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卡夫卡是谁 [3]
“我就是由文学组成的”
卡夫卡考虑结婚时，影响他的主要障碍是他对写作的挚爱。写作对他的重要性，怎么夸张都不过分。“我没有文学兴趣，我就是由文学组成的。其他什么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他在跟菲莉斯说这些话的时候（之前菲莉斯把他写的字给一个书法鉴定师看过，那人从卡夫卡的笔迹里看出他有“文学兴趣”），也几乎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他害怕结婚会搅了写作所需要的那份孤独。菲莉斯有回提出：他写作的时候，她可以坐在他身边。卡夫卡回答她的话时设想了一种生活：在宽阔的地窖靠最里面的那间屋子里，他坐在写字台边写作，除了从地窖门外传来给他端饭过来的人的脚步声，没有任何东西打扰他。就是在可以独处的时候，写作依然是困难的、让人丧气的。卡夫卡的日记里到处可以找到写了一页半页后就停了的故事，还有对自己没有能力写作的懊恼和责备。只有偶尔一些时候，他不用有意识地费多少努力就能写得比较顺利。这样的时刻，最突出的是1912年9月22日至23日的夜晚。从22日夜里10点到23日早上6点，他坐在写字台边写《判决》，一口气写下来没有停过。“只有那才是写作的样子，”他第二天在日记里记道，“必须有这样的连贯性，肉体和灵魂才能这样完整地敞开。”这一文学上的突破出现在他首次见到菲莉斯的一个月之后，他告诉布罗德：写故事结尾的时候，他有种强烈的喷发的感觉。故事的最后一个词是Verkehr，它在上下文里的意思是“道路交通”，但是也有“（性）交合”的意思。是否他的性欲，被菲莉斯激起来之后，却转入了写作？
写作顺利不仅让卡夫卡有极为畅快的感受，写作还让他得以超脱个人生活里的诸多痛苦事件。不愉快的经历往往能激发他的创作力。《审判》和《流放地见闻》是在他解除婚约后的几个月里完成的，他曾在日记里把解除婚约的场面描述成“庭审”的样子（预先提出了结构这两个故事的有关公正的隐喻）。开始写《城堡》之时则是他和密伦娜关系行将结束之时。通过写作，他可以有一个更高的视角，从而能摆脱徒劳无益的自我分析。1922年，他这样记道：写作给予的慰藉，让他从“杀手的行当”里跳出来，在这个行当里，每一个行为紧接着就被自我观察否定，让他可以形成“一种更高层次的审视——更高层次的，而不是更敏锐的；愈有高度，从‘杀手的行当’就愈难获得，就愈能遵照它自己的运行规律，其轨迹也就愈难预料、愈让人愉快、愈向上升。”此外，他感到他的写作不仅仅是自我治疗：它表现了那个时代。1916年，卡夫卡向他作品的出版商承认：《流放地见闻》是个“令人痛苦的”故事。他进而解释道：“我们这个大时代，具体而言是我所处的这个时期，是一个令人非常痛苦的时代。”后来，他把自己的写作看作一个神秘的使命。“我依然能从《乡村医生》等作品里找到暂时的满足，”他1917年提到，“倘若我能多写出点那样的东西的话（这不太可能了）就好了。但是，只有把世界提升到纯洁、真实、恒久的层面，我才真正感到高兴。”不论这么说意义何在，很明显，他赋予作品的意义不仅仅是个人性的。
图6 卡夫卡和菲莉斯·鲍威尔，1917年。
卡夫卡热爱写作，他也承认他在写作上有榜样和英雄。文学上的血亲，他说有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克莱斯特和格里尔帕策[3]。他热心地读了他们的作品，包括他们写的不公开的东西，也在生活的某些方面向他们看齐。说到格里尔帕策，那些使他成为奥地利最伟大戏剧家的剧本，卡夫卡并无兴趣，他感兴趣的反倒是那本讲主人公如何挚爱艺术却误入歧途的小说《可怜的行吟诗人》（1846），以及格里尔帕策何以有个女人不敢娶，却又和她长期保持着关系。卡夫卡订婚时，浮现于脑海中的形象是一些被罚劳役、受束缚的罪犯，这些意象则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经历。至于福楼拜，有两段引文尤其适合卡夫卡。一段出自他1868年9月9日写给乔治·桑的一封信，当时福楼拜正在为《情感教育》（这是福楼拜作品中卡夫卡最喜欢的）的结尾大伤脑筋：“我从不问世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小说是我坚守不放的磐石。”话里的意思，与卡夫卡自己对写作的挚爱如出一辙。另一段话是福楼拜的侄女卡罗琳·考曼维尔（1909年曾前往布拉格，布罗德采访了她）记录的。卡罗琳带福楼拜看望了一个已婚的朋友，那个朋友一家子人丁众多，之后他懊悔地说：“他们活得很实在。”这句话十足地道出了卡夫卡对文学创作中那些无法衡量的损失以及所得的感受。
基本上讲，卡夫卡更是个好读不倦的人，并通过订阅当时的主要文学期刊《新评论》，随时掌握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新评论》的品味温和而保守，同卡夫卡的相似。那些年轻的表现主义作家们吵吵嚷嚷的样子，他不喜欢。他赞赏的是准确、简约和曲笔，尤其是彼得·艾腾贝格和罗伯特·瓦尔泽的短篇随笔以及契诃夫和托马斯·曼的早期短篇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风格。他也喜欢狄更斯，这可能让人感到惊讶，但是其中纯粹、饱满的活力给他印象很深——尤其因为他感到这正是他不足的地方。他最喜欢的书包括儿童历险故事，这在《夏弗斯坦小绿皮书》系列里面就有，其中包括的故事有的是一个德国种糖人讲述的，还有的是一个目睹了拿破仑俄国战争的士兵讲述的。他还非常爱看电影，喜欢看的有一部西部片子（《金子的奴隶》）、一部讲卖淫的惊险片子（《白人奴隶》）和一个催人泪下的片子（《小罗洛蒂》）。在1924年1月的一封信里，卡夫卡提到了卓别林的《小孩》，该片当时正在柏林上映，这不禁让人联想却又不敢肯定：卡夫卡是否对这个善于板着脸不笑的滑稽大师有直接了解？毕竟人们经常把卓别林的作品和卡夫卡的作品相提并论。
图7 布拉格的老市镇广场。
因为卡夫卡一生的时光几乎全在布拉格度过，所以往往有人会以为，卡夫卡不管在地理上还是语言上都脱离了欧洲文学的大环境。身为一个犹太人，母语是德语，却置身于一个绝大多数人讲捷克语的省城，因此有时候人们会说他生活在一个三重特征合一的“隔都”。这一说法有失准确。在布拉格说德语的人占少数，他们绝大多数属于中产阶级，有自己的学校、剧院和报纸。1882年，古老的查理大学已一分为二，一边讲德语，另一边讲捷克语。但是，说德语的人根本就不是孤立地生活在单一的犹太人居住区，而是与讲捷克语的人杂居在一起，以至于去购物时不会讲几句捷克语都不行。讲德语的人数量在慢慢减少：1880年到1910年间，布拉格的人口从二十六万上升到四十四万两千，但是讲德语的人（即普查表上填明自己讲德语的人）却从三万八千六百人（14.6%）下降到三万两千三百人（7.3%）。卡夫卡的捷克语虽然谈不上完美，但是说、读、写都很流利。他有时候还去捷克国家剧院观看演出。他的德语既有德国南部语言区的特征（例如“吃午饭”是mittagmahlen，“吃晚饭”是nachtmahlen），又有布拉格的地方特征（例如说“一些”是paar而不是ein Paar），但他不会说也不会写“布拉格德语”。“布拉格德语”是一个世纪前德国民族主义者想象出来的方言。这些民族主义者认为只有生活在乡村的人，因为接近土地，才能说地道的语言，而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说的语言必定是苍白的、贫乏的。卡夫卡发表的作品中的德语效仿的是经典的德语散文，既准确又正确。
卡夫卡名列布拉格的那一代重要德语作家之中，这一代作家还包括他的朋友布罗德和魏菲尔，以及年龄稍长的莱纳·玛利亚·里尔克。他们是奥匈帝国的公民，但是他们感兴趣的文化中心不是维也纳，而是柏林和出版重镇莱比锡。里尔克于1897年迁居柏林，因为他觉得奥地利是一潭死水。魏菲尔于1912年迁居莱比锡。布罗德的第一部小说《诺尼皮格城堡》（1908）在莱比锡出版，为他在柏林的先锋派作家中带来了很高的声誉（放在现在会有点难以理解）。卡夫卡的第一本书《沉思录》（1912）由出版商恩斯特·罗沃尔特在莱比锡出版。罗沃尔特的出版社当时由库尔特·沃尔夫接手掌管，他年轻有干劲，专门推广先锋派作家，尤其是那些来自布拉格的先锋派作家。卡夫卡一生出版了七本小书：《沉思录》、《司炉》、《判决》、《变形记》、《流放地见闻》、《乡村医生：小故事集》和《绝食表演者：故事四则》。这些书当时给他带来的名声并不大。罗伯特·穆齐尔，就是后来以《没有个性的人》（1930—1943）而闻名的那位，刚当上《新评论》编辑后不久写了篇文章赏析、评点《沉思录》和《司炉》。他还向卡夫卡约稿，不过卡夫卡因为交不出合适的作品，只好婉言谢绝了稿约。1915年，声望很高的冯塔纳奖的小说奖授予卡尔·施特恩海姆（现在人们记得最多的是他的热闹喜剧1911年的《短裤》）。施特恩海姆当时已是百万富翁，很欣赏卡夫卡的作品，因而不经人家三劝两劝就把奖让给了卡夫卡。作者在大众场合下朗读自己的作品，来为自己的作品做些宣传，这是常有的事。可是卡夫卡似乎只朗读过两次：一次是1912年12月4日为布拉格的一个文学协会朗读《判决》，另一次是1916年11月10日在慕尼黑的戈尔茨美术馆朗读《流放地见闻》。其中后一次里尔克去听了，他后来对卡夫卡大加赞赏。因此，卡夫卡生前也绝非无名之辈。不过，20世纪20年代他去世之后就出版的小说也没有从根本上让他的名气大起来。常人都以为他的书在1933年曾遭纳粹焚毁，但是我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们曾特别注意到卡夫卡。
从1930年翻译《城堡》开始，埃德温·穆尔和威拉·穆尔夫妇陆续将卡夫卡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卡夫卡也从此开始享誉国际，但在法国的声誉却是慢慢起来的：亚历山大·维亚拉特翻译的《审判》于1933年出版，《城堡》译本于1938年出版。在英美国家，卡夫卡的名声更为响亮，他被视为现代人精神困境最完美的阐释者。W.H.奥登1941年提出过一个有名的说法：
要是举出一个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