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卡夫卡是谁 [12]
除了这监牢的空气，我现在还有别的能去忍受吗？这是个大问题，说得更确切点，问题就是我是否还有可能出去。
《失踪的人》里面，卡尔的第二次逃跑说明：审判不是要判定谁是罪犯，而是让一个既定的牺牲品永远翻不了案。在西方宾馆当电梯工时，卡尔遇到个很久以前的熟人、流浪汉罗宾逊，当时喝得烂醉如泥。为了扶他回屋睡觉，卡尔只得暂时离开自己的岗位，结果遭到领班的责难。领班出口伤人，说卡尔夜里在外面腐化堕落，罗宾逊的出现就是证明。卡尔所有的解释都被利用，成了指责他的理由，以至于原本支持他的人也觉得他在骗人，于是他又从那里被撵走了。被审判本身就是某人必然有错的证据。
《审判》里有同样的定律在起着作用，但其方式则更微妙。创作该小说的灵感部分来自于他与菲莉斯解除婚约时，菲莉斯和支持她的人们对他的“审判”。小说中并没有实际的庭审程序出现。约瑟夫·K.被捕之后，就被传讯到预审法官面前。未等预审法官质询他，他就开始咆哮，称自己如何无辜。后来，法院把他晾在那里，直到后来他在大教堂里等着一桩业务接洽时，听到教士（后来得知他是监狱神父）突然从小布道坛喊他。教士提醒他小心，说他已经被指有罪。法院即将采取的唯一的行动，就是派刽子手来执行他的死刑。
这些奇幻的事件，可以与卡夫卡所熟悉的实际的法律制度联系起来。卡夫卡生活的那个时代，在法理学家中间存在着两种矛盾的法律观念。其一是严格的源于康德思想的法律哲学，它被德意志帝国（1871）的法典奉若神圣。该法典假定罪犯应对自己的行动负道义责任，因此它只关注所做的行为，然后根据罪行的性质来决定如何施以惩罚（虽然可以根据情况予以减刑）。与之相反，在奥地利法典的定义中，犯罪不仅是行为，还要考虑被告的“犯罪企图”，因此被告的动机在定罪时至关重要。由此形成了奥地利法律中的一条公理，即没有违法行为一样可以有罪：某人可能有犯罪预谋，但是外在偶然事件阻止了犯罪行为的发生。在卡夫卡的小说里，约瑟夫·K.从没有问过，也没有人愿意告诉他，他到底因什么而遭起诉。逮捕他的两个看守说得振振有辞，有人犯罪了，法院就会行动，因此他肯定是犯罪了才会被逮捕：
就我所知，我们当局——当然我晓得的仅仅是最低层的——决不会在茫茫人海中找个罪名，而是像法律规定的，它在人们犯罪后采取行动，然后必须派我们看守出来。
虽然我们已经了解到K.的诉讼“不是普通法院里的审判”，但是审判他所沿用的法律将奥地利的法律制度推到了极端，且极端得不无滑稽，其中重视的不是罪行而是罪犯其人。当局在乎的不是约瑟夫·K.可能有什么犯罪行为，而是他有罪。因而，有罪这个词的意思从“为某个行为承担责任”变成了“主观的负罪感”。遭起诉似乎意味着成了特殊的人，注定要遭受屈辱，直到最后被处死。
因此，《审判》中的叙事并没有围绕着法院的庭审过程，而是K.对于被捕的反应。抗议归抗议，两个看守说什么，他还是照着做了。因而甚至在他抗议的同时，实际上已经接受了那个他一无所知的法院的权威。他之所以接受，部分原因在于法院就是一个机构，他本能地知道在机构权威面前该如何反应。阿尔都塞提供了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刚刚提到的接受权威的情形：当我们听到“喂，那谁”之后会马上转身，尽管发话者并没有直呼其名，我们承认了自己就是被叫唤的对象。也就是说，个体置身于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系统中，甘受别人的“质问”（阿尔都塞所用的词）。约瑟夫·K.一样也在法院被人质问，而监狱神父把他当成个体而直呼其名“约瑟夫·K.”是之后很久的事了。
法院还利用了K.的不安全感。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小说《审判》理解为一系列花招：一方面法院伪善地声称不会干扰K.的生活，却让K.自感有罪，负罪感最终盘踞K.的心间，让他屈服于他的行刑者；另一方面，他辩称自己是无辜的，却不试图去弄清控告他的原因，这或许暗示他内心确实意识到自己的罪责。K.一直尽量压抑法院唤起的负罪感，可是越来越难。在监狱神父面前，K.也争辩说自己无罪，而且谁都没有罪：
“但是，我没有罪，”K.说，“这是个错误，人怎么可能会有罪呢？毕竟，我们都是人啊，人和人全都一样。”“没错，”神父说，“但凡有罪的人，总是这么说。”
故事到这里，“有罪”这个词的意思有了新的变化：从法律上的罪责和主观的负罪感变成有错——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有错，而是道德，甚至神学意义上的有错，这也是不难想到的。K.的推理逻辑是：人都是软弱的，难免犯错，所以全人类均会犯下过错，凭什么单单逮捕、惩罚他呢？监狱神父的回答不容置疑：凡是有罪的人都这样说，来为自己开脱。言下之意是人人可能都有罪，仍然应该受惩罚。小说的前面，K.已经看到了一幅司法女神的画像：画上的女人脚生双翼，在快速飞行，她看起来更像胜利女神或正在追逐猎物的狩猎女神。法院追逐其牺牲品，毫不留情，恰如卡夫卡1917年的一条格言里描绘的那些猎狗：
猎狗仍然在庭院里玩耍，但是猎物在树林间跑得再快，也还是逃不了。
法院既善于利用他人，又是更高权力的工具，监狱神父给约瑟夫·K.讲的寓言中至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寓言说的是一个人想求见法律，但是守门人不让他进去；临终之时，那个人看到一束光芒从法律身上照射出来，于是问了一个他早就该问的问题：
“每个人都千方百计想见到法律，”那个人说，“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除我之外，没有任何人想进去求见呢？”守门人意识到那个人寿数将尽，听力也已经不行了，于是他只得高声吼道：“这道门是专为你开的，别人谁也进不去。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
约瑟夫·K.被捕不仅是他的一大痛苦，而且，如果他事先知道的话，或许还是个机会。那是什么机会？约瑟夫·K.又为何对自己从被捕到审判独独做出如此负面的反应？要想略微搞清楚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考虑他是什么类型的人。
部门化的人
和卡夫卡笔下的其他主人公一样，约瑟夫·K.体现了现代工作、商务和政府机构要求和产生出的那类人。要了解卡夫卡的作品中如何描绘工作，我们可以翻回来再看看《变形记》中格列高尔·萨姆莎身为旅行推销员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的：
图9 卡夫卡，1923或1924年。
“我的老天哪，”他心里想，“我怎么选了个这么辛苦的工作啊！日复一日地在路上奔波。这些业务上的事比起家里面的事情要烦心得多。最要命的是，要承受旅途劳累，担心赶不上联运火车，吃饭没有规律，伙食又差，时时要面对不同的面孔，不可能有个温馨、持久点的伙伴关系。真是倒霉透了！”
展示布料样品给潜在的顾客，不仅工作累人，让人难以满意，而且还受到雇主的密切监视。在办公室里，老板坐在办公桌上，高高在上地对手下人发话，手下人说话时则要凑到他身边，因为他的耳朵不好。格列高尔害怕要是称病告假，老板会带着医生亲自上门来，因为老板决不会接受生病的说法，以为肯定是装病逃工。事实上，他没有去车站，结果科长就亲自登门了，而且态度越来越吓人。他先是暗示格列高尔可能盗用现金了，然后警告他：“你在公司里的职位并不是安稳无忧的……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你的工作表现让人太不满意了。”
现代人的工作，一如这里所表现的，既抽象又等级森严。格列高尔的工作无关体力劳动，也不是初级生产活动。他的任务是展示样品和收款，因而仅仅是商务过程的一个中间人。公司的等级差别，显示在老板夸张地高坐在办公桌上，员工明显受到密切的监视，行为稍有过错即遭到严厉得可怕的威胁。一个抽象、等级森严的世界要求行动于其中的须是特殊类型的人。格列高尔则属于不幸且不合时宜的那一类，卡夫卡笔下的若干主人公身上都体现了这类人的特征。从格列高尔、格奥尔格·本德曼、约瑟夫·K.、《城堡》里的K.和乡村医生，我们可以提炼出一个现代职业人士的理想模型。他应该如工作要求的那样，有条不紊、精明善算。格列高尔的工作由火车时刻表控制着。因为 5点和7点的火车都错过了，他决心赶8点的火车。他醒来的时候看到时间是6点30分，他妈妈敲门的时候是6点45，他决定7点15分前起床，不料7点10分时科长的到来把他惊醒。约瑟夫·K.每天8点在床上吃早饭，接着在办公室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然后和那些重要官员们公关活动到11点。甚至他的性生活也成了例行程序：每周去找一次那个“只在床上接待客人”的名叫艾尔莎的女子。格奥尔格·本德曼在算术方面得心应手：他回顾自己的业务额已经增加了五倍，而对他俄国朋友的交易数字那么少表示同情。《城堡》里的K.是位土地测量员，干的尽是抽象的数学计算。
职业人士一般都服务于某个等级叠加的组织。格列高尔在公司里的地位很低，受到科长的欺压。约瑟夫·K.自己就是一位科长，他告诉预审法官自己的身份时不无自豪。他的傲慢态度，从他被捕后对待受派陪同他去银行的三个下级雇员的态度中就能明显看出。那三个人的地位太低，以至于他都不把他们当同事看待。他们个个让他心烦，其中一个尤甚，原因是他偶然笑起时，龇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