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全球经济史 [18]
就在工业发展取得进步的同时，日本开始全面执行标准发展模式。1894年和1911年，日本重新取得本国关税的自主权，它立即提高税率以保护本国工业。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银行体系完全成熟，足以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此外，日本保留了针对性的工业政策。事实证明，各种政策工具的综合使用对于促进重工业的发展非常有效。
1905年，日本迈出了第一步，出于战略目的，它建立了八幡钢铁厂。钢铁厂归属国有，在最终赢利之前一直接受政府补贴。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日本经济起到了推动作用，因为当时欧洲的进口渠道被阻断。战后，日本军方与私营企业进行联合研究，通过政府采购促进了一些重点工业（比如汽车、卡车和飞机）的发展。大型企业以及为它们提供资金的银行都归属于几家控股财团。这些财团协调生产，并且将资金投入工业发展。
财团意图通过增加储蓄率和投资金额来解决日本的资金短缺难题，同时下属企业的管理层也采取适合日本国情的技术来应对生产要素的价格难题。美国企业在高工资的环境中运营，因而建立了高度机械化的装配线生产体系，以求节约劳动力。日本企业则正好相反，它们力求节约原材料和资本投入。日本最知名的产品之一是三菱公司生产的零式战斗机。这种飞机在4，000米高空的最高时速达到500公里，但三菱公司并不是通过增大发动机马力而是通过减轻重量来做到这一点的。20世纪30年代，日本企业采取的一种经营策略是“零库存”生产。它们并不是事先生产零部件并储存，因为那样需要资本投入，它们在需要的时候才生产零部件。事实证明，“零库存”生产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策略，如今世界各地，不论当地的资本价格是高是低，都在使用这种经营方式。
不同于沙皇治下的俄国，也不同于同时期的墨西哥，日本并没有把外国投资作为引进西方技术的重要渠道。日本企业建立了自己的研发部门来仿制并改进西方技术，使之适应日本国情。企业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1914年，由于无法从德国进口涡轮发电机，政府给了日立公司一份合约，为水力发电项目生产一台1万马力的涡轮机。之前日立公司生产的最大动力的涡轮机只有100马力，因此在完成新项目的过程中，有许多技术需要学习，日立公司的工程建设能力得到了提升。
在实施标准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日本有得有失。一方面，日本建立起了具备先进工业的都市型社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870年的737美元提高到1940年的2，874美元。考虑到当时经济滞胀让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陷入困境，日本的成就就显得非常突出。另一方面，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每年2%）并不快，只比美国（每年1.5%）略快一些。如果在1950年之后，日本的经济发展依然维持在这样的速度，那么日本要花费327年才能赶上美国。那样的速度显然不够快。
与俄国和墨西哥一样，从劳动力市场的缺陷中也可以看出日本经济发展缓慢。大型企业支付高额工资，但在农业和小规模工业生产中，工资水平很低，因为劳动力需求不高。这些经济部门依然依靠手工操作或简单机械进行生产。在现代经济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如果现代生产过程的某个步骤能够通过小规模的手工生产以最低成本来完成，那么这道工序就会被转包给小企业。
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最新尝试标准模式。就在拉丁美洲南部的一些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同时，标准模式也开始普及。
墨西哥、安第斯山脉地区、巴西和加勒比海地区自从16世纪以来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拉丁美洲南部距离欧洲太远，难以开展贸易。1860年之后，蒸汽船的出现使得一些产品的出口有利可图，比如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小麦以及太平洋沿岸地区的鸟粪（用作肥料）和铜。1877年，肉类也加入了出口产品的行列，当时第一艘配有冷库的船只“冷藏号”装载冰冻的羊肉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前往法国的鲁昂。出口开始繁荣，这一地区吸引了来自欧洲的移民和投资。到1900年，拉丁美洲南部地区已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继墨西哥之后，阿根廷也开始发展制造业。
一方面，许多拉美国家面积太小，难以发展工业，因此它们继续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制成品——这些国家依然很穷。另一方面，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在19世纪晚期开始采用标准发展模式，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这种做法被称为“进口替代型工业化”。首先，截至1913年，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智利已经铺设了9万公里铁路。其次，关税保护了纺织和钢铁等产业。第三，部分国家在采取俄国模式之后，从国外募集资本。第四，教育没能普及，这是重大不足。阿根廷是个例外，早在1884年就开始施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因此到1900年时，阿根廷是拉丁美洲具备读写能力的人口比率最高的国家（其次是智利），超过一半的成年人具备读写能力。与之相比，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巴西只有1/4的成年人具备读写能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关税的保护下，制造业开始加速发展。当时拉丁美洲的农产品只能以低价出口，这成为政府发展工业的原因之一。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在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的领导下，将上述看法变成了正式声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1950年）提出，和进口的制造品价格相比，拉丁美洲出口的初级产品价格正在下跌，因此建议政府出面推动工业发展，以改变这一趋势。这就是所谓的“依赖理论”，在政治上这一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虽然它的观点值得商榷。不妨来看本书所举的例子。棕榈油和可可的历史发展符合依赖理论，因为自从19世纪中期以来，它们相对于棉布的价格是下跌的（参见图17和图18）。然而，19世纪在印度，原棉相对于布料的价格是上升的，这导致了去工业化（参见图12和图13）。
在依赖理论的影响下，拉美各国普遍接受了标准发展模式。教育普及最终得以实现。各国建立发展银行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同时外国投资成为重要手段，一方面为工业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引入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各国还采取关税及政府控制的手段来促进各种现代产业的发展。制造业产量猛增，同时城市化发展迅速。从1950年到1980年，人均收入翻了一倍多。然而，外债也随之增长，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由于利率提高，一些国家已经付不起利息。1982年，由于墨西哥无力还债，西方银行收回了贷款，拉丁美洲就此陷入衰退。标准模式到达了极限。
关税政策引导下的工业化没能取得成功，这也反映出了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技术的演变。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之间的工资差距进一步拉大，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新的资本高度密集型技术相比19世纪50年代的传统技术更加不适合贫困国家。此外，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20世纪中期的新技术不仅要求很高的资本/劳动力比率，同时也需要足够大的工厂规模。贫困国家的市场规模很小，难以满足这些条件。
汽车产业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大多数拉美国家努力发展汽车生产，但它们的市场规模太小，无法实现有效经营。在20世纪60年代，车辆装配厂的最小有效规模必须达到年产20万辆。发动机和传输装置的最小有效规模接近年产100万台，而板料冲压设备在使用年限之内可以生产400万个部件。只有七家公司（通用、福特、克莱斯勒、雷诺、大众、菲亚特和丰田）年产超过100万辆，并且能够在发动机、传输装置和装配等环节都达到最低有效规模。（冲压环节要想达到有效运作，每隔几年就必须更换车身设计。）规模较小的公司要负担更高的成本。
拉丁美洲的汽车市场规模更小。20世纪50年代，阿根廷每年售出的新车数量约为5万辆。1959年颁布的《车辆法令》要求售出的车辆零部件国产化率必须达到90%。从那时起一直到1965年，每年汽车产量的增幅为24%。1965年的汽车产量为19.5万辆，汽车产业占到经济总量的10%。就产量增长幅度而言，“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整个工业规模实在太小，无法实现大规模的有效生产。更为糟糕的是，原本就不大的市场被十三家公司瓜分，其中最大的公司年产量不过5.7万辆。结果就是，在阿根廷生产一辆汽车的成本是美国的2.5倍。以这样的工业结构，阿根廷在国际市场上永远无法与强国竞争，这一部门的落后状况拖累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由于钢铁、石油化工和其他工业部门有着类似的情况，“进口替代型工业化”造成了劳动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因而也影响了生活水平。
20世纪的情况与19世纪的形成了鲜明反差。在19世纪，规模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在1850年左右，一家典型的棉纺织厂拥有2，000个纺锤，每年可以加工50吨纱线。美国每年大约消费10万吨纱线，因此可以容纳2，000家达到最小有效规模的纺织厂。其他的现代工业部门同样如此：一台高炉每年产量为0.5万吨，而美国的总消费量大约为80万吨，或者说，是最小有效规模的160倍。一家铁轨生产厂每年产量为1.5万吨，而美国每年铺设的总量为40万吨（只多出27倍！）。19世纪，美国和欧洲的高额关税提高了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但这些地区并没有效率低下的工业结构，因而不会给国民经济带来负担。标准模式在北美行之有效，在南美却行不通，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标准模式的终结
在沙皇时代的俄国、日本和拉丁美洲，标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增长速度还不足以使它们赶上西方列强。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大约2%的速度增长，贫困国家至少要达到同样的增长速度才能不被拉开差距，如果要想在短期内赶上发达国家，就必须取得更快的发展速度。在采用标准模式的情况下，沙皇时代的俄国、日本和拉丁美洲无法做到这一点。结果就是，劳动力需求的缓慢增长跟不上人口的增长。这样一来，沙皇时代的俄国、日本和拉丁美洲出现了明显的贫富不均现象，同时政治格局也不稳定，这影响了它们的经济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有许多人群——农业和小型工业中的劳动者，还有女性——都没能享受到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