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全球化面面观 [12]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是冷漠无情的，它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到来……全球化正在发生，它就要发生。不管你是否喜欢它，全球化正在发生，即将发生。
联邦快递公司董事长和总裁弗雷德里克·W.史密斯
我们需要更多地解放印度经济，撤销对经济的管制。没有一个明智的印度商业家会反对这一点……全球化不可避免。没有更好的选择。
印度企业家拉胡尔·巴贾杰
新自由主义者把全球化描写成某种就像天气或重力一样的自然力量，这使得全球主义者更易于让人们相信，想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适应市场规律。因此，宣扬全球化必然使关于全球化的公共话语变得非政治化了。新自由主义政策被说成是超越政治的，它们只是在执行自然规律而已。这里的寓意就是，人们并非根据一系列的选择行事，而只是在履行世界市场的法则而已，是这些法则要求消除政府的控制。这正如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曾说过的，“我们别无选择”。如果人们对经济和技术力量的自然流动无计可施，那么政治团体就应该默许并充分利用这一不可改变的境况。反抗将是不合乎自然规律的、非理性的，而且是危险的。
必然性的观念也更容易说服公众去共同承受全球化的重负，从而让他们支持一个经常被新自由主义政客利用的托词：“由于市场，我们才削减社会规划。”德国前总统罗曼·赫尔佐克通过电视呼吁全国，全球力量不可抗拒，它迫使每个人都必须做出牺牲。当然，赫尔佐克总统并没有讲明白等待大股东和公司执行官的将是怎样的牺牲。最近的例子，如美国安然公司轰动一时的破产表明，牺牲将极有可能很不均衡地由那些工人和雇员承担，因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会使他们失去工作或社会福利。
最后，宣称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和无法抵制的，其根源在于一种更宏大的进化论话语，这一话语赋予某些国家以特权地位，让它们处在从政治控制下解放市场的前沿。如第五章所讨论的，乐天派的鼓吹全球化者经常把全球化当做一个委婉语来使用，它代表了世界不可逆转的美国化。由此看来，全球主义力量似乎复活了19世纪赫伯特·斯宾塞和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之类的人们宣扬的英美先锋主义范式，古典市场自由主义的主要因素在全球主义那里无一不有。我们发现了西方文明、自我调节和自由竞争的经济模式、自由企业的优势、国家干预的缺陷、放任主义原则，以及适者生存和不可逆转的进化过程中无情的自然法则。
主张三：没有人对全球化负责
全球主义的决定论语言提供了另一个话语优势。如果市场的自然法则预先规定了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进程，那么全球化并不反映某一特定社会阶级或集团任意的议程。在这种情况下，全球主义者只是在执行一种具有超验力量的不可改变的律令。人并不对全球化负责，而是市场和技术对全球化负责。人类的某些行为会加速或延缓全球化，但最后的分析证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总是会表现出它高超的智慧。下面是关于这一观点的三种表达方式：
左派中有很多人不喜欢全球市场，因为它在总体上体现了他们厌恶市场的原因：无人对市场负责。实际情况是，看不见的手也统治着大部分国内市场，这是一个似乎被大多数美国人看成生活事实的现实。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
有关全球化最基本的事实是这样的：无人负责……我们都情愿相信有人在负责。但现在的全球市场由“电子族群”构成，经常包括匿名的证券、债券和货币交易者与跨国投资者。网络和屏幕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
《纽约时报》记者，获奖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全球化巨大的魅力在于没有人控制它。其巨大的魅力在于，它不受任何个人、任何政府和任何机构的控制。
高盛公司副董事长罗伯特·霍马茨
但只有从表面意义来看，霍马茨先生的话才是正确的。虽然并不存在由单一邪恶势力控制的有意识的阴谋，但这并非是说没有人对全球化负责。全球市场的自由化和一体化并非是在人类的选择领域之外进行的。如第三章所示，全球主义者在全世界整合市场，并使市场脱离国家的干预计划，创造了也维持着不均衡的权力关系。美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最大的跨国公司的总部也都在北美洲。这并不是说美国绝对控制着全球化的宏大进程，但这的确表明，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的实质与发展方向受到了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
总之，有人认为无人领导全球化进程，这一说法并没有反映当今世界的现实；相反，这一说法为维护和扩张北半球国家利益的政治议程服务，同时，也保护与它联合的南半球的精英力量。如历史必然性的言论一样，无人负责的观念企图使关于这一话题的公共讨论非政治化，从而解散反全球主义运动。一旦大部分人接受了这种全球主义的形象，即它是一种自我运行、自我调节的力量，要组织反抗运动就会变得相当困难。当普通民众不再相信有选择另一种社会格局的可能性时，全球主义将具有更大的能力来建构被动的消费者身份。
主张四：全球化对每个人都有益处
这一主张是全球主义的核心内容，因为它为应该把全球化看成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一关键的规范性问题提供了一个肯定的答案。全球主义者经常把他们的论点与所谓的市场自由化带来的好处联系起来：全球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高效能的经济、个人自由以及史无前例的技术进步。下面就是几个这类的说法：
几乎毫无疑问，总的来说，全球金融的显著变革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
全球化的效果非常好。在前所未有的自由化的刺激下，世界贸易继续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全球经济总产出增长的速度，使得生产力和效率飞速提高，创造了百万个工作机会。
英国石油公司董事长彼得·萨瑟兰
我们正处于这个世界最让人欢欣鼓舞的时代：国家间的壁垒正在减少；经济自由主义无疑正受到广泛关注，而且非常有效；贸易和投资在飞速增长；国家间的收入差距正在缩小；财富的生产创历史纪录新高——而且我相信这种情况可能会继续下去。
联合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乔治·戴维
穷国与富国收入悬殊，1970——1995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
然而，戴维先生绝没有表明他这番话背后的意识形态假定。“我们”确切地说是指谁？谁“证明了”新自由主义非常“有效”？“有效”是什么意思？然而，实际上存在着与此相反的确凿证据。市场过度控制社会和政治将导致的后果是：全球化的机遇与回报并不均衡，它以牺牲大众为代价把权力与财富集中在了一小部分人、地区和公司的手里。即使是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也表明，近来，国家间的收入差距实际上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扩大。
《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1999年和2000年版的数据表明，在1973年全球化开始之前，最富国与最穷国的收入比率大约是44:1。25年后，这一比率增长到74:1。冷战结束后的这段时期，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从1987年的12亿增长到了现在的15亿。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15年，这一数字将会达到19亿。这意味着，21世纪伊始，人类最底层有25%的人每年依靠不足一百四十美元维持生存。与此同时，1994到1998年，世界上200个最富的人的资本净值翻了一番，超过了一万亿美元。世界上三大亿万富翁的资产超过了所有不发达国家及其6亿人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
即使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内部，也同样能看到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趋势。例如，我们可以看看美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见下图）。
家庭收入在美国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1967——2000年。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局，www.census.gov。
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数量从1974年的400个上升到了2000年的9000个。为了继续维持新自由主义路线，这些集团的说客成功地给国会和总统施加了压力。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劳动力，即4700万工人，每小时工资不足十美元，与1973年相比，每年要多工作160个小时。全球主义者经常用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低失业率来证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利益，其实这背后掩盖的是低工资和数以百万计的临时工人，这些临时工人无法得到全天的工作岗位，每周最低工作时间只要达到21小时，就被登记为在业。与此同时，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水却在大幅度提高。2000年，它比普通工人工资高416倍。1%的最上层美国家庭的财富超过了占总数95%的底层家庭的财富总和，这反映了过去20年来的巨大变化。
另外，还有很多迹象证明，追求全球利润实际上使穷人更难以享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好处。例如，到处都有证据表明，有一个日益扩大的“数字分水岭”把北半球与南半球分开了。
全球因特网用户占地区人口的百分比，1998——2000年
资料来源：《2001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CIS：独联体）
关于全球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不断加大的差距，来看看英国广播公司2000年10月31日的新闻报道：
美国的一些科学家最近警告公众，现在，就防止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寄生虫疾病的蔓延来说，经济全球化可能成为其最大的威胁。他们指出，总部在美国的一些制药公司正在停产许多抗寄生虫的药物，因为发展中国家买不起这些药物。即使世界上超过两亿人仍患有血吸虫病（一种严重损害肝脏的寄生虫疾病），由于利润的下降，治疗血吸虫病的药物在美国一家制药厂已被停产。另一种抗肝吸虫病损害的药物自1979年就已停产，因为南半球的“消费基础”没有足够的“购买力”。
少数几位承认全球不平等分配模式的全球主义者通常坚信，市场本身最终会纠正这些“不均衡”。他们坚持认为，在短期内，“插曲式的错位”是必然的，但它们最终会被全球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所取代。实际上，有一官方说法认为全球化有益于所有人，对这一官方说法不完全认同的全球主义者，必须承担他们的批评所带来的后果。因为公开批评他所在机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曾获诺贝尔奖的世界银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受到了猛烈攻击。他认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