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卡夫卡是谁 [13]
男人在这些等级行列中的权威，在他们严整的军容、庞大的身躯和凶蛮的表情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如其身着制服的照片所示，连格列高尔·萨姆莎都当过兵。K.的回忆中，服役的那几年是“快乐的时光”。老本德曼在战争中受过伤，现在身上还留有伤疤，他还没有起身时，殴打儿子的样子仍然像个“巨人”。老萨姆莎精力貌似恢复时，他腰杆笔直、眉毛浓密、身上穿着制服。“靴底奇大无比，让格列高尔大为吃惊”，因为它似乎能把畏缩的甲虫一下踩个稀巴烂。K.那个颇有影响的律师朋友哈斯特勒也有着高大的身材，“这个人身躯庞大，大衣都能把他（指K.）藏起来”。哈斯特勒是位律师，他恐吓对手的本事无人可及：“他的食指还没伸出来，许多人就惊慌得后退了。”《审判》中，我们没有看到一位法官在法庭上出现，K.倒是在辩护律师的厨房里看到一幅画上画了位法官：
画里的人穿着法袍。那人坐在一张像宝座一样的高脚椅子上，椅子上镀金的地方在画面上非常突出。奇怪的是，法官的坐姿并不宁静、威严，而是左臂撑在椅背和扶手上，右臂完全悬空，右手扶着椅子的另一扶手。看样子似乎正要站起来做决定性发言或者案件宣判，伴随的手势煞是凶狠甚至粗暴。我们必须设想被告站在台阶的最下面，因为台阶上面铺着黄地毯的部分已经画出来了。
不过K.被明确告知，现实里的法官个头矮小，他坐的不是宝座，而是一张盖着马毯子的厨房里用的椅子。他令人望而生畏的外貌是按照传统的画法画出来的。这里暗示了一个意思：权威是一方使弄权力，另一方相应地顺从默认的结果。前面提到的关于法律和守门人的寓言里，守门人同样用他庞大的身躯、毛皮上衣、高鼻子和络腮胡子把那个人着实吓唬了一通。但是，设若这个乡下人对守门人表示怀疑，结果会怎样呢？设若K.挑战法庭的权威，而不是把所有的时间都耗在自己的案子上，从而顺从默认了该权威，那又是什么结果呢？
所有这些可能性都只是假设，因为卡夫卡知道：谁想在一个组织机构内取得成功，他就要接受其中的规则，包括其中的等级制度。于是，一切有违规则的东西都是无法容许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约瑟夫·K.就是那些一心维护秩序的职业人士的最好例子。被捕在他自己看来主要是造成混乱无序，所以必须收拾整饬。“可是，一旦恢复了秩序，那些事件的一切痕迹都被抹去了，一切都回到过去的发展路子。”尽管如此，K.脑子里时时还是在琢磨着法院，他按照自己所在单位的样子去设想法院的样子，认为里面也有一大堆官员，旁人摸不清他们的级别组成。他还决定给法院提交一份长篇文件。然而，假如法院提出一些他的个人生活里没有过的事情，譬如提到道德层面的东西，这是他所没有的，那他就琢磨不透了。法庭画师向他描述了审判的三种可能结果：宣判完全无罪，不过这个结果只是传说中有过；暂缓无罪，这样可能马上又要重新逮捕起来；延期宣判，这意味着案件审理一直拖下去，结果是既没有判罪，诉讼也永远完结不了。K.不接受第一种结果，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想过有这么好的事，所以他冲口而出：“仅仅是传说，我的想法怎么会变呢？”他摆脱不开的倒不是法院，而是自身意识的局限。如此境地在一段格言里有极致的描述：“他的额头骨架宽大，挡住了他的路。他跟自己的额头对撞，撞得鲜血横流。”我们或者可以拿他与乡村医生做比较：乡村医生陷于自己的日常琐事，结果猪圈里突然不知道是从天上还是地下冒出几匹马，载着他一眨眼就到了病人家时，他一开始竟然还看不出病人身上巨大的伤口在哪里，还是马嘶声让他察觉到伤口。
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因身处某组织、机构而形成相应的习惯思维，惯于日常俗务致使他们认识不到现实中有悖他们习惯思维的事情。但是，卡夫卡的叙事一再显示：这些难以调和的现实情形强行突破了诸多不善领悟的主人公的心理防线，让他们为之困扰，为之心力消磨，最终毁了他们。格奥尔格·本德曼被恢复了神气的父亲逼得像个无助的小孩；乡村医生最终落得赤身裸体，受着雪寒；约瑟夫·K.的崩溃则是个漫长、乏味、微妙的过程，其中包括否定自己的问题，苦心寻求与人（他的女房东、布尔斯特纳小姐和监狱神父等）建立友好团结关系，以及在职业常规所赋予的“护身钢甲”被戳破后显露出贪婪性欲。他要寻求别人的支持，这在他对监狱神父说的话中表现得再明确不过：他跟绝大多数法院官员不一样，他觉得能信任他，跟他能敞开了说话。监狱神父回答约瑟夫·K.的话时谈起法律和守门人的寓言，其实是在含蓄地告诫他不能依赖别人——如同乡下人依赖守门人那样，而是要自己去做决定。类似地，辩护律师也告诉K.：法庭打算取消辩护律师，“被告必须自己想办法”。
卡夫卡表现现代职业人士的优点和弱点的方式，与当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现代职业人士的分析很接近。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做了探究，认为其中包括谨慎、理性、长期的计划，而不是仓促的积累或鲁莽的投机。他在这种观念与早期新教所灌输的行为方式之间找到了“有选择的亲缘关系”，因为当时新教排斥一切不可思议的拯救方式，恳求信徒们努力工作，在他们心里埋下希望：现世的成功将证明上帝的恩泽。
然而，韦伯担心，如此模式下的自我正在被改造成“官僚化的人”，依赖于一个外在提供的秩序，而不能独立自主地、有原则地做出决定。这一说法适用于约瑟夫·K.。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疏远了自己的家人（他没有去看望自己的母亲，顾不上在同一个城里上学的侄女），没有文娱活动，就是性爱也限制到了符合健康卫生原则的每周一次；对所有不熟悉的东西都缺乏心理准备，因而不善做出反应，而一旦做出反应，所采用的尽是那些曾在单位里给他带来职业成功的行为方式。
韦伯论职业人士
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有诸多明显的后果，这些后果是其他任何一个宗教中都没有的。这个宗教对信徒的要求不是像僧人那样独身，而是避免一切淫乐；不是固穷，而是消除一切游手好闲，不再剥削、享用不劳而获的财富与收入，避免一切封建主义的夸富取乐；不是修道院里过的那种身如槁木、心似寒灰般的禁欲生活，而是谨慎的、受理性控制的生活，避免贪恋尘世之繁华、艺术或者一己之情绪和情感。该禁欲主义有着明确、统一的目标，即严格约束行为，并使之有条不紊。其典型代表是“行业人士”或“职业人士”，其独特结果是社会关系可以理性地组织起来。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解释社会学纲要》，
冈瑟·罗思、克劳斯·威蒂克编
（纽约：贝德敏斯特出版社，1968），第556页
韦伯是研究官僚体制的理论家，卡夫卡则是官僚体制的嘲讽者。据韦伯分析，官僚体制要求的是等级化组织，其中每个官员的任务、职责有明确的分工。所有职责，必须按照既定的规则执行，执行时不带个人情绪，不问官员的个人性格（所以必须排除腐败和裙带关系），而且要记录在案。按规则行事，意味着官僚机构的工作必须安排得可靠而且能够预知。粗糙马虎、难于处理的地方，必须代之以深奥、抽象的东西。小说《城堡》里对这样理想的官僚机构加以讽刺，小说里庞杂而且看上去完美无瑕的机构，却有着让其中的官员脱离现实生活的作用。如果有谁打电话给城堡，真正能有官员接电话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接了，也纯粹是玩笑地拿起听筒而已；听到的蜂鸣音表明城堡里面电话永远在忙，这证明了城堡与外面世界互相隔绝。官员们永远是精疲力竭的，他们睡在办公室里，以勾引村里的姑娘们为乐。他们处理不了的，是各个来办事的人的具体现实情况。因此，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阻止来办事的人与有能力处理他的事情的人联系上，就像克拉姆的秘书布吉尔给K.解释的那样：
“好，先生，你想想在当事人身上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吧。由于某些情况，或各种情况，尽管有刚刚跟你描述的种种难关，那些通常是实在已经够大的难关。但是，就在某天夜间，某人出其不意地来见一个有权负责该案件的相关秘书。或许以前你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的可能性，我没说错吧？我很肯定你没有想到过。不过既然这样的可能性几乎从来还没有过，你也没有必要去想到。这个人就像那过筛子的谷粒吧，他得要多么小、多么灵巧，形状设计得多么奇特、多么特别，才能从那顶好的筛子里漏出来呀。你说它根本不可能发生吗？没错，是不可能。可是，就有那么一个晚上——谁敢什么都打包票呢？——它偏偏就发生了。”
布吉尔又说道：当本来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当来咨询办事的人碰巧遇到一个有能力的官员，官员真的会开心得了不得，来办事的人想要什么他绝对会给什么。但是，就这样也无损于官僚机构。现在来办事的是K.，他好不容易才找到布吉尔的房间（这还是误打误撞地碰进来的），所以就在布吉尔给他解释情况时，他已经累得睡着了，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碰到了一个确实可以帮他的官员。等K.醒过来时，布吉尔兀自一个人说个不停：“当然，有些机会好像太好了，结果没法利用；有的事情仅仅因为自身原因而实现不了。”这里，官僚体制不仅是讽刺的对象，还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的暗喻——暗喻人们试图与超出人类生活范围之外的一切所在交往、接触。
卡夫卡对官僚体制的描绘，抓住了现代社会机构的另一个特征：它们的管理者是看不见的。现代社会之前的机构靠仪式来确立其权威。J.H.赫伊津哈在谈到中世纪时这样写道：“生活中不论有何事情，大家都知道，这是让人自豪的事，但也很残酷。”即便是惩罚，也是在肃穆的公众仪式上进行，杀人凶手穿过人群，登上绞刑架，在劝告下忏悔一番以教育观众。卡夫卡的小说里，机构的领导是各种经理和主任。传统意义上的管理者不过是无用的傀儡，例如《往事一页》中的皇帝，他无法将侵犯自己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