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卡夫卡是谁 [11]
爸妈只想着把儿女拽到和他们一起，拽回到儿女避之唯恐不及的过去。当然，他们是因为爱才这样做，但是特别糟糕的也就是这一点。
八年后，他对密伦娜描述了“陷入这种关爱的圈套里”何其可怕，“你不晓得我写给父亲的信——我就像粘在棍子上的苍蝇那样拼命地挣扎”。但是他也补充说，即便如此，还是有好的方面：“这边有人在拼马拉松，那边却有人在餐厅狼吞虎咽——战神和胜利女神无处不在。”卡夫卡这么说，并非埋怨父母不仁慈或者虐待他。对他来说，难以抵抗的正是父母的亲情所造成的难以摆脱的束缚。在他写的两篇很出色的表现家庭冲突的故事《判决》和《变形记》中，主人公都因为爱他们的父母而下场凄惨。格奥尔格·本德曼确实是个自私、简慢的儿子，根本就不考虑自己结婚后父亲怎么过日子。他嘴上说爱父亲，但这显然是为了阻止父亲问些让他难堪的关于那个俄国朋友的问题，就像他父亲指责的——指责得当然对——是在“替那人隐瞒”。但是，当他按照父亲的“判决”去做，从桥上跳了下去，这时他的身份又回到了一个幼稚的小孩，一个“出色的体操运动员，曾经是爸妈的骄傲”。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亲爱的爸爸妈妈，我确实一直都爱你们。”至于格列高尔·萨姆莎，他是个忠诚的儿子，从父亲破产以来一直单枪匹马奋力养家。等他变形之后，终于知道父母曾私藏了些钱，他们其实不需要他那样自我牺牲；家人对他失去了兴趣，不再给他吃的，拿他的房间堆存废品。最后，当格列高尔威胁到他们的经济利益，因为他快把房客吓跑了，他们做出结论——结论缺乏逻辑，这是卡夫卡笔下人物的典型特征：这只甲虫绝不会是格列高尔。他们的自欺欺人从混乱的代词使用上可以看出来：他的妹妹先是否认“它”会是格列高尔，然后她嚷道“他又到门边来了”。“它”与“他”交替使用否认了格列高尔人的身份，把他变成一堆有生命的垃圾。可是他没有感到气愤：
怀着一腔温情和爱，他的思绪又回到了他的家人。他自己都认为他必须消失，而且自己的意见甚至比他妹妹的还要坚决。
和格奥尔格一样，他告别了人间，死时心里依然低声下气地爱着家人——那些已经抛弃了他的家人。
卡夫卡一再抱怨成年人设法压制孩子的个性。卡夫卡小时候的一幅照片显示（引用瓦尔特·本雅明的描述就是），他“在一个温室般的环境里，穿着装饰有很多饰带、近乎难受的紧身童装西服”。照片上的小孩子伤心地看着相框外面，显然是想逃离到别的地方，看照片的人不免心有恻隐。也正是这个小孩——本雅明提醒我们注意——后来写出了《唯愿生为红皮肤印第安人》这样的幻想作品。回首从前，卡夫卡承认他是个被惯得很厉害的、难以对付的孩子。但是他的记忆里大多是如何深受各种权威人物之害，这些权威人物包括他的父亲和每天送他上学的仆人——仆人总是每天吓唬他，说要把他的淘气事告诉老师。卡夫卡明白，有许多孩子的遭遇比他倒霉多了。《失踪的人》讲的是一个在美国流浪、基本上少不更事的少年的故事。故事开头就直截了当地介绍“十七岁的卡尔·罗斯曼，他被狠心的父母赶到美国，原因是他被一个女佣勾引后有了个孩子”。卡尔依然爱着他的父母，虽然他们极其残酷地惩罚了他这个受害者。而后面的故事表明，卡尔还曾受到凌辱，因为女佣强迫他和她性交，性交的方式让他觉得“龌龊恶心”，让他感到“极其无助”，最后弄得他“泪流满面”。
卡夫卡激烈地批评当时抚养小孩的方式，其观点与众多开明的教育者颇为一致。他对激进的心理分析研究者奥托·格罗斯的印象尤其深刻。卡夫卡1917年通过布罗德结识格罗斯，他们讨论创办一家期刊，拟取名为《斗争权力意志记录》。格罗斯吸毒，交了很多情人（其中包括后来嫁给D.H.劳伦斯的弗里达·威克利）。他认为传统的家庭是男权的根源，应该发起革命来推翻它。格罗斯这番言论是以亲身经历为基础的：1913年，他的父亲（一位刑法学教授，卡夫卡在大学时听过他的课）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理由是他的信条——想爱就爱——证明他已经精神错乱。在公众的强烈抗议下，他后来被放出来。格罗斯对父权的抨击无疑对卡夫卡写《致父亲的信》起到了促进作用。
卡夫卡密切关注教育。他说服菲莉斯去柏林的犹太儿童避难所服务，还给她写了许多封信，对如何对待少年提出建议。1921年，卡夫卡还给他妹妹艾莉写了若干封信谈教养小孩的问题。当时艾莉正打算送十岁的儿子费利克斯上学，卡夫卡建议送他上赫勒劳一所由A.S.尼尔任校长的进步学校。他在信里引述了斯威夫特笔下的小人国里的人们是如何教养小孩的，同时强调并阐发了一个见解：教养孩子这件事，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交给父母来做。他解释道，父母之爱是种自私的表现。家长总是忍不住把自己的愿望强加到儿女身上，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影响、约束他们。因此，他们采取的教育方法不外两种：专制和奴役。
出于自私，家长们教育孩子就是这两种方式：所有意义上的专制和奴役。专制可以显得很温情（比如“你必须相信我，我是你妈妈”），而奴役也可以显得很自豪（比如“你是我儿子，所以我要让你成为我的救星”）。但是，两种方式都很可怕，两种都是反教育的方式，目的都是踩住孩子，压制他们，不让他们发展。
小人国的教育
他们关于家长和儿女各自责任的观点与我们的有天壤之别。因为男女的结合是建立在伟大的自然法则的基础上的，为了传宗接代，小人国的人也需要男女结合。他们认为，和其他动物一样，男人和女人结合的动机出于性欲，而对儿女的怜爱缘于同样的自然法则。所以，他们决不会同意说，一个孩子因为父亲生下他或者母亲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就必须对父母尽什么义务。想想人生的苦难，父母生育儿女本身没有什么好处，做父母的也无意生儿育女。他们相遇恋爱时，心思并不在这个上面。根据这些，还有其他类似的推论，他们认为，子女的教育，若非万不得已，不能交给父母。因此，他们每个城镇都有公共的托儿所。除了村民和劳工以外，所有的父母都必须把满了二十个月的孩子，不论男女，送到公共托儿所去抚养、教育，因为满了二十个月就应该具有了一定的受教基础。
（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
必须让孩子远离“摆设精致的客厅，那里面气氛憋闷，毒害泛滥，让孩子倍感饥渴”。
在卡夫卡看来，家庭也是权力、过失、法律和惩罚的发始之处。《致父亲的信》里描述到，赫尔曼·卡夫卡对什么是行为端正做了严格的规定，他自己却不遵守那些规定。因为这些经历，卡夫卡渐渐地把规则想作权力机制，这套权力机制可以追溯到家庭关系。儿女因为依赖于父母而受到父母之爱的束缚，于是默认了父母的权威，任由他们支配自己弱小的生命，并内化了各种行为标准，然后把这些标准传给自己的后代。默认父母的权威让家庭规则不至遭到破坏，可是默认父母权威这个行为会一直延续到成年后的生活中，继而表现为默认社会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论述过一个观点，不过卡夫卡在他之前早就已经明白：社会权威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依靠暴力压制，而是在于人们接受各种社会机构，甚至那些给他们带来危害的机构。
审判
一边是家庭规矩，一边是《审判》里侵入约瑟夫·K.个人生活的神秘规则，而介于两者之间、两方面都沾边的是以美国为故事场景的《失踪的人》。小说以一系列审判为脉络安排结构，故事的男主角卡尔·罗斯曼有着良好的用心，可是一再被判有罪。我们已经了解到他是遭到凌辱后被赶到美国去的。在船上，他结交了一个司炉工，司炉工含糊其辞地向他大倒苦水，说船上的轮机工如何不公正地对待他。卡尔急切地想帮司炉工，陪他一起去了船长办公室，没想到在船长办公室里碰到移民过来的舅舅——如今他已经凭着艰苦的努力成为富裕而受人尊敬的参议员。舅舅当场把他认了出来。司炉工的事情要等船长来裁定，情况看起来很不妙：
“司炉工的事情，该怎样就怎样吧。”参议员说，“船长决定该怎样就怎样。[……]是要主持公道，但是同时也要维护纪律。”
卡尔提出些无力的抗议，因为他依然认为公道问题可以由思想公道的人客观地做出决断。然而，参议员却将公正和纪律等同起来，而公正和纪律又与船上拥有最高权力的船长的意志等同了起来。
卡尔在舅舅权威的笼罩下度着日子。一天晚上，朋友鲍伦德先生邀请卡尔去他纽约附近的乡村别墅，见见他的女儿克莱拉。舅舅同意他去，但是有点不情愿。他在乡村别墅遇到多起意外事故，不久收到舅舅寄来的一封短信，信里同时夹着一张去旧金山的三等客票。舅舅信里的意思是，卡尔做了件忤逆之事，性质极其严重，他因此永不再理卡尔了。这种冒犯和惩罚模式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一个轻微的过失，其实小得几乎看不出来，或者是根据武断的标准定性的，结果却遭到严厉的惩罚，其严厉程度极其过分。《流放地见闻》里的犯人本是名士兵，他的责任是给军官站岗以及每小时起立对门敬礼，可是他值勤时睡着了，在脸上遭到鞭笞时还胆敢反抗。因为这个罪行，他被折磨致死。乡村医生在冻得要命的冬日，出了门来，兀自喟叹不已：“一旦晚上有人按门铃，你不该应但还是应了的话，绝对不会有好下场。”《敲门》就为上述惩罚观念提供了范例。
敲门
那是个夏日，天气炎热。我和妹妹一道回家，路上经过一家庭院门前。我不知道，她当时是有意捣乱或者心不在焉敲了敲门，还是朝门挥了挥拳头，连敲都没敲。沿着路往前走一百步，路朝左拐，就到了村前。我们并不熟悉这个村子，但我们刚刚走过第一家，人们就纷纷走出来。有的和我们友好地打招呼，有的示意我们小心，有的甚至惊慌失措，慌得腰都弓了起来。他们指着我们经过的那家庭院，提醒我们曾敲过那家的门。他们说那家庭院的主人将控告我们，调查将会马上开始。我十分镇静，同时设法让妹妹镇静下来。她可能根本就没敲，就算她敲了，根本也找不出证据。我力图跟围着我们的人解释这一点，他们听归听，却不愿发表意见。后来他们说，不光我妹妹，连我这当哥哥的也将受到控告。我微笑着点了点头。我们全都回头望着那家庭院，就像观望远处的滚滚浓烟，等着看到大火。果不其然，我们立即就看见院门大开，几个骑马的人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