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全球经济史 [16]
生产效率低下的另一个原因是缺少互补企业的支持。在富裕国家，工业生产在都市网络中进行，各种类型的企业通过提供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来相互支持。这些“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提高了生产率，公司得以在保持自身竞争优势的同时，支付较高的工资。非洲则是陷入了恶性循环——企业网络永远都无法建立，因为所有企业都发现，在缺少支持的情况下，在当地开展业务将无利可图！19世纪，非洲曾有机会建立类似的网络。当时非洲有零星散布的钢铁厂，卡诺地区有纺织业，还有其他类似企业，但殖民主义支持下的全球化进程扼杀了这些萌芽。
最后一种经济解释与技术有关，它将农业机械化的相关分析应用到工业领域：非洲的工资水平太低，因此采用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工业技术将无利可图。非洲陷入了另一种困境：机械化的工业发展是提高工资水平的办法，但现有的低工资却让机械化变得无利可图！
不过，多数人接受的一种解释认为，是制度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造成了非洲的贫困：“坏制度”的其中一个方面是肆虐的战乱。毫无疑问，战争对于企业来说非常糟糕。贫困本身就是战乱的原因之一，因为贫困导致招募军队的成本非常低廉。低工资导致战乱，后者反过来又限制了经济发展，从而导致低工资——这是另一个版本的贫穷困境。此外，有多次知名战乱都与非正式的殖民统治有关。比利时控制卢旺达的手段就是刻意将图西族与胡图族之间的差异夸大为虚构的种族分化。图西族被认为是外来的闯入者，他们在种族上更为优越，因为他们是圣经人物含的后代。胡图族则被认为是当地土著，在种族上低人一等。殖民政府将教育资源和各种机会都给了图西族，使得后者能够统治胡图族。然而，在1959年爆发的革命中，占人口多数的胡图族最终控制了整个国家。1990年，当图西族的军队入侵该国，并且击败了以胡图族为主的卢旺达军队后，图西族威胁要夺回胡图族自1959年以来所获取的利益，这也为后来的种族屠杀埋下了隐患。
“坏制度”的另一个方面是腐败和许多国家表现出的非民主特色。这些缺陷也是殖民时期的政府架构遗留的影响。新近独立的非洲各国继承了原来的宪法体系，其中既包含了种族分化的内容，也保留了非正式统治所采取的部落架构及行政架构。非洲各国在消除种族主义方面成效显著，但在消除部落制方面却颇为不顺。大多数国家对于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有着不同的管理体系。用于城市的是现代化的法律体系，而农村地区则被划分成不同的“部落”区域。这些区域创建于殖民时期，现在依然由酋长来管理，管理的依据是殖民时期的习俗，包括土地集体所有制。于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殖民统治依然在延续，但这一事实被国家采取的统一的法律体系所遮掩，这一法律体系将现代司法与传统习俗杂乱拼凑在同一个法律文本里。因此，非洲的大部分农村地区都由一批未经选举产生的腐败的统治者来治理，这些统治者可以强行榨取当地人的收入或者要求后者免费提供劳役，同时他们还向本国政府要求收取租金。
对农民阶层进行控制也是出于经济目的。20世纪60年代的意识形态将经济发展看作是牺牲农村地区以换取城市经济增长的过程。殖民国过去曾利用间接统治的形式来管理乡村地区，为殖民统治服务。殖民者扶持酋长，就是想利用他们对于集体土地的“传统”所有权，促进经济的发展。他们还威胁要赶走农民，以迫使农民接受农业革新。同时，农村地区居民被迫参与了基础设施和种植园的建设。此外，政府直接胁迫农民。尤其是，农民被迫将作物卖给国有的市场营销机构，由此政府可以将食物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城市工人，并且出口的农产品可以征收高税率，办法就是低价收购农民手中的产品，然后再以高价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之前我们看到的可可的例子就是这样。这些做法对于工业发展没有多大作用，却压制了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助长了腐败风气和极权主义。
信奉极端主义的国家走上了一条看似不同的道路，但结局却颇为相似。这些国家在废除种族主义的同时，也废除了部落制。用莫桑比克首任总统萨莫拉·马谢尔的话来说：“国家要想存活，部落就必须消亡。”这些国家建立一党专政，意图压制分歧，保护发展。然而，彻底清除殖民主义没那么容易。原先的部落领袖变成了执政党的骨干，继续保有权势。以发展的名义，改革后的政府采取了殖民时期的经济发展计划——在这些地方重新出现了强迫劳动。非洲不可能轻易摆脱它的历史。
第八章 标准模式与后发工业化
到1850年时，欧洲和北美已经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贫困国家如何追赶成了新的问题。殖民地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帝国势力限制了它们的发展。不过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可以采用标准模式（建设铁路、统一关税、建立银行和发展教育），这一模式在北美和西欧地区都取得了成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策略已不再像之前那样有效了。
俄国
长期以来，俄国一直是欧洲最落后的地区。彼得一世（1672年—1725年）试图将俄国改造成现代化的西方强国。他建造了新的港口圣彼得堡，并且建立了多家以军工生产为主的工厂。然而，俄国并未因此赶上西方。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1856年）中，俄国被英国和法国击败，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俄国的落后状况。现代化成为迫切的目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因此废除了农奴制。改革派希望这一举措能够产生自由劳动力和私有财产，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但事实上，农奴解放并没有迅速带来转变。
在解放农奴之后，俄国政府采取了经过微调的标准发展模式。首先，俄国政府通过规模庞大的铁路建设项目来创建全国性市场。到1913年，已经开通的铁路里程达到7.1万公里，将俄国与全球经济联系在了一起。
[1903年，]当俄国农民在尼古拉耶夫地区销售他们的谷物时，他们问道：“根据最新电报，现在美国的谷物是什么价格？”更让人吃惊的是，他们知道如何将价格从美分/蒲式耳转换成戈比/普特。
其次，俄国政府通过关税来建立本国工业。到1910年，俄国的生铁冶炼能力达到400万吨/年，虽然没有赶上由美国、德国和英国组成的第一集团，但在第二集团中已经处于领先位置。俄国还建立起了重要的工程业。此外，俄国还对纺织品征收高关税，对原棉征收低关税，以此来促进轻工业的发展。结果，在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地区，棉花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在20世纪初期，俄国纺织厂的棉花加工量几乎与德国的相等。第三，经济政策上的最大变革在于金融业。俄国的私有银行过于弱小，无法起到同类银行在比利时或德国所起到的作用。因此，俄国转而依赖外国资本。他们通过在国外出售证券来募集铁路建设资金，外国直接投资成为将先进科技引入俄国的主要手段。然而，这些工厂都是按照西欧标准建造的，并没有根据俄国自身的经济状况加以调整。结果就是，当地的生产成本高于西欧的。第四，从19世纪60年代起，教育范围不断扩大。到一战时，将近一半的成年人具备读写能力。体力劳动者中，具备读写能力的人收入高于不具备读写能力的人，因此对许多人来说，学校教育具有吸引力。
标准模式（调整后的）将俄国重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885年的2%提高到1913年的8%，但农业依然是规模最大的产业（比重从59%下降到51%）。在这一时期，随着国际市场上小麦价格的提升，俄国的农业产量翻了一番，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绝大部分源自农业生产。沙皇治下的经济增长主要源自农业繁荣，加上关税保护所带来的若干工业化发展。一战之后，随着国际市场上小麦价格暴跌，这部分增长很可能就此消失。俄国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来赶超西方。
有一项指标能说明标准模式在俄国产生的影响很有限，那就是劳动力市场。虽然国内生产总值出现增长，但劳动力需求并没有产生足够的增长，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因此工资停留在最低生活水平。经济增长所产生的额外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利润被产业所有者占有，另一部分作为地租被土地所有者占有。这些因素最终引发了社会冲突。不平等的发展模式导致了反抗，先是1905年的起义，随后是1917年更大规模的革命。标准模式没能改变俄国，反而导致了自身的消亡。
日本
日本是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因为它是第一个赶上西方世界的亚洲国家。日本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德川时期（1603年—1868年），当时日本处于德川幕府的统治之下；明治时期（1868年—1905年），此时权力回到明治天皇手中，日本开始推行经济现代化；帝国主义时期（1905年—1940年），日本建立起重工业；最后，高速发展时期（1950年—1990年），日本赶上西方强国。
日本取得成功的源头在德川时期，虽然当时有许多制度不利于经济发展。整个社会分为几个阶层：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整个国家分成几百个领地，由被称为“大名”的地方诸侯治理。这些领地可能被国家没收，因此在社会最高层面上，私有产权得不到保障——就像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政府对于国际贸易和联系施加了严格限制。只有来自中国、朝鲜和荷兰的船只被允许进入日本，并且荷兰人被限于在长崎的一小块殖民地范围内活动。
德川时期的日本在科技方面取得了进步，但进步的特点与英国的正好相反。由于东亚地区工资较低，日本人发明了新的技术，这些技术可以雇用更多的劳动力，从而提高土地、资本和材料的生产效率。比如，劳动力被用于建设水利工程，以提高作物的产量。稻米的新品种（比如杂草稻）开始种植，同时对水源的掌控使得农民可以种植第二种作物，比如小麦、棉花、甘蔗、草莓或油菜籽。随着犁具和役畜替代了原始的锄头，农民在每公顷土地上花费的劳动时间更长，投入的资本更少。
产品制造过程的生产效率也有所提高。各个领地都努力发展工业，支持研究，意图提高生产效率，因为更高的产量就意味着更多的税收。以丝绸为例，早期曾有人尝试参照英国人的模式来使用机械（比如，受钟表和自动机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