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卡夫卡是谁 [14]
同样，惩罚也退入到私人空间里进行。《审判》里有个片段最是恐怖，逮捕K.的两个看守——之前K.曾向预审法官投诉他们行为不端——出现在K.的银行的旧物堆存室里，一个身着皮衣的男人正用鞭子抽打他们，惩罚他们的不端行为。这一幕暗含有同性恋间施虐的色彩，它证明惩罚是K.无意识欲望的间接实现。在意识层面，K.对如此明显的极度残酷的惩罚感到震惊，想出钱让那人别打了，可是没有成功，最后那人“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不顾被打的人的死活自己走了。被打的人高声哀嚎，那声音“不像是人发出来的，倒像是被折磨的乐器发出来的”。这里所揭露的暴力——它是法院权威的基础——为最后一章的情节埋下了伏笔。小说的最后一章里，K.被杀手带到遥远的采石场，一把刀拧着捅进了他的心脏。
卡夫卡明白，在现代文明世界里，暴力被赶到了警察局的密室与监狱里，或者距离欧洲很远的殖民地里。故事《流放地见闻》与《审判》里的鞭笞片段几乎写于同时，一个从未走出过欧洲的人能在故事里对殖民统治和暴力有如此深刻的描绘，着实让人惊叹。卡夫卡的这个故事不亚于康拉德的《黑暗的中心》，而康拉德写《黑暗的中心》的基础，是他对发生在比利时统治之下的刚果殖民地上的剥削压榨有第一手的了解。卡夫卡的一个舅舅名叫约瑟夫·略维，1891年到1902年期间曾在刚果工作过，负责管理一条强迫劳工修筑的铁路。卡夫卡的笔记里曾有只言片语提到“在刚果中部修筑铁路”，看来是源于舅舅的经历。舅舅的那段经历还被他融合成为《流放地见闻》中德莱弗斯上尉遭遇不公、被囚禁在法属流放地魔鬼岛的那一节故事。卡夫卡也应该通过报纸新闻对德国殖民当局种族灭绝式的镇压西南非洲（今天的纳米比亚）的赫雷罗人起义有所了解。《流放地见闻》的故事发生在一片殖民地上，那里的人们讲法语，一位军官带着一个欧洲旅行者参观一台惩罚用的“机器”（这个词的意思不仅指实体的机器，还指统治工具）。犯人被投进机器里面，之后的十二个小时里，机器上安的很多针扎进他的皮肤——他的罪行就这样刺在了皮肤上，直到最后犯人死去。对犯人的判决不会告诉他，他会“从身体上”知道。保罗·彼得斯曾指出，“从身体上”这个词组在德国人讨论如何处理侥幸活命的赫雷罗人时也经常用到：这些侥幸活命的人将“从身体上”感受他们反叛的后果。《流放地见闻》中，犯人因为一点轻微的渎职，脸上吃了马鞭子；1894年，社会主义者的领袖奥古斯特·贝贝尔向德意志国民议会展示了德属殖民地里打人用的河马皮做的鞭子——尽管官员们否认曾经用过，但还是让议会倍感震惊。故事里的军官坚持穿着厚重的制服，因为它是祖国的象征，这是殖民思维的另一特征。类似地，19世纪在印度的那些英国殖民地管理者们，就是在四十度的高温下还坚持穿着闷热的欧式服装，甚至每天晚餐时都穿着晚礼服，从而象征性地保持着与祖国的联系。
在卡夫卡笔下的流放地，压迫或许能在性质上有所改变，但是消除压迫似乎不太可能。在过去，各种惩罚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可是现在，惩罚人的时候都羞愧地在遥远的山谷里进行。前任司令官虽然已经死了，但是现在的军官不折不扣地奉行着他的极权主义传统，现任司令官没有勇气废除那些非人道的惩罚，而是忙着技术改良（扩建港口）。转机的唯一迹象只在旅行者身上，这个故事就是从他的角度讲述的。虽然军官极力劝他支持传统的惩罚方式，旅行者先是提出种种理由（诸如他是个外国人，不应该多管闲事，文化相对主义表明不能在热带地区使用欧洲标准等等），但是最后还是定下心坚决地说：“不。”有了一颗勇敢的心和开明的胸怀，按理会有不同的结果。
故事中的惩罚机器残酷得病态，这引出关于卡夫卡的任何讨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他的作品是否从某种意义上预见到了第三帝国以及20世纪中叶的残酷？简单化地理解，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卡夫卡无法预知未来。但是，他对于权力、权威和暴力等机制的深入洞察，让我们不愿意把这个问题彻底打发掉。至少部分答案是——正如上文所示——卡夫卡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机构的运作有着卓异的认识。他让人们看到：各机构会为了其特殊目的宣扬一套价值观，工作于某机构中的人，对于超越其外的价值观，忽略起来是何其容易。卡夫卡这一看法不仅从约瑟夫·K.身上得到说明，《城堡》里挥鞭子打人的那位说的话也能说明：“我是受派来鞭打你的，所以我才打你。”纳粹集中营里的工人们后来宣称他们只是在完成分配给自己的工作，工人的说法已经了无新意，他们纯粹是在贯彻卡夫卡已经探讨过的机构逻辑而已。
不仅如此，就像欧文·戈夫曼揭示的那样：不论各社会机构的目的是好是坏，它们的结构都是相似的。监狱、修道院、收容所、营所等都是绝对的组织。任何人一进入某个绝对的组织，就立即受到戈夫曼所说的种种形式的“屈辱”。从身体上来说，他脱离了外面的世界以及他在外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扮演该角色所赢得的尊重也没有了。他失去部分或者全部之所有，必须穿上该机构的服装。他要么以新的名头，要么以过分熟悉的个人面目与人交往。他必须敬重同僚，且敬重不仅表现在言语之间，还表现在身体的姿态上；必须经受无端的侮辱；必须自甘委屈，让自己的生活经历——尤其是那些不光彩的地方——统统让别人知道。面对有权势的人的虐待，他无能为力。约瑟夫·K.被捕后，刚刚说的不少事情都发生在他身上了。一位看守闯进他的卧室；人家把他支来唤去，嘲笑他，朝着他大嚷大叫。看守冲过来顶住他，于是他的身体空间被侵犯；他的内衣被没收，并被告知以后必须穿破旧些的睡衣；看守命令他穿上一件黑外套去见监察官；他还受到街对面几家邻居的监视。连社会地位没有他高的人，受到如此对待也会苦恼不堪。K.星期天去法院办公室时，碰到几个被告在等候。审判的长期后果从他们的身上就可以看出来：虽然他们都是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人士，但是他们都穿得破破烂烂的；当他们站起来朝法庭的引导员敬礼时，站的时候统统都弯着腰屈着膝，形同街上的乞丐。我们可以设想：即使没有肉体上的虐待，单单审判中的道德压力就已经把他们整垮了。因为有自己的家庭做模板，卡夫卡对社会机构有清楚的了解，这让他能揭露出压迫与服从的若干模式。这些模式说到底都是以暴力为基础，一定程度上存在于所有的机构中，而且愈是绝对的机构，对暴力的依赖愈强。真正以帮助人为目的的社会机构（譬如医院），与那些以毁灭人为目的的组织机构（譬如集中营、死亡营）相比，两者有着极大的差别。介于二者之间，还有很多种机构，它们要么是以训练人为目的（比如学校、军队），要么纯粹以防止人们影响社会为目的。但是卡夫卡的作品显示：所有这些机构在结构上没有区别。确实，人们自愿进入的机构（譬如K.的办公室）的实际性质，在诸如《审判》中的法院之类的压迫性机构的等级结构里有显著反映。
这些听起来让人至为悲观。仿佛权力及其恶果无处不在。“这边有人在拼马拉松，那边却有人在餐厅狼吞虎咽——战神和胜利女神无处不在。”但是卡夫卡笔下的世界图景绝非一片惨淡。各种社会机构有一个特点最让人沮丧，那就是：它们有权威是因为其中的成员默许该权威。正如依赖父母爱护、抚养的小孩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父母的控制并内化了他们的行为标准，成人们同样地也在内心里默许所在机构的权威，甚至于默许那些有损他们利益的机构的权威。由于这一事实，这些机构似乎牢不可破，但是这个事实也孕育着希望。理由是，如果人们不再默许权威，从理论上讲——起码是在理论上——他们就剥夺了机构的权威，当然在实践上要难得多。卡夫卡曾有几句格言谈到阿特拉斯——希腊神话里用肩膀扛着世界的巨人：“阿特拉斯曾经想，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把地球放下来，然后悄悄溜走。但是，他也只能这么想想罢了。”也就是说，阿特拉斯只能在脑子里有自由的想法，这些想法绝不会对他的生活有什么实际影响。其实，即使是在卡夫卡早期的作品里，权威看起来也并非铜墙铁壁。给格奥尔格下了判决后，老本德曼跌倒在床上，仿佛他刚刚获得的力量一旦用到自家儿子身上，瞬间就消失了。在守门人与法律的寓言里，守门人的强大有力仅仅表现在他的一面之辞“我很强大”，他让人望而生畏的相貌，以及一个无法证实的说法：往里面进，还有很多守门人。乡下人默许这些站不住脚的权威，结果浪费了自己的生命，丧失了面见法律的机会。不仅如此，如果我们仔细地读文本（训练有素的律师工作时都应该如此）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守门人给了一个自相矛盾的指令：“我是在阻拦你，但你要是很想进去，那就进去吧。”那意思差不多就是“不用听我的”，因此让乡下人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卡夫卡1917－1918年写的一段格言中描述了一个不同的两难情境：
他们可以选择是当皇帝还是当皇帝的信使。像孩子一样，他们都想做信使。于是，现在只有信使了。他们满世界乱闯，由于没有皇帝，只能互相之间叫嚷着一些毫无意义的讯息。他们可以很高兴地结束自己可怜的生命，可是他们又不敢，因为他们曾宣誓效忠皇帝。
这里没有权威，而不要权威，是人们自己决定的结果。不过，人们还是努力活着，似乎头上依然有权威存在，尽管他们的生活痛苦而无意义。
《城堡》为避免上述两难境地指出了一点希望。K.来自那个封闭社会之外，那个让全村屈服于城堡及其官员的权威体系，K.不是其中的一分子。村民们对他表示怀疑，那些小有权威的人，比如老师和房东，则讥讽他不懂当地的规矩和习俗。K.违反当地传统之举中最恶劣的一桩是他要求直接和克拉姆对话。对于村民来说，尤其是那些与克拉姆有过短暂性关系的妇女们，这样的高官是不能随便接近的，甚至于他的名字都不能随便叫。然而，在K.的诱导下，他们承认见见克拉姆，即使没有先例，起码是可能的。因此，K.这个外来人是在挑战、违抗城堡的传统秩序。麻烦在于，挑战城堡权威的过程中，他也把自己纳入城堡的权威结构了。所以，关键不是在于去挑战权威，而在于不理会它。于是，《城堡》的一大部分情节里面，K.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