚，被她那些“耗子”同类的大度纵容坏了。叙述人严肃的幽默就这样慢慢扒掉了约瑟芬妮的伪装。温和的幽默、无情的追问和悲伤感奇妙地融合在一起，由此形成一种情调，它较之于通常所说的“卡夫卡式风格”这个术语所涉及的恐怖与惶惑，更具卡夫卡特色。卡夫卡以他的幽默为文学引入了一种新的笔调，这笔调犹如一种新的混合色，又或者像新的乐调。
第三章 身体
现时代的身体
“一天早上，当格列高尔·萨姆莎从惊梦中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硕大吓人的甲虫。”这一定是卡夫卡最有名的一句话了。但是，这句话和卡夫卡写的很多句子一样，里面充满了谜团。格列高尔的身体变形了，但是他的思维仍然是人的思维：这里的“自己”是否与他的身体（思维的反面）同义？其实格列高尔并没有“发现”自己变形了：实际上更应该说，尽管他看到了自己棕色的腹部和许多只脚，他还未能认识到这个难以理解的事实。“我怎么了？”这样寻思了一会儿之后，他的意识又回到了一个忙碌的旅行推销员：这样一个阴湿的早晨他也必须早起，去赶5点钟的火车。
卡夫卡将一个受困扰的雇员的思维安插到一只巨虫的身体里，从而戏剧性地表现出西方文化中的一个中心主题：精神和肉体的分离。灵魂和肉体的二元对立在基督教思想中存续已久，理性主义哲学传统（最有名的标志性人物是笛卡尔）以之为基础，将精神（理性的非实体存在场）和肉体（感觉、情感）的所在截然区分开来。肉体必须从属于精神，必须用思维训练来进行重新塑造，感情必须从属于理智。精神对肉体的权威通过衣服外化表现出来：硬板的衣领使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必须直昂着头，妇女的身体则是用紧身胸衣束起来。然而，在19世纪末，肉体找到了其哲学代言人尼采。从19世纪90年代以来，全欧洲的年轻一代，包括卡夫卡在内，都热切地拜读他的作品。在他的预言式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4）里，尼采宣称：被称为思维或者智力的能力，其实不过是居于身体内部的强大本能智力的一小部分（见方框内引文）。
那些蔑视肉体的人
我要对蔑视肉体者说，他们不应该为我而改学或改教什么，只愿他们和自己的肉体告别——从而变得哑然无声。
“我是肉体，也是灵魂。”——小孩这样说，可人们为何不像孩子们一样说话？
但醒者和知者说：我完全是肉体，不是别的什么；灵魂只是肉体内某个东西的代名词罢了。
肉体是一种伟大的理性，是一种意义基础上的多元复合，它是战争也是和平，是畜群也是牧人。
我的兄弟，被你称为“精神”的小理性也是肉体的工具，是你的伟大理性的小工具和小玩具。
你说“我”这个词并以此自豪。然而，比这更伟大的——这你可能不相信——是你的肉体以及肉体的伟大理性，它们不说“我”，但是表现“我”。
尼采著，R.J.霍林代尔译：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哈芒兹沃斯：企鹅出版社，1961）
在尼采的召唤下，许多现代文学都探讨了我们的肉体存在，其中最出色的是托马斯·曼的《魔山》（1924）。这是部讲述疾病的巨著，里面的汉斯·卡斯托普在瑞士的一家疗养院待了七年，这七年他钻研的诸多东西之一就是医学的奇迹。有次他得到允许，在X光下看自己手的样子。一看之后，他当即从自己的身体中脱离出来，将身体看成一个躯壳，其血肉已经销去。面对身体，他认命了，因为那一眼让他确信他终将死去，让他能够接受他必死的命运。
然而，卡夫卡与他人所共有的现代感性，不仅仅是接受肉体的死亡，而且要借此为肉体存在找到新的价值。许多卡夫卡的同时代人反对19世纪的一个倾向，即用一层层的衣服将身体裹藏起来，用紧身衣服扭曲身体的形状。他们提倡大方、坦然地接受裸体，把它当成真实、自然的东西。裸体的希腊雕塑没有必要限制于博物馆中，而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实际理想，虽然现代人的身体不应该是大理石一般的白，而应该让日光晒成古铜色。裸体主义，尽管只是在有限的一些空间里才有可能存在，被他们说成是健康生活的最高形式。改革者们还推荐了一些实用而舒适的衣服让身体能够自由呼吸，还力劝人们逃离不健康的城市，住在那些特别设计的花园式郊区，例如德累斯顿附近的赫勒劳（卡夫卡的妹妹艾莉在那里，她曾打算送她的儿子去一所进步的学校）。对自然之物的崇拜，还催生了“候鸟”运动。在这个运动的影响下，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徒步穿行德国，睡在露天。卡夫卡本人则热爱划船、游泳和徒步旅行。他的朋友布罗德回忆道：
卡夫卡和我都热爱徒步旅行。每个星期天，往往还有星期六，我们都在布拉格周边的森林里，森林之美激起我们对纯真和热情的崇拜。[……]我们在森林的溪涧里游泳，因为当时卡夫卡和我都有个奇怪的想法：我们只有在鲜活的、流淌的溪水中游泳，以这样的方式与乡村建立一种近乎肉体的联系的时候，才觉得我们拥有了乡村。
马克斯·布罗德：《争吵不休的生活》，
转引自马克·安德森：《卡夫卡的衣服》
（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92），第76页
卡夫卡每天赤身在敞开的窗户前健身两次。他还力劝未婚妻菲莉斯也锻炼，还让她学游泳。因为追求健康的生活，他也成了素食者（素食在当时看起来可远比现在怪异得多），甚至用了一种特别的咀嚼方法——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