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卡夫卡是谁 [2]
要逃离赫尔曼的世界，一个明显的出路似乎是文学。卡夫卡承认，写作确实给他带来些许解脱。但是，写作并没有带来自由，因为他有什么可写呢？“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关于你的；只有在你的怀里无法感伤的东西，我才到写作里感伤一番。”这当然是夸大其词。强大厉害的父亲确实在《判决》和《变形记》中出现了。一个咒骂自己的儿子，让他去溺死算了；另一个扔苹果砸他的儿子（其时已经变成甲虫），让他受到致命的伤害。即便如此，创造此类半恐怖半荒诞的人物形象显然是卡夫卡摆脱控制自身处境的方式。然而，在《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把所有的作品都说成是另一种形式的依赖，虽然他没有摘引具体段落为证。从生活逃入文学注定失败，因为文学写的必然是生活。
图3 读大学时的卡夫卡同他在校时的情人之一——服务员汉茜·索科尔，约1906—1908年。
《致父亲的信》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我分析？信里以高度戏剧化而又基本合理的方式呈现出作者的样子：这个人的自尊，因为不太敏感的养育方式以及自感达不到父母的期望，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当然，他如此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失败，恰恰表明卡夫卡已经很深程度地接受、内化了父母的期待。他也感到应该结婚成个家，可是他有此希望是因为父母有此希望。卡夫卡敏锐地分辨出他在父子关系中所处的两难境地。他指责父亲冀望他娶妻结婚，却把他的性格塑造得不能结婚。然而，他可能并不很清楚他的信在多大程度上表达、证明了这种两难处境。写信的目的也许是为了摆脱父亲的影响，但是卡夫卡把自己描述成完完全全是他父亲的产物，因此难以想象他还能够逃脱他的父亲。
在信中，母亲的作用显得小而又小，这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惊讶。她只是作为父亲的助手出现，跟他太近，以至于不能为受其权威压制的孩子们提供任何庇护；但是，她也是个不开心的中间人，受到丈夫和孩子们的压迫。“我们残忍地打击她——你从你的方面，我们从我们的方面。”卡夫卡有两个故事与他的家庭生活明显有关：《审判》和《变形记》。其中，《审判》里的母亲死了，而《变形记》里的母亲虽然很关爱那个“不幸的儿子”，但是却无能为力，关键时刻自己先昏倒了。然而，在心理分析者看来，卡夫卡感情脆弱不仅缘于父亲的支配，还因为母亲早就不再关爱他。卡夫卡的日记中显示出尤莉·卡夫卡经常因为古怪的儿子“叹息啜泣”，让他心烦，而且母亲根本不能理解他；他埋怨母亲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年轻人，认为他会暂时把各种奇怪念头搁到一边，像其他人那样娶妻成家。卡夫卡写给菲莉斯的一封信的“又及”里记录了一个感人的时刻，从中可以感受到他和母亲之间的隔阂以及深藏的爱：
我正要脱衣的时候，母亲因为有点小事进来了。她要出去时，吻我一下后道了声晚安，这是多年以来都没有过的。“就该这样。”我说。“我从来不敢，”母亲说，“我原来以为你不喜欢这样。不过你喜欢的话，我也喜欢。”
图4 卡夫卡的母亲，尤莉·卡夫卡。
这封《致父亲的信》不可等闲视之。它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实际经历和有见地的自我分析。但是，很大程度上，它讲了个故事——就像卡夫卡讲给自己听的关于自己生活的故事。有一点无可辩驳：也许心理分析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也不过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故事，讲的就是我们何以变成现在的样子。不过，这个故事显示出《致父亲的信》和自《失踪的人》以来卡夫卡那些描述内疚的小说之间的关系。确实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卡夫卡用想象创造出一个堪比狡诈的银行家的人，这听起来像是另一部《审判》似的小说的萌芽。
结婚
卡夫卡生活中有两件事显得特别重要，这两件事在他《致父亲的信》中只是一笔带过，但是值得进一步探讨。一件是他没有实现的愿望——结婚，另一件是写作对他的重要性。
听卡夫卡说话，看他的行为，仿佛结婚是他生活的核心计划。
在我的信念中，结婚、成家、接受所有生下来的孩子、在这个不安定的世界里支撑他们，甚至给他们一些引导，是人们可能获得的最大成就。
《致父亲的信》里，这句话出现时不带个人色彩，不免让人感到好奇。它描述的不是卡夫卡个人为自己选择的目标，而是“人们的”目标。当他努力去实现该目标时，他发现自己不仅业已置身于自己所指出的两难的家庭困境中，而且选择伴侣这一行为其实是在重蹈该两难困境。比他小四岁的菲莉斯·鲍威尔是个聪敏的女性，她学识渊博，工作上极为能干。卡夫卡佩服她，但要是说性的吸引，或者即使是她在身边时的愉悦感，却几乎没有。1915年1月和她一起度过一段时间后，卡夫卡在日记里写道：“除了在信里之外，与F.一块儿时，比如在祖克曼特尔和里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感到和一个所爱的女人间的那种甜蜜关系，只有无限的钦佩。”1905年和1913年他们分别在祖克曼特尔和里瓦的风景胜地度假时所发生的关系，是随意而平静的情事。可是，将要和极有才干的菲莉斯结婚，让卡夫卡心里的无能感更甚。这也意味着他将重新过上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而他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生活中长大的。菲莉斯带他去买家具，家具却使他想起了墓碑；她还坚持他们的公寓里要有“个人风格”，这偏偏又是卡夫卡讨厌的词语。在正式的订婚仪式上，他感觉“像个罪犯一样被捆了起来”。他寄给她的信和明信片总共有五百多封，里面流露出他极大的情感需要，他希望了解她的生活——这间接说明了他的控制欲，还显示出他们之间奇怪地缺乏亲密感。卡夫卡好像还不知道鲍威尔家庭中那些需要她来面对的问题：她的父母已经疏远多年，其间她的父亲和情人生活在一起；她的兄弟是个骗子，最后逃到了美国；只有菲莉斯知道，她未婚的姐姐已经怀有身孕。虽然菲莉斯的信没能保留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到，菲利斯一定觉得卡夫卡虽然有趣、有吸引力，但是也很让人恼火。1914年7月2日，她解除了和卡夫卡的婚约，不过两人一直还保持着联系，然后1917年7月再次订婚。
图5 密伦娜·耶申斯卡。
卡夫卡和密伦娜的关系与他和其他几个女人的关系表现出类似的模式，即认定自己无能，不过密伦娜在思想上和他更有共鸣。与给菲莉斯的信相比，他给密伦娜的信中更愿意表露自己。给密伦娜的那些信的基调是不安全感、恐惧和极度的自我贬低。他把自己比喻成一个将死之人，躺在肮脏的床上，接受死亡天使——“所有天使中最圣洁的一个”——的拜访。不过，这一回，我们还能看到这个女人对于二人关系的看法。不论是关系正在进行中还是结束后，她都在给马克斯·布罗德的信中说到卡夫卡，埋怨他去一下邮局柜台这样的小事都不愿意干，以及幼稚地佩服别人的能干（包括菲莉斯，甚至密伦娜的丈夫、勾引高手恩斯特·波拉克）。但是，她也认为卡夫卡对这个无限陌生的世界有着神秘的理解，她还对卡夫卡独特的性格表示赞扬：
他也觉得他自己是个内疚的、软弱的人，可是世上没有谁有他那么强大的力量：他对于完美、纯洁和真理表现出绝对的、不容置疑的需要。
卡夫卡的情感生活有另一个模式，那就是他对年轻女性具有吸引力，不过她们没有像菲莉斯和密伦娜那样，让卡夫卡把她们理想化到自感无助。卡夫卡1919年度假时与尤莉·沃律切克相识，但是关于她，人们所知甚少。就是因为父亲不同意他们俩的短暂婚约，才有了那封《致父亲的信》。可他一与密伦娜好上之后，马上就和尤莉分手了。这让尤莉非常难过：“你真的要丢下我吗？”卡夫卡与朵拉·笛亚芒的关系一度看起来前景很光明。现在人们也已经知道，笛亚芒跟菲莉斯和密伦娜一样优秀。卡夫卡1923年8月度假时结识了她，当时她二十五岁，比卡夫卡小十五岁，独自生活在柏林。她和卡夫卡一样，对犹太复国运动和犹太文化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兴趣；他们还计划移民巴勒斯坦，在那里开家餐馆，朵拉当厨师，他当服务员。两人的计划根本没有实现，不过她确实帮卡夫卡摆脱了他的家庭，离开了布拉格，在柏林度过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直至结核病最终要了他的命。后来，朵拉成了著名演员，一名积极的共产主义者（像密伦娜那样）。她先是移民到苏联，后又去了英国，1952年在伦敦去世。
卡夫卡处理关系上的种种困难均记录于篇幅很长且往往显出他自我沉迷的信件和日记中，这些困难自然在后代人对他的印象中很突出。有人简单轻率地提出了一些解释，其中一种说法是卡夫卡绝对是个同性恋。虽然这个说法的前提带有非常缺乏深思熟虑的性别角色观，但是毫无疑问，卡夫卡的想象里确实有同性爱的一面。生活中，他乐于参加的文学和娱乐聚会，其成员全是男性，包括他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和弗兰茨·魏菲尔（肥胖的布拉格德语文学奇才）。卡夫卡也晓得当时对男性健美的广泛推崇，这在“候鸟”运动里有突出的表现，该运动鼓励年轻人徒步穿行德国。“候鸟”运动的领导者汉斯·布鲁尔写的那本论男同性恋关系的书，卡夫卡读得颇有热情。1917年11月20日，他在给布罗德的信中愉快地写道：“如果我再补上一句：我前不久在梦里吻了魏菲尔，我马上就成了布鲁尔书里写的东西了。”在这个圈子里，男人之间是可以表达爱意的，至少可以用语言表达，而无须感到尴尬。因此，有好几封给布罗德的信中，卡夫卡说“吻你”以对布罗德送他礼物表示感谢。《失踪的人》的第一章中，就是一种同性恋般的友谊把卡尔·罗斯曼和司炉工联系了起来（卡夫卡对以《司炉》为题将这一章单独发表没有任何顾虑）。《在卡尔达铁路上》的残篇里，主人公孤独地待在俄国的中部，只有在监察员偶尔来访时情况才有改变。监察员来访时两人的拥抱就有同性恋意味。《城堡》高潮时的情景之一是K.做了个梦，梦里一个城堡秘书赤裸着身体，成了希腊神话中的神仙（“希腊”本身就是男同性恋的一个标准代码）。相反，卡夫卡的小说将异性间的性交描述得肮脏、吓人。在《失踪的人》里，凶猛的克莱拉带着想做爱的样子靠近卡尔，接着却用柔道手法把他摔在地上。《审判》中，动物般的莱妮手指交叉成网状勾引约瑟夫·K.，她把K.拖到地上后宣布：“现在你属于我了。”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城堡》中，K.和弗里达在酒吧间地板上的水洼间做爱。可是书中用了非常抒情的语言表现该场面，言外之意是：性虽然有其肮脏之处，但也能表达爱和自我迷失。卡夫卡曾对密伦娜说：他的性欲让他感觉自己像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