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全球经济史 [15]
在非洲殖民地所施行的政策和后来在印度及其他地区所施行的政策一样，对于当地经济造成了严重伤害。在19世纪的标准发展模式中，殖民地政府只采取了一项措施，那就是改善交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开通了3.5万公里的铁路。修路资金来自私人投资（往往由政府出面担保），修路的目的在于将非洲内陆地区与沿海港口联结起来，以方便初级产品的出口。殖民政府并没有用关税收入来发展制造业，而是将关税保持在低水平，只求获得收益。因此，殖民地经济完全融入了世界市场。随着海上运输费用和横跨非洲大陆的陆地运输费用的下降，欧洲制造品在非洲的价格下降，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对此，当地经济做出了调整。棕榈油和花生等初级产品的产量和出口量迅速上涨，而卡诺地区的棉纺织业产量下降。全球化意味着非洲沦为初级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地。
殖民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教育非洲人。这一任务交给了基督教传教士、穆斯林学校和其他独立运作的项目。他们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克罗博人的进步尤为明显，他们的商业行为促使他们掌握了读写能力，并且他们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教育费用。但直到非洲殖民地获得独立时，当地人的整体读写能力还停留在非常低的水平。殖民政府同样没有创办银行来支持投资。一些殖民地采取措施，激励外国投资，但非洲人为此付出了代价，因为外国投资者得到了当地资源的所有权。在这方面，不同殖民地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
首先来看西非的英国殖民地。这里是间接统治政策的诞生地，同时也是这一政策的实施典范。这里的大部分地区由酋长治理，并且对欧洲人获取土地加以限制。比如1907年，威廉·利弗想在尼日利亚得到大片土地用于种植油棕，但遭到了拒绝。
德国、比利时和法国在西非殖民地所采取的土地政策和劳动政策对于当地人来说就没那么有利了。殖民政府征用土地，交给欧洲投资者来建造种植园或开采矿石。比如，比利时人就允许联合利华公司在刚果建立油棕种植园。非洲人被迫到种植园劳动或建造铁路。
和位于西非的英国殖民地正好相反的是欧洲移民建立起来的殖民地。南非是一个最极端的例子，但津巴布韦和肯尼亚高地也有类似的强行征用土地的情况。
当英国人于1806年占领开普敦时，当地有大约2.5万名荷兰人、德国人和法国新教徒。到1850年时，欧洲移民增加到10万人。随着当地陆续发现钻石矿（1866年）和金矿（1886年），移民人口迅速增加，到1900年时已超过了100万。与之相比，从1800年到1900年，非洲土著人口仅仅从150万增加到350万。自1835年，布尔人从开普殖民地出发进入德兰士瓦，从当地土著人手中夺取了大量土地。这些布尔人建立起奥兰治自由邦和南非共和国。1899年至1902年，布尔人与英国人之间爆发了战争，布尔人战败后，他们的地盘都被并入南非。在夺取土地所有权方面，英国人丝毫不逊于布尔人。1913年颁布的《土著人土地法案》是这场土地掠夺运动的高潮，根据这项法案，非洲土著人在保留居住地以外的任何地方购买或租赁土地都属于非法行为。然而，尽管土著人占到总人口的2/3，他们的保留居住地只占到南非领土面积的7%。
移民建立的其他殖民地情况类似，但没有那么极端。比如，在津巴布韦，当第一次土地改革于2000年开始时，4，500名白人农场主拥有1，120万公顷最好的土地，而100万黑人家庭则居住在1，640万公顷相对较差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法作为一种法律体系，保护了特权者的利益，而不是鼓励所有人通过互惠交易来促进各自的利益。
迫使土著人与土地分离的政策既是为了获取他们的土地，同时也是为了将他们用作劳动力。19世纪60年代，牧师J.E.卡萨利注意到，掠夺土地的目的在于：
迫使土著人……在极其狭小的范围内生活，他们不可能靠着农产品和牲畜来生存。于是，他们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力，为农场主干活，充当仆人和劳工。
用于控制劳动力的种族隔离制度进一步巩固了这一目的，这一制度对待黑人的态度就好像他们虽然居住在保留地里，但整体上只不过是这个国家的外来劳工。
从历史视角看当代贫困
19世纪早期，西非开始了一段和北美殖民地颇为相似的发展旅程——当地经济以外贸为导向，在全球市场高价的激励下，非洲人大肆砍伐雨林，由此获得的收入被继续投入商业活动。不过，这一切没能启动现代经济增长。原因何在？
这一现象既有直接原因，也有潜在根源。直接原因体现在图17和图18中。这两幅图显示，自20世纪初期以来，棕榈油和可可的真实价格一路下跌，在30年代和二战期间降到低谷。棕榈油（相对于布料）的价格从未回复到一战前的水平，如今的价格更是比30年代的价格更低。生产可可的国家情况略好一些——但可可种植者的日子并不好过。二战之后，世界市场的可可价格疯狂上涨，最高价位远超19世纪90年代的水平。但在一些主要出口国（比如加纳），从收入增长中获益的是国家，而不是农户，因为可可种植者被迫将他们的产品卖给一家国有的市场营销机构，由后者在国际市场统一出售。表面上，营销机构以稳定的价格向种植者收购可可，从而保护后者免受价格波动的危害；实际上，这些营销机构像苏联的政府采购部门那样，获取了国际销售所带来的大量收益。由于将国内收购控制在低价位，这些市场营销机构压制了农户扩大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导致农民无法摆脱贫困。
图19 棕榈油每天带来的收入
价格变化直接影响到农户的真实收入变化。图19显示了一户雅科人家庭在同时生产棕榈油和果仁的情况下，每天得到的真实收入。前提是，他们的生产效率没有发生变化——当时的确如此。源自棕榈油的收入变化曲线和价格变化曲线保持一致。自1980年以来，棕榈生产者的真实收入没有提高，还是和20世纪30年代一样处于低水平。可可生产者经历了类似的长周期的价格回落，但他们错过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收入增长，因为那些市场营销机构并没有将世界市场高价位所带来的收益分给可可种植者（参见图20）。
如今，可可生产者每天获得的收入就购买力而言，相当于1913年的10便士。这是当时加纳阿克拉地区一名体力劳动者所能挣到的工钱。棕榈油生产者的收入只有5便士。非洲所有的出口农产品都面临同样的困境。由于约60%的非洲人从事农业劳动，因此农业收入决定了整个经济体的收入。非洲人之所以贫困，就是因为非洲大陆的农业生产所带来的收入只能维持一战时期的生活水平。
图20 可可每天带来的收入
两个原因决定了非洲农业无法获得更多的收入。首先，出口农产品的价格下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三点。第一，出现了更为廉价的替代产品。19世纪下半叶石油产业的出现带来了新的润滑剂。相比棕榈油而言，这种新产品效果更好，价格更低。另一种石油衍生品煤油则将棕榈油衍生品硬脂精从蜡烛生产过程中淘汰出去。当然，蜡烛本身也被煤油灯以及之后出现的电灯所替代。第二，亚洲农产品生产者加入竞争。20世纪初期，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的大型种植园就已经开始种植油棕。相比西非地区，这些种植园更适合油棕的生长。自二战以来，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出口产品主导了国际市场，从而压制了非洲出口产品的价格。第三，非洲地区的生产规模扩张。对于可可价格而言，这一因素尤为重要，因为大部分可可依然产自非洲，并且在巧克力生产过程中，没有合适的替代品来取代可可。可可的种植区域向西拓展，横穿加纳，一直到科特迪瓦境内。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来自西非的贫困地区。产量提高了，价格却下跌了。就此而言，非洲的贫困是一种恶性循环，因为低工资导致出口产品价格低廉，反过来低价格又进一步压低了工资。
其次，可可和棕榈油无法带来更高的收入，因为这两种产品生产率较低，没有取得技术进步。原因与生物研究有关。德国人和比利时人对油棕进行了基础研究，意想不到的是，研究结果损害了非洲地区的利益，反倒是东南亚地区从中获利。和其他大陆相比，几乎没有研究致力于改进非洲的作物。
机械化是生产效率提高的另一个原因。在生产棕榈油的过程中，大多数劳动力都被用于加工刚摘下来的果实。传统方法包括堆积、发酵、煮熟、捣烂、踩碎、浸泡、撇去杂质和压榨。捣烂果实用的是棍子，踩碎靠的是双脚，诸如此类。种植园内的果实加工已经机械化，但村庄里的技术进步却很缓慢。用于压榨果实和出油的简单机械大幅减少了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但同时也要求投入更多资本。这些机械在西非地区的小村庄里无利可图，因为当地的工资水平非常低。在第四章里我们讨论过技术陷阱，这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当地的低工资意味着采用机械技术无利可图，因为这种技术只有在提高工资的情况下才会被采用。无论如何，没有必要将劳动力从棕榈油加工业中解放出来，因为当地的非农业人口已经超过了农业之外的工作的数量。
劳动力市场的这种不均衡状况反映了过去五十年的发展。首先是人口增长。自1950年起，人口增长了5倍。由于非洲方面能提供的数据有限，我们不可能得出确切的解释，但其他热带地区的经验表明，造成人口猛增的直接原因是死亡率的下降，尤其是婴儿和老人的死亡率。这很可能得益于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现代医学的普及。
其次，非洲在这一时期没能实现工业化。对此的解释既有经济因素，也涉及更为宽泛的制度因素。就非洲地理与历史而言，这些解释都说得通。
关于非洲缺乏工业有三种经济解释。第一种是比较优势论。由于小麦生产是土地密集型产业，并且美国地广人稀，因此北美向欧洲出口小麦。非洲的人口密度甚至比美国的还低，因此它的比较优势在于生产那些大量使用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产品，也就是它所出口的农产品。在美国，与丰富的土地资源相对应的是高工资。19世纪时，如果没有关税保护，美国的制造业相比进口产品毫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