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卡夫卡是谁 [15]
自由？
人们如何避开权力结构的影响呢？卡夫卡笔下的多个人物找到了短暂的和说不清道不明的自由。格列高尔变成甲虫后自己困在房间里不出来，不无讽刺的是，这倒可以让他避免了经济和社会压力。布采法卢斯博士在书房里静静地阅读法律书籍，借此回避了历史。《致科学院的报告》中的猿猴，一旦被抓获，就决不再期望享有任何“崇高的自由感”，而安心地在杂耍剧场里表演“以求出路”。《城堡》的第八章里面，K.把克拉姆挡在了雪橇外面，不让他进去，从而维护了自己的权利，结果却发现自己一个人被孤单单地丢在满地堆雪的院落里，自由是自由，可是已经空无意义了：“没有什么比这样的自由，这样的等待，这样无人能够侵害更无意义、更令人绝望了。”
卡夫卡想象中真正的不受权力束缚的自由，不是像K.那样去正面对抗权威，而是从权威边上悄悄走开。早在1911年，卡夫卡在日记里做了些少数族裔文学方面的笔记，这些笔记的灵感来自他对当时的意地绪文学和捷克文学的一定了解，日记为上文所述的自由提供了一个范例。少数族裔文学与德国文学这样的主流文学相反，它不是由某一个伟大作家（例如德国文学里的歌德）的权威所主导，因此，它为热烈的讨论和广泛的参与到文学生活留下很大余地。维系这样的文学，靠的是民族情感。少数族裔文学是“民族的日记”，是民族记忆的宝库。它既有政治化的一面，又保留了足够的自主性，从而能不受政治的破坏。它为那些小有才气的人写一些小题材提供了空间。这些文学笔记近年来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因为它们借哈布斯堡帝国由于民族主义矛盾而分裂为例，预示了殖民和后殖民格局。在这个格局下，新的文学不惧怕大都会的文化权威，同时又运用某种版本的大都会语言（例如印度或非洲作家用独特的英语形式创作），力图确立自己的地位。卡夫卡想象能有这样一个社会：这里的人们不会像他的家人对他那样，把对文学的专注视为性情古怪的标志，而是把对文学的热爱遍及国之全民；在这里，伟大作家的权威不会像歌德那样阻碍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在卡夫卡看来，歌德挡住了德国文学的发展道路。
这些关于少数族裔文学的笔记间接地提出了一个民主社会的设想。卡夫卡在多大程度上是从具体的政治角度思考的呢？还是个小学童的时候，他赞同社会主义，喜欢在纽扣眼里插一支红色康乃馨。英国与南非布尔人的战争（一次不对等的冲突，在当代被视为帝国主义恃强凌弱的绝佳例子）中，卡夫卡支持布尔人一方。1910年前后，他常阅读《时代报》——上面刊登的文章表达了托马斯·马萨里克（后来当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的见解，还参加了马萨里克的捷克人民党和其他捷克政治团体举行的集会。有传言说他参加过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会，不过看来并不属实，而是把他与另外一个名字也叫卡夫卡的人搞混了。
卡夫卡的社会良心有翔实记载。据布罗德说，卡夫卡看到工人们因为机器不安全而受伤后说：“这些人太温和了！他们不是闯进事务所，见什么就砸个稀巴烂，而是进来提出请求。”有好几年，卡夫卡很不情愿地被卷入他妹夫开办的石棉工厂的事务中。他在日记里评论道，工厂里的女工因为机械的工作变得都不像人了（见方框内引文）。
卡夫卡描述工厂工人
昨天，在工厂。姑娘们穿着松松垮垮、脏得不能再脏的衣服，头发乱糟糟的，像刚睡醒时的样子。传送带的声音嘈杂不停，自动机器常莫名其妙地停下来，她们的表情因此变得僵硬。她们都不像人了：没有人跟她们打招呼问好，没有人撞了人后会道歉；不管谁被唤出去干点小事情，一完成了马上就回到机器旁边；命令她们做事情的人，只用头朝她们扭一下即可；她们站在那里，身上穿着衬裙，极小的权力就能管住她们，她们的头脑甚至不再镇静、清楚，不知道用表情和手势和有点小权的人打打招呼，跟他们套套近乎。
《失踪的人》里讲到美国正在用最新的技术对人进行严格和机械化的管理。在那套管理模式下，人的身体受到强化训练以达到最高效率。大家不能互相寒暄问候，从而完全破坏了人们之间的亲密团结关系。书里讲到卡尔本要去拜访鲍伦德的乡村别墅，但因为金属制造工人们的罢工示威阻碍了行程；还说到建筑工人们也在罢工；卡尔和一些流浪汉和妓女混在一起，在那个下层社会里越陷越深。然而，卡夫卡接触得最多的政治集团是犹太复国运动。当然，此时的犹太复国运动的目标不是占据近东领土（早期的犹太复国运动者曾乐观得近乎天真，以为阿拉伯人会欢迎他们在那里定居），而是帮助犹太人离开反犹情绪日益高涨的欧洲，并在平等、真诚和体力劳动的基础上建立犹太人社区。他曾谈到要和朵拉·笛亚芒一起移民巴勒斯坦，在那里做个图书装订工，或者在一家餐馆当个服务员，朵拉当厨师。然而，卡夫卡设想的不是犹太复国运动的实际细节，他是把犹太复国运动与新型社会群体联系起来。他在后来的小说中——最突出的是那篇对艺人的社会角色持讽刺态度的《女歌手约瑟芬妮，或耗子民族》——对该新型社会群体有想象性的描画。约瑟芬妮是只会唱歌的耗子，她极度相信自己的歌唱艺术，以为歌唱能为她赢得社会特权。但是在别的老鼠眼里，她的艺术根本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她唱歌的样子就不是唱歌，而是和其他老鼠一样吱吱叫。可是，人们还是蜂拥而至来看她的演出，这当然并非因为她的吱吱叫或者吹口哨般的演唱有什么艺术价值，而是因为它象征着他们的民族身份，从而能增强他们的亲密团结关系：
口哨声发出来，其他的人被吩咐必须保持沉默。口哨声几乎像个启示，从她传到每一个人。约瑟芬妮低低的口哨声与宣布的重大决定相比，几乎就是我们的人民在纷乱而有敌意的世界里活得如此可怜的写照。
《女歌手约瑟芬妮，或耗子民族》不是谈犹太复国运动，也不能把里面的老鼠明确看成是犹太人，虽然里面带有些许暗示。故事反复用到Volk（人民）这个词，借此提出一种社会群体观。Volk一词在德语里带有“以亲属关系为基础建立的高度亲密团结的关系”的含义，甚至有Volksgenosse（同志）的含义。Volksgenosse在1924年时尚无不良意义，但是之后由于被右翼意识形态理论者滥用而坏了名声。卡夫卡也使用这个词，但并不能因此就把他归为右翼人士，而是说明，他作品里时常表现出的对社会团结的憧憬，相对历来的左右翼之间的政治对立，显得颇不合实际。
《城堡》对社会的怀疑主义态度更甚。虽然村民们在K.那样的外来人面前是一副联合阵线的样子，其内部则是派系分立，一有人稍微违背传统习俗，譬如巴纳巴斯一家，就立即被排斥在外。对城堡——他们头上的封建大地主的府邸——及其官僚体系的代表，村民们既服从权威又屈服于权威。文本中对该双重关系提供的出路是婚姻。K.到达村庄的第二天就对桥头客栈的服务员弗里达产生了兴趣，和她一起过夜，接着对别人称她是自己的未婚妻。但是，这里面有个明显的危险存在：和弗里达结婚只会让熟悉的权力结构再生，即丈夫掌权，妻子默许他的权力，受他支配。卡夫卡已经在自己家里，在家庭这个社会最基本的机构里体验了该权力结构。按照卡夫卡日记和书信里的描述，他父亲说话是典型地叫来嚷去，母亲则是“嗫嚅啜泣”。然而，卡夫卡在生之年，女性获得独立及发挥自己潜力的机会已经明显地增加。20世纪的前十年里，德国许多州的大学已经逐渐允许招录女生，其中最迟的普鲁士也于1909年招录女大学生。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艺术系1897年开始聘任女老师，医学系1900年开始招收女生。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在外面工作。卡夫卡的女性朋友是新女性的代表。菲莉斯一开始工作时是速记打字员，不到四年就当上公司的科长（约瑟夫·K.的位置）。菲莉斯的朋友格里特·布洛赫，就是有段时间曾在卡夫卡和菲莉斯之间说和、调停的那位，她的职业生涯与菲莉斯相似，甚至比她更成功。密伦娜·耶申斯卡是位名记者。卡夫卡最喜欢的妹妹奥特拉经营过乡村农庄，后来上了农业学院。
这些类型的女性在卡夫卡的小说里也有。《审判》中的布尔斯特纳小姐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她是个独立的职业女性。她的女房东和老派的约瑟夫·K.都怀疑她性生活不检点，很容易就能交上她。她抗拒K.的骚扰，这使她与巴结K.的那些妓女般主动诱惑的女人形成对比。例如法院雇工的妻子对K.说话时极具挑逗性：“你想和我做什么都可以”；又如女管家莱妮，K.和人讨论诉讼问题时她诱得他停止讨论。这样一来，《审判》里出现了一个人们熟悉的二元对立模式——贞洁女人对好色女人。不过《城堡》在刻画女性形象时比较注意将不同的人区别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