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全球化面面观 [7]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阿根廷
不到十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官员认为阿根廷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大量结构性调整计划导致阿根廷的国有企业走向私有化，关税被削减，很多社会项目被废除；阿根廷政府为较低的失业率、钉住美元的稳定货币以及雄厚的外国投资而庆幸。短短的几年之间，自由主义经济学似乎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从紧的偿还新贷款的措施时，阿根廷的经济开始出现了问题。2000年6月，为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赤字方针的要求从而得到72亿美元的应急信用额度，政府开始缩减预算，这引发了集体大罢工，国家陷入了瘫痪状态。2002年1月，在经过了大城市数月强烈的街头抗议活动之后，阿根廷正式决定不偿还高达1410亿美元的巨额公共债务。为了防止国家金融和社会的彻底崩溃，在短短两个星期内，阿根廷第五任总统爱德华多·杜阿尔德进一步限制人民获取储蓄存款，降低比索与美元的汇率。几小时内，货币贬值三分之一，普通人的劳动成果被洗劫一空。“阿根廷已经破产完蛋，”总统承认，“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把所有一切都一扫而空。”
如本章所示，我们几乎无法将全球化的经济视角与对政治进程和机构的分析截然分开。毕竟，全球经济互联性的加强不是简单地凭空而来；相反，它是由一系列政治决策启动的。因此，本章尽管承认经济学对我们讨论全球化的重要性，但在同时，最后还想提出如下建议：我们应该怀疑那些片面的说法，即把不断扩大的经济活动看做全球化的主要方面并将其视为快速发展背后的动力。全球化的本质是多向度的，它要求我们更加详尽和充实地去论述全球化经济与政治方面的互动。
第四章 全球化的政治向度
政治全球化是指全球范围内政治关系的强化和扩展。这些进程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问题，它们与国家主权的原则、政府间组织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以及地方与全球管理的前景相关。显然，这些主题与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政治安排的演变相对应，从而开辟了全新的概念基础。毕竟，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人类都以领土为界来建构他们的政治差异，从而产生一种对某一特定民族国家的“归属”感。
地球的社会空间被人为地划分为“本国”和“外国”，这与人们创造一个基于共同的“我们”和陌生的“他们”之上的集体身份相对应。因此，现代民族国家制度依赖于心理根基和文化想象，它们传达了生存的安全感和历史的延续感，同时要求以民族忠诚来考验公民。在将他者形象妖魔化的影响下，人们相信自己民族的优越性，这为发动大规模战争提供了必要的精神能量——正如现代国家强大的生产能力为上世纪的“全面战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一样。
全球化的当代表现部分地越过了这些古老的领土国界；在这一过程中，它同时也弱化了坚不可摧的观念和文化分界。在强调这些倾向的同时，鼓吹全球化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迄今这段时期的特点是政治、统治和管理上彻底的“去领土化”。而全球化怀疑论者则认为这些说法最多不过是不成熟的表现，从最坏处说甚至是错误的，他们不但确认了民族国家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政治承载者仍然具有相关性，而且指出地区集团的出现是新形式的领土化的迹象。因为这两群人对现代民族国家命运的估量存在差异，所以他们对经济和政治因素孰轻孰重也在争论不休。
在这些争论中，出现了探讨政治全球化程度的三个基本问题：第一，跨越国界的资本、人口和技术的大量流动是否真的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权力？第二，这些流动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第三，我们是否已经看到全球管理的出现？在详细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先让我们来简要地考虑一下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主要特征。
现代民族国家制度
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欧洲的政治发展。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新教宗教改革后欧洲大国的一系列宗教战争。以最新形成的主权和领土原则为基础，随之出现的自给自足、非个人化的国家模式，挑战了中世纪拼凑起来的小政体。这些小政体的政治权力往往是地方性的，它们集中在个人手里，但仍然服从于一个较大的帝国政权。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出现并没有使广袤的帝国疆域的跨国特点在一夜之间黯然失色，但它却逐渐强化了一个新的国际法观念，该观念基于所有国家都有平等的自决权这一原则之上。不管是处于法国和普鲁士专制国王的统治下，还是处于形式更加民主的英国和荷兰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国领导者的统治下，这些统一的疆域都构成了现代性世俗的基础和民主政治权力体制的基础。根据政治学家戴维·赫尔德的看法，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包含了以下几个要点：
1.世界由不承认更高权威的拥有主权领土的国家组成，而且划分为这样的一些国家。
2.主要由单个国家掌握制定法律、解决争端以及实施法律的过程。
3.国际法倾向于建立共存的最低规则；建立长久关系是一个目的，但它必须要符合国家目标。
4.跨越国界的过错行为的责任只是与当事人相关的“私人问题”。
5.认为所有国家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法律条款并不考虑国力的不平衡。
6.国家通常以武力解决争端，一切都是由强国说了算。实际上并不存在遏制武力使用的法律约束，国际法律准则只提供最低程度的保护。
7.所有国家共同的首要任务在于把限制国家自由的障碍减少到最低。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的几个世纪里，政治权力进一步集中，国家管理机构进一步扩张，专业外交进一步发展，国家成功地垄断了高压政治手段；而且，国家提供了商业扩张所必需的军事手段，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欧洲政治统治模式在全球的传播。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有名的基于民族自决原则的“十四点”协议，致使现代民族国家制度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他设想所有形式的民族身份都应该在领土上表现为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但实现这一点却非常困难；而且，由于威尔逊把民族国家神圣化为他所提出的国际体系的道德和法律的最高点，他无意间就使那些激进的种族和民族主义势力获得了某种合法性，它们把世界主要强国再次推进了一次全球规模的战争。
然而，威尔逊对民族国家的苦心孤诣与他的国际主义梦想是分不开的，他想在国际联盟这一新的国际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一个集体安全的全球体系。随着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威尔逊意在使国际合作形成机构的想法最终得以实现。虽然联合国和其他新兴的政府间组织深深根植于以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为基础的政治秩序，但它们也促进了跨越国界的政治活动不断扩展，并因此破坏了国家主权独立的原则。
随着全球化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日益加强，由一个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迅速转变为政治上相互依存的全球网络，这对民族国家的主权形成了挑战。1990年，海湾战争伊始，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成功地宣布了“新世界秩序”的产生，这实际上宣告了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死亡，新秩序的领导者不再尊重跨越国界的过错行为只与当事国有关的看法。这意味着现代民族国家制度不再可行了吗？
民族国家的终结？
鼓吹全球化者以肯定的方式回应了以上的问题。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政治全球化不过是在更为根本的经济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产生的次要现象而已。他们主张，一股不可遏制和无法抗拒的技术和经济力量几乎已经使政治变得软弱无力，它会破坏政府重新引入限制性政策和规定的所有企图。这些评论者赋予经济一种不同于政治甚至超越政治的内在逻辑，他们期待着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届时，政府的主要作用将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超导体而已。
图8 联合国安理会在开会。安理会由15个国家组成，其中的五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是永久成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5条的规定，成员国必须遵守安理会的决议。
鼓吹全球化者宣布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的兴起是为了让公众相信，作为理解社会政治变化的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全球化必然涉及国界的消亡。因此，这群评论者认为，政治权力存在于全球社会的构成中，体现在全球网络而不是以领土为基础的国家上。实际上他们主张，在全球经济中民族国家已经不再起主导作用了。随着领土的分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甚至就连国家也不再那么有能力决定国内社会生活的方向了。比方说，由于与真正的全球资本市场运作相比，民族国家控制汇率或者保护本国货币的能力相形见绌，它们也就更容易受到其他地方经济政策的影响，对此，国家并不能进行实际的控制。鼓吹全球化者坚持认为，地方经济与近乎完美的全球生产交换网络的联合将决定未来最基本的政治秩序。
一些全球化怀疑论者持有不同意见，他们反而强调政治在释放全球化力量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通过政治力量进行成功动员这一方面。他们认为，全球经济活动的快速扩展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市场的自然法则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相反，它来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政府撤销资本国际限制的政治决策。一旦那些决策得以执行，全球性市场和新技术就应运而生了。这一观点清楚地表明，领土仍然很重要。因此，全球化怀疑论者坚持认为，无论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式还是以世界性城市的形式而运作，传统的政治单位仍然难脱干系。
在我看来，无论是鼓吹全球化者还是全球化怀疑论者，他们都还在类似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种令人特别苦恼的问题上纠缠不休。无论如何，政治决策启动了相互依存的经济形式，而这些决策又是在某些特定的经济语境里制定的。如我们在前几章里所指出的，全球化的政治和经济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疑，最近的一些经济发展，如贸易自由化和撤销对经济的管制，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