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全球经济史 [20]
这么多钢材卖给谁？国内购买者主要是造船、汽车、机械和建筑行业。这些行业必须与钢铁行业保持同步发展。计划调控的第二个难题就是要确保这一点。这些行业所采用的技术必须由政府来决定，和炼钢业一样，它们同样采取了大规模、资本密集型技术。以汽车生产为例，日本企业的资本/劳动力比率高于美国企业，同时日本的资本投入更为有效，因为日本采取了“实时”交付的办法，这意味着未完成的部件占资本的比例远低于美国的。此外，日本的生产规模也更大。20世纪50年代，汽车装配工厂的最小生产规模为每年接近20万辆。福特、克莱斯勒和通用的每家工厂年产量在15万辆至20万辆之间。20世纪60年代，新成立的日本汽车企业采用现场冲压和多条装配线的办法，把有效生产的最小规模提高到每年超过40万辆。所有的日本制造商都以这一规模进行生产，效率最高的企业，比如本田和丰田，可以达到每家工厂80万辆的年产量。日本采用高度资本密集型生产的办法，创造出了世界上最有效的汽车产业，因此日本可以在支付高工资的同时，保持产品的价格优势。
计划调控的第三个难题是确保日本国内的消费需求增长，让民众来购买这些耐用消费品。具有日本特色的产业关系制度对此做出了贡献：在大型企业内部，企业工会、资历工资和终身雇佣制意味着成功企业将自己的一部分盈余与员工分享。但是，小型企业在日本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在20世纪50年代（就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歇期一样），它们支付的工资很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的大规模扩张消化了全部劳动力，上述双重经济模式消失了，因为小企业的工资水平迅速提高。由于就业扩张带来的收入增长导致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革，他们开始购买冰箱和汽车，用于生产这些产品的钢材供应量也在提高。日本人不仅有了更多的机械设备，而且吃得更好，长得更高。1891年，应征入伍的士兵平均身高为157厘米；到了1976年，这一数字变成了168厘米。日本的消费开支有助于扩大产能和提高工资，因此资本密集型技术是合适的选择——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虽然之前没有人敢断言。
计划调控的最后一个难题与国际市场有关。这个难题所产生的影响远超出通商产业省的管辖范围。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钢铁产业将近1/3的产量用于出口，主要是面向美国市场。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和耐用消费品的比例也差不多如此。在日本的竞争下，美国的钢铁产量和汽车产量大幅下降。可以说，伴随日本的经济奇迹而来的是美国“铁锈”地带的经济衰退。如果美国维持1816年以来的高关税政策，它原本可以轻易地阻止这些产品的进口。后来美日两国协商，采取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但这些只是权宜之计。最终，美国决定削减关税，但前提是其他国家也采取类似措施（即多边贸易自由化）。美国这样做自有原因，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因此对美国来说，扩大出口要比采取不必要的措施来保护本土市场更加有利。日本的出口成就对上述观点提出了挑战。不过，日本已经把自己定位成美国在东亚地区防御共产主义的堡垒，因此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性巩固了日本的贸易选择。
高速发展时期不可能无限延续。通常把1991年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的破灭作为日本经济繁荣终结的标志，此后日本就进入了通货紧缩时期。然而，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支撑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各种条件已不复存在。在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它与西方的差距在缩小，包括资本/劳动力比率、教育/劳动力比率和生产率。到1990年，日本在这些方面已经赶上了西方。于是，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只能和世界技术前沿的拓展速度保持一致——每年增长1%至2%。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
在追赶西方的道路上，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紧随日本。两者都曾是日本的殖民地，这导致它们在起步时目标不够明确。当时它们都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但重点在于培养日本人，而不是当地人。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发展的目的在于为日本提供食物供给。1940年，人均收入达到1，548美元。二战之后，日本人被驱逐出境，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土地被重新分配，分发给当地的农业人口，由此建立了平等的农民合作社。自20世纪50年代起，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大力推进工业化。韩国效仿日本，采取“大推进”式模式。由于外国企业被排除在外，引进并掌握先进技术的任务由韩国企业来完成。韩国政府规划投资并限制进口，以达到保护本国制造业的目的。和日本一样，韩国政府要求这些企业将很大一部分产品出口国外，以达到提高品质、改善经营的目的。韩国建立了包括钢铁、造船和汽车在内的重工业，这些行业都曾是日本获得成功的领域，将近一二十年之后，韩国也在这些行业里取得了成功。
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崛起引人注目，但如果中国大陆地区能继续保持它在过去几十年里的高速工业化，它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1949年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最低谷（448美元）2。到2006年，人均收入已经达到6，048美元，中国得以跻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这样的表现远远胜过亚非拉的大多数国家（参见表1）。
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答案通常是“自由市场改革”，但这还不够。194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计划经济时期（1950年—1978年）和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至今）。在第一个阶段，中国参照苏联模式，实行集体农场、国有工业和中央计划调控。当时的发展策略偏向重工业，目的在于生产城市化、工业化社会所需的机械设备，建立产业结构。投资率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1/3，工业产量迅速增长。技术政策（被称为“两条腿走路”）尽可能地将资本密集型先进技术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结合在一起。钢铁产量一直都是“大推进”式工业化的目标之一，中国的钢铁产量从1950年的约100万吨/年提高到1978年的3，200万吨/年。虽然中国的发展政策几度变动，包括大跃进（1958年—1960年）、随之而来的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1967年—1969年）3，但中国的人均收入从1950年的448美元提高到了1978年的978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8%），翻了一倍多。这一成就不容忽视，但还不足以让中国摆脱贫困国家的行列。
1976年毛泽东离世，1978年邓小平开始推行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不同于东欧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中国通过逐步修改和增补原有的制度来推进改革。自1978年起，中国的经济开始飞速增长。
最初的改革措施在农业领域实行，并展现了问题的复杂性。有两项措施尤其重要：第一，在1979年和1981年，对于农业产量超出计划规定的部分，政府采购部门提高了收购价格，总的幅度达到40%至50%。第二，集体生产被家庭承包责任制所取代。在新的制度下，集体土地被分割成小的农田，租赁给家庭经营，这些家庭必须完成计划任务，但对于超出配额的部分，政府以高价进行收购，收入归这些家庭所有。
随着这些政策的实行，农业产量迅速提高，这正说明了改革措施的重要性。1970年至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中源自农业收入的部分以每年4.9%的速度增长，这一速度甚至高于1985年至2000年期间每年3.9%的增长速度。然而，1978年至1984年，农业产量以每年8.8%的速度增长。在这一时期，谷类产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其他任何时段。鉴于提高价格和家庭承包责任制对于农民提高产量起到了经济激励作用，因此通常的结论是，政策变化导致了农业产量的增长。
不过，改革措施并非推动农业发展的唯一因素，之前计划经济体制下取得的其他方面的进步也起到了作用。中国农民之所以能提高产量，是因为他们有机会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就在农业制度改革的那段时间里，多项技术取得了进步。在中国的生产条件下，谷类产量要提高需要在三个方面加以改进：更好的水利条件、高产量的种子和肥料。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的土地灌溉面积大幅增加，北方地区开挖了数以千万计的管井用于农业灌溉。在计划经济时期，供水量的增加有助于提高谷类产量，同时这也是1980年前后产量迅猛增长的基本前提。
产量的大幅提高需要适应肥料的种子。热带地区普遍存在物种难题：如果对传统的稻米品种进行施肥，它们会长出更多的叶子和更长的茎秆。最终作物会歪倒下来，影响谷粒的生长。解决办法就是种植茎秆强健、不容易歪倒的矮稻，这样施肥增加的营养就会进入种子，而不是叶子。日本的水稻品种就属于这一类，这是明治时期日本农业产量取得迅速增长的生物基础。但是，由于日照时间的差异，日本水稻不能在纬度更低的地区种植，因此必须要培育适合热带地区的矮稻品种。最著名的就是“奇迹稻”，该品种在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中培育成功，并于1966年正式推出。“奇迹稻”及其后续品种成为亚洲许多地方开展绿色革命的基础。鲜为人知的是，最早培育出新型矮稻的是中国。在“奇迹稻”推出的两年前，中国科学院培育项目组已经培育出了一种高产量的矮稻。正是这种新型矮稻的推广，带动了农业产量的大幅提高。
高产量的水稻品种只有在大量施肥的情况下才能取得高产出。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民已经在最大程度上使用了传统肥料。想要提高施肥率，就必须用工业化方式来生产硝酸盐肥料。20世纪60年代，提高肥料产量的努力并未取得太大的成功。于是1973年至1974年，政府从外国供应商那里购买了十三家氨生产厂。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这些工厂正式投入运营，它们生产的肥料使得农业产量迅速提高。现在我们无从得知，究竟是改革促成了1978年至1984年间农业产量的迅速增长，还是说哪怕没有改革，产量也会提高。
中国农业生产中的技术变化与日本的类似，这也反映出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