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全球化面面观 [6]
撤销管制和自由化的进展，1980——1998年。
资料来源：文森特·凯布尔，《全球化与全球管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1999年），第20页。
贸易的国际化与金融交易的自由化同步发生。前者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撤销利率管制、消除信用控制，以及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私有化。随着限制的减少和投资机会的增加，金融交易的全球化增加了金融业不同部分之间的流动性。随着欧洲、美洲、东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逐步撤销对资本和证券市场的控制，这种新的金融基础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10年后，东南亚国家、印度和几个非洲国家也相继效仿。
上世纪90年代期间，新的卫星系统和光导纤维通讯电缆提供了基于因特网技术的传导系统，这进一步加快了金融交易的自由化。如微软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那本畅销书风靡一时的书名所言，很多人“以思考般的速度做生意”。众多个人投资者不仅利用全球电子投资网下订单，而且还可以获得相关的经济和政治进展方面的宝贵信息。2000年，“电子商务”、“dot.com公司”，以及其他实际参与这种以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的人，仅在美国就通过网络完成了4000亿美元的交易。到2003年，全球商务交易预计会达到60000亿美元。企图连接纽约、伦敦、法兰克福和东京股票交易的投机活动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种计算机网络空间中的金融“超市”将遍布全球，它的电子触角会伸向无数张分散的投资网，并以惊人的速度进行数十亿次的贸易。
然而，在这些全球金融交易中，有很大一部分资金与为生产性投资（如组装机器和组织原材料、工人生产可出售的商品）提供资本无关。大多数金融资金以高风险的“对冲基金”，以及其他只涉及货币交易的货币和证券市场的形式增长，它们以承诺未来的生产利润做交易——换句话说，投资者是在对还不存在的商品或货币比率下赌注。例如，2000年，仅仅在全球货币市场上，每天的资金交易额就相当于20000亿美元。在推进高风险创新的高度敏感的股票市场的控制下，世界金融体系表现出高度不稳定、竞争疯狂以及普遍不安全的特点。全球投机商经常利用金融和银行的脆弱体系，从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赚取巨额利润。然而，由于这些国际资金可以快速地反方向流动，它们就能够建立人为的繁荣——衰退循环，从而威胁整个地区的社会福利。1997至1998年期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近来金融交易全球化所导致的经济倒退。
东南亚金融危机
20世纪90年代，为了吸引国外的直接投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和菲律宾政府都逐渐取消了对国内资金流动的限制。为建设更稳定的货币环境，这些国家提高了国内利率，并把本国货币与美元的价值联系起来。随后，缺乏理性的国际投资者欣喜若狂，这使得整个东南亚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飞速上涨。然而直到1997年，投资者才发现，由于通货膨胀的原因，价格已经远远超过实际价值。他们惊恐万状地收回了1050亿美元，迫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废除联系汇率。由于无法阻止随之而来的货币价值自由下滑，这些国家用尽了它们全部的外汇储备。由此，经济产出减少，失业人数增加，工资水平直线下跌。国外银行和债权人做出反应，拒绝新的贷款申请和扩大已有的贷款。1997年末，整个东南亚地区陷入了金融危机带来的痛苦之中，并产生了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的威胁。由于国际社会的经济援救方案，加上迅速以最低价向外国投资者出售东南亚的商业资产，这才勉强免于遭致灾难性的后果。时至今日，东南亚国家的普通民众还在经受由那场经济灾难带来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可怕后果。
图7纽约证券交易所。平均每个交易日有数十亿股票在这里易手。
跨国公司的力量
所谓跨国公司，其实就是我们在上一章中所讨论的早期现代商业企业的当代版本。在几个国家拥有子公司的大公司的数量，已从1970年的7000家猛增到2000年的5万家。像通用汽车公司、沃尔玛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三菱公司和西门子公司这些企业，都属于2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它们的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一半以上。所有这些公司的总部无不设在北美、欧洲、日本以及韩国，这种地理分布的集中性反映了当下南北之间不均衡的力量关系；然而即使是在北半球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力量差别。1999年，200家主要跨国公司中有142家的总部设在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三个国家。
就经济实力而言，这些公司超过了民族国家，它们掌控着全世界大多数的投资资金、技术以及进入国际市场的通道。为了保持其在全球市场领域的显赫地位，跨国公司经常与其他公司合并，近期的合并包括：世界最大的因特网供应商美国在线与娱乐界巨头时代华纳合并，其总额为1600亿美元；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以430亿美元收购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以及1150亿美元的斯普林特公司与世界通信公司的合并。仔细研究公司的销售额和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会发现：全球经济100强中有51个是公司，而只有49个是国家。由此，难怪一些评论家会把经济全球化的特征描述为“公司全球化”或“来自上层的全球化”了。
随着政府逐渐撤销对全球劳务市场的管制，跨国公司加强了它们的全球运作。在南半球，它们可以获得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有利的生产条件，这就提高了公司的灵活性和效益。跨国公司占有世界贸易70%以上的份额，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它们的国外直接投资以每年15%左右的幅度递增。它们能够在世界许多不同地区把生产进程分割为众多环节，这反映了全球生产本质的变化。这种跨国生产网络使得如耐克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大众公司这样的跨国公司能够以全球规模生产、分配和销售它们的产品，例如，耐克公司就将全部生产分包给了中国、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75000个工人。跨国生产网络使得跨国公司更容易越过以国家为基础的工会组织以及其他工人组织，从而增强全球资本主义的实力。在几次成功的消费者抵制和其他形式的非暴力直接行动中，通过赢得公众的参与，全世界反血汗工厂运动的积极分子对跨国公司的这些策略做出了回应。
跨国公司与国家：一项比较
资料来源：销售额：《财富》杂志，2000年7月31日；国内生产总值：世界银行，《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
毫无疑问，跨国公司实力的增长深刻地改变了国际经济的结构与功能。这些巨型公司及其全球战略已经成为了全球贸易流动、工业分布和其他经济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跨国公司在影响许多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福利制度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最后，再举一个例子。
诺基亚公司在芬兰经济中的作用
诺基亚公司是以芬兰西南部一个小镇的名字命名的，它从十多年前一个不起眼的公司一跃成为了一家大型跨国公司，世界上销售的每100部手机中就有37部是由该公司生产的。现在，它的产品用一张无形的网将全球10亿人连接起来。然而诺基亚公司给芬兰的回报，即让它成为全球令人瞩目的内部联系最为紧密的国家，却是以经济依赖为代价的。诺基亚公司是芬兰经济的龙头，占有股市价值的三分之二以及全国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该公司雇佣了22000个芬兰人，这还不包括大约两万个凭合同为诺基亚工作的本国非芬兰裔雇员。诺基亚公司为荷兰税收贡献了很大一部分，其年销售额高达25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整个国家的预算。然而当近些年诺基亚公司的发展速度减缓时，公司主管人员透露说，他们对国家相对过高的所得税不满。现在，很多芬兰民众担心，诺基亚公司为数不多的几个管理人员的决策可能会迫使政府减少公司税收，从而废弃本国丰厚的、平等主义的福利制度。
国际经济机构作用的加强
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中，最常提到的三个国际经济机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个机构享有制定并实施全球经济规则的特殊地位，这是由南半球与北半球之间的实力差别决定的。由于我们将在第七和第八章中详细讨论世界贸易组织，所以在此我们要重点讨论另外两个机构。如前文所指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源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冷战期间，这两大机构的作用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这与西方遏制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有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前苏联解体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日程与新自由主义的利益保持一致，这是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整合市场，并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控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急需贷款，作为回报，它们应债权国的要求要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实行所谓的“结构性调整计划”。20世纪90年代这套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后，经常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它是由20世纪70年代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的约翰·威廉森设计并调整的。这一计划的各个部分主要是针对还有大量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外债残留的国家的，其官方目的是在发展中国家改革债务国的内部经济机制，从而有利于它们尽早偿还贷款。然而，实际上，这个计划的条款清楚地表现了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形式。威廉森所界定的“华盛顿共识”的10个要点要求各政府必须实行以下结构调整，然后才能获得贷款资格：
1.确保财政纪律，控制预算赤字；
2.削减公共支出，特别是在军事和公共管理方面；
3.税制改革，旨在创建一个基础广泛、执行有效的体制；
4.金融自由化，由市场来决定利率；
5.实行竞争汇率，支持由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
6.贸易自由化，外加取消进口许可制度以及降低关税；
7.促进国外直接投资；
8.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达到高效管理和提高效益；
9.撤销对经济的管制；
10.保护产权。
难怪这一计划叫做“华盛顿共识”，因为从一开始，美国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主导力量。然而，不幸的是，这些机构发放的大部分“开发贷款”或者进了独裁政治领导者的私囊，或者养肥了他们通常为之服务的当地企业和北半球公司。有时候，过多的资金都消耗在了不成熟的建设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