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全球经济史 [11]
参照北美模式来看，墨西哥经济算不上物产经济。1800年，出口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墨西哥经济的绝大部分与出口无关。因此，墨西哥的收入分配法则不同于英属殖民地的。在北美地区，出口机遇促使欧洲的劳动力和资本来到殖民地，要想取得收益，他们必须回到英格兰，在那里殖民地要尽力吸引更多殖民者和更多投资。在墨西哥，工资水平由内部因素决定，包括强迫土著人劳动，均衡土地与劳动力，以及提高经济体的运行效率。在1650年之前的人口锐减时期，前两个因素最为重要，而在随后的人口增长时期，第三个因素起到了决定性影响。
在1650年之前，墨西哥经济呈现出一种前工业化经济体的共有模式：人口与工资构成反比。当西班牙人于16世纪20年代来到这里时，当地人口众多，工资水平较低（参见图16）。事实上，征服者将工资压得更低，超过了人口数量所能产生的影响。随着土著人口的锐减，真实工资开始上升（虽然西班牙人试图强迫土著人劳动），并在17世纪中期达到收入与最低生活开支大致相当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一名全职劳动者可以养活全家，让家人都过上最低水平的生活。
在1650年之后，墨西哥人口开始增长，从原先的100万至150万上升到1800年的600万。就在同一时期——这一点极为关键——人口与工资之间不再呈反比关系：虽然人口一直增长，但工资上升到最低生活开支的两倍。只有在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劳动力供应与工资同时增长的局面。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反映出整个经济体各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业的改变源自欧洲作物和动物（小麦、绵羊、牛）与当地作物（玉米、豆类、西葫芦、西红柿、辣椒）的结合。依靠来自欧洲的耐干旱动物（马和骡子），交通运输取得了巨大进步。制造业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新产品（羊毛布料）的生产，二是特定区域内生产的集中，这些区域有助于劳动分工。正是这些特征使得英国工业在生产效率方面超过美国，同时也阻碍了殖民地的制造业发展。当然，拉丁美洲经济的扩展在西班牙的统治下进行，并说明了西班牙的政策无论多么不自由，并没有对经济扩张产生根本性的负面影响。
虽然墨西哥经济在殖民时期开始成长，但墨西哥社会具有明显的不平等结构。法律将该国居民划分为五个种族类别，这一分类方式与经济差异吻合。一份研究显示，西班牙上层阶级（占总人口的10%）占有总收入的61%，而土著农民（占总人口的60%）只拿到了17%。相比北美的新英格兰地区和大西洋沿岸中部的殖民地，墨西哥的不平等状况严重得多，可能与加勒比海地区和美国南部种植园地区的情况类似，不过确切的数据现在还无法获得。当地独立后，严重的不平等状况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独立：美国
1776年，美国脱离英国统治，宣布独立，并建立起自己的行政体系。1787年，美国宪法生效。在内战之前（1790年—1860年），美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加了8倍，人均收入翻了一番。
我们可以把美国战前的经济状况视为物产理论的另一个案例。
烟草、稻米和靛蓝不再是出口的主要产品，它们让位于最重要的物产，那就是棉布。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英国对于棉纤维的需求急剧上升。佐治亚地区种植了棉花，但并没有以此作为主要赢利手段，直到伊莱·惠特尼于1793年发明了轧棉机，才改变了这一局面。随后棉花种植遍及美国南部。由于棉花都是在使用黑奴的大型种植园内培育，因此黑奴进口大幅增长，直到国会于1808年禁止了奴隶贸易。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奴隶人口的增长依靠自然繁衍，棉纺织业迅速扩张，这为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提供了经济激励。19世纪50年代，种植棉花的利润极其可观，如果不是因为内战（1861年—1865年），奴隶制也不会走到尽头。
物产理论认为，棉花出口带动了整个美国经济。根据这一看法，中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的扩张是为了给种植园提供食物——这一结论颇有争议。棉花对于东北部地区的工业化也有着促进作用，因为南部的种植园和西部的农场为工业产品提供了市场。
美国的工业化也有赖于四项积极政策，这些政策构成了19世纪经济发展的“标准模式”。第一项政策是大众教育。殖民时期就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到了19世纪，教育进一步发展，并且受到经济激励的影响。另外三项政策最早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制造业报告》（1792年）中提出，分别是：（1）改善交通，扩大市场；（2）建立国家银行来稳定货币，确保贷款供应；（3）建立关税，保护当地工业。如果没有关税保护，南部和西部地区购买的制造品就不可能引导美国走向工业革命，因为英国可以满足相关需求，就像之前在殖民时期那样。
美国参议员亨利·克莱将汉密尔顿的提议称为“美国体系”，但自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推广这一模式之后，许多国家都采用了这一体系。宪法本身就是实施这一策略要走的第一步，因为宪法废除了地方关税，从而为全国性市场打下了法律基础。其余的发展步骤包括：（1）1811年至1818年，建设坎伯兰大道，将波托马克河与俄亥俄河连接起来；（2）1817年至1825年，开挖伊利运河，将哈德孙河与伊利湖连接起来；（3）1791年和1816年，分别成立合众国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4）自1816年起，废除一系列内部关税。
在1816年之前，美国关税不高，但拿破仑战争将美国航运作为打击对象，于是美国采取了保护性措施，宣布贸易禁令，并于1812年对英国宣战。在这些壁垒背后，美国的制造业开始扩张。拿破仑于1815年战败后，美国于1816年颁布新的关税措施来保护本国制造业，对于大多数进口商品征收20%的关税，纺织品关税更是高达25%。1824年和1828年，税率进一步提高，但是高关税引发了争议，因此1846年，美国又再度降低关税。
随着北方利益集团掌控了国家领导权，保护主义成为美国的主导政策。内战增加了美国对于联邦收入的需求，于是它再度调高关税，并于1861年颁布《莫里尔关税法》。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税率一再提高，最终在1930年颁布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中达到顶点。英国则走上相反的道路，它于1846年撤销了谷物法，又在三年后撤销了航海法案，由此开始了自由贸易之路，直到1932年才重新施行关税。其他国家大多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应对大萧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才着手去除保护，因为它发现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比保护本国市场更为有利。
在关税壁垒的保护下，美国的棉纺织业快速增长。19世纪50年代，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业规模，每年消耗的原棉重量达到29万吨，美国排名第二，达到11.1万吨，遥遥领先于排名第三的法国（6.5万吨）。如果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亨利·克莱看到，棉布出口如此有助于经济增长，他们一定会感到欣慰。
不过，这样的结论夸大了物产出口的重要性。首先，虽然棉布（以及后来的小麦）是换取外汇的主要商品，但在1800年至1860年期间，出口产品的价值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至7%。这一比重远低于宾夕法尼亚和南卡罗来纳沿海地区的数据（30%），更不用说牙买加的（41%）。棉布和小麦的出口量还不足以推动战前的经济发展。其次，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比物产理论预测的更为出色。18世纪，宾夕法尼亚的真实工资略高于英格兰的，当时美国殖民地正在发展，吸引大批欧洲移民前来，因此这是预料之中的结果。随着美国赢得独立，而欧洲却陷入战乱，大西洋两岸的劳动力市场不再一体发展，美国的真实工资继续上升，而英国的工资在工业革命期间停滞不前。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真实工资已经是英国的两倍。如果物产理论成立的话，那么美国的真实工资不应该这么高，因为拥入美国的移民将迫使工资降到更低的水平。
国内生产总值和工资水平的提高说明美国已经有能力依靠自身努力来提高生产效率。物产理论的主要问题是，一个经济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到了什么时候，可以不再依赖主要出口产品。很显然，美国在19世纪上半叶完成了这一转变。
对此，普遍接受的一种解释是英国经济史学家哈巴卡克提出的设想，他认为边疆地区充足的荒地催生了高工资——如果人们可以移居西部，从头开始经营一个农场，谁会愿意接受纽约或费城等地的低工资呢？这种情况将引导企业投资于节省劳动力的技术，从而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最终把工资提高到新的水平。我们在第四章已经讨论过，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美国、英国和荷兰是少数几个持续追求高生产率和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国家。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棉纺织业中这些因素都在产生影响。纺织业的成功需要人手，但人手并不够。棉纺织业的成功离不开能大量节省劳动力的技术突破。从18世纪70年代起，劳动力的高成本迫使美国企业尝试机械生产，但要想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工人和管理层都需要精通这项技术。1793年，塞缪尔·斯莱特建造并负责管理第一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加工厂。下一个突破由波士顿制造公司完成，他们于1813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建造了一家将纺纱和机械织布融为一体的加工厂。工厂的创始人弗朗西斯·卡波特·洛厄尔曾到访英国并见到机械织布机，回到美国后他凭借记忆画出了机器草图，并创办了这家企业。生产模式由洛厄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