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全球化面面观 [8]
另一方面，这一妥协让步未必是说，面对全球力量的运作，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了无能为力的旁观者。政府仍然可以采取措施，从而使它们的经济或多或少地吸引全球投资者。另外，民族国家仍然控制着教育、基础设施以及最为重要的人口流动。确实，人们经常援引说，全球一体化这一总趋势最为显著的例外就是控制移民以及登记和监管人口。虽然世界上只有2%的人口生活在他们的出生国之外，控制移民却已经成为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核心事务。许多政府企图限制人口流动，特别是那些来自南半球穷国的人口。即使是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年均六十万左右的移民也只不过是20世纪头20年记录数的一半而已。
最后，作为对“9·11”恐怖袭击的回应，全世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国家安全措施，由此反映出的政治动因与鼓吹全球化者所预言的无国界世界正好相反。一些民权运动者甚至担心，全世界爱国主义的卷土重来或许会使国家重新限制运动和集会。而与此同时，全球恐怖主义网络的活动已经暴露出了以现代民族国家制度为基础的传统国家安全结构的不足，从而迫使各国政府致力于新形式的国际合作。
全球化世界中的民族国家。
资料来源：简·阿特·肖尔特，《世界政治的全球化》，选自约翰·贝里斯和史蒂夫·史密斯编写的《世界政治的全球化》，第2版（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那么总的来说，我们应该拒绝过早地宣布民族国家即将终结，同时也要承认民族国家已经越来越难以履行它的一些传统功能。当代全球化已削弱了国内和国外政策之间的一些传统界限，同时促进了跨国界的社会空间和机构的成长，这自然又动摇了传统的政治格局。21世纪伊始，世界正处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与后现代全球管理形式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
政治全球化和全球管理
政治全球化最显著地体现在了跨国机构和联盟的兴起之上，这些机构和联盟由共同的规范和利益连在一起。在这一全球管理的早期阶段，这些组织仿佛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力量中心（如省市政府、地区集团、国际组织，以及国内和国际的民间私营联盟）构成的网络。
在省市层次上，在各个地方当局之间，提出政策和跨国界接触的数量有了显著增长，例如，在中国的省份和美国的联邦州之间已经建立了永久性的联络团体和联络点，其中的一些能够相对独立地运作，很少受到各自国家政府的监督。为获得贷款，加拿大、印度和巴西的各省份和联邦州也开始发展它们自己的贸易日程和金融战略了。城市国际合作的一个例子是像世界大都市联盟这样的强大城市网络的兴起，它们开发合作性的投机事业，从而处理共同的跨越国界的地方性问题：像东京、伦敦、纽约和新加坡这样的“世界性城市”彼此之间联系密切，就密切程度而言，往往超过它们与各自国内许多城市的联系。
在地区层次上，多边组织和协定大量产生。全世界地区性协会与机构的涌现使得一些观察家认为，它们最终会取代民族国家成为基本的管理单位。最初，这些地区性集团是因整合地区经济而出现的，有时它们已经发展成为松散的政治联盟，拥有共同的管理机构。例如，1950年创建的欧洲共同体源于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一个不起眼的计划，它旨在建立一个负责管理法国和德国煤炭和钢铁生产的跨国机构；半个世纪之后，15个成员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政治机构的紧密的共同体，它制定共同的公共政策，设计休戚与共的安全计划。1991年前苏联解体之后，东欧的许多国家已经正式申请加入欧盟。
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政府已经组成了许多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些组织完全合法的成员资格只向国家开放，它的决策权来自各国政府的代表。这些世界团体的激增表明，民族国家已经越来越难以管理不断蔓延且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了。
最后，新兴的全球管理结构也受到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影响，这个领域主要由世界范围内成千上万自发的非政府组织组成。像大赦国际组织以及绿色和平组织这样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着上百万普通民众，他们随时准备挑战民族国家和政府间组织的经济和政治决策。在第八章里，我们会再讨论其中一些组织的反全球主义活动。
发端时期的全球管理：相互联系的权力中心网络。
资料来源：改编自彼得·威利茨的《全球政治中的跨国因子与国际组织》，摘自贝里斯和史密斯合编的《世界政治的全球化》，第379页。
一些全球化研究者相信，政治全球化可能会促进民主的跨国社会力量的出现，它根植于蓬勃发展的全球公民社会。这些乐观的声音预言民主权利将最终摆离与泾渭分明的领土单位的狭隘关系，它们期待着出现一种民主的全球管理结构，这种结构基于西方的世界主义理想、国际法律运作以及各种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间不断扩展的联系网之上。如果这样一个诱人的远景方案果真能够实现，那么世界主义民主的出现可能会是政治全球化的最终结果，它会成为在相互容忍和彼此负责的结构中多元身份活跃的基础。根据这一观点的主要阐述者之一戴维·赫尔德的看法，未来的世界主义民主包含下列政治特征：
1.一个与各地区、国家和地方相联系的全球议会；
2.一个有关权利和责任的新宪章，它关注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的各个方面；
3.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正式分离；
4.一个相互联系的全球法律体系，它具有从地方到全球的强制执行机制。
一批并不那么乐观的评论者质疑政治全球化正在走向世界主义民主这一看法。大多数批评可以归结为：政治全球化沉湎于一种幻想的、抽象化的理想主义之中，没有考虑当前公共政策层面的政治发展。怀疑论者还认为，世界主义的提倡者没有充分仔细地考虑全球民主在文化上的可行性——换句话说，世界范围内文化、经济和政治互动的加强会引起对立和反抗，这似乎与那个彼此融合、宽容差异的温和而美好的幻想同样真实。要继续探究全球化的这一文化向度，就让我们进入下一章吧。
第五章 全球化的文化向度
即使写一本十分简略的介绍全球化的入门书，如果不去审视它的文化向度，也会给人留下遗憾和不足。文化全球化是指全球范围内文化活动的加强与扩展。显然，“文化”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人们经常用它来描述所有的人类经验。为了避免下文出现概括过度的问题，就必须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和区别。例如，我们把形容词“经济的”与商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联系了起来；如果讨论“政治的”方面，我们是指与社会中权力的产生和分配有关的实践活动；如果讨论“文化的”方面，我们关注的是意义的象征性构建、表达和传播。鉴于语言、音乐和图像构成了象征性表达的主要形式，它们在文化领域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过去几十年里，文化互联和依存的网络蓬勃发展，这使得一些评论者认为，文化实践是当代全球化的核心。然而，文化全球化并非始于摇滚乐、可口可乐或足球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如第二章所指出的，文明间的广泛交流比现代性要古老得多。尽管如此，当代文化传播在数量和程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以前的各个时期。在因特网和其他新技术的带动下，相比起以往，我们这个时代主要的意义象征系统，如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各种宗教话语，得到了更加自由和广泛的传播。因为思想和图像能够轻易而快速地从一地传播到另一地，所以它们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体验方式。现在，文化实践经常避开如城镇和国家这样的固定地点，最终在与全球主要主题的互动中获得新的意义。
由于研究文化全球化的学者涉猎的主题图景广阔，提出的问题太多，我们无法在这本简略的入门书里进行充分论述。本章并不想提供一长串相关话题的清单，而只是想重点讨论四个重要主题：新兴的全球文化中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张力，跨国媒体公司在传播大众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语言的全球化，以及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对我们这个星球的生态系统的影响。
全球文化：同一性还是差异性？
全球化让全世界的人们变得更加相似还是更加不同？这是在讨论文化全球化这一主题时经常提到的问题。一群所谓的“鼓吹全球化的悲观的评论家”赞同前者，他们认为，我们并非正在走向一个反映世界现存文化多元性的文化幻想。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断被同质化的大众文化的兴起，支撑它的是以纽约、好莱坞、伦敦和米兰为中心的西方的“文化产业”。这些评论家指出，他们这一解释的证据是，亚马孙河区的印第安人穿着耐克训练鞋，南撒哈拉沙漠的居民购买美国德士古棒球帽，巴勒斯坦青年在拉姆安拉商业区炫耀他们的芝加哥公牛队的运动衫。这种文化同质说的阐述者把英美价值观和消费品的传播看做“世界的美国化”，他们认为，西方的规范和生活方式正在颠覆那些更为弱小的文化。虽然有些国家在努力抵制这些“文化帝国主义”的力量——例如，在伊朗，人们被禁止使用圆盘式卫星天线，法国对进口电影和电视节目强制实行配额和关税制度——但在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似乎势不可当。
在北半球主要国家内部，这些同一性的表现也很明显。美国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发明了“麦当劳化”这个术语来描述这一广泛的社会文化进程，由此，快餐店原则开始逐渐控制美国社会和世界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行业部门。从表面上看，这些原则似乎是合乎理性的，它们努力以高效而平常的方式来满足人们的需求。然而，在声称“喜欢见到你微笑”的这类不断重复的电视商业广告背后，我们能看出一些严重的问题。其一，一般来说快餐食品营养价值低，其中脂肪含量尤其高——这成为了出现严重健康问题（如心脏病、糖尿病、癌症和儿童肥胖症）的内在根源；而且，“理性的”快餐服务企业的运作例行公事，缺乏人情味，这实际上破坏了多元文化的表现形式。从长远来看，世界的麦当劳化意味着把统一的标准强加于人，这削弱了人类的创造力，而且使社会关系变得非人性化了。
美国式的生活方式
资料来源：埃里克·索斯勒，《快餐国家》（霍顿与米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