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通识读本：全球化面面观 [13]
主张五：全球化促进民主在全世界传播
全球主义的这个主张来自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设想——自由市场与民主同义。在公共话语中，这两个概念不断被确认为“常识”，常常无人质疑它们之间是否真的一致。这里有三个例子：
由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有利于以强大的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复杂市民社会的产生。这一阶级和社会结构会促进民主的发展。
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
在前共产主义国家里，新企业和购物中心的出现应该被看做民主的中坚。
美国纽约州议员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
“电子族群”将从总体上加强民主化，这一点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灵活性、合法性以及可持续性。
《纽约时报》记者，获奖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这些观点取决于民主的观念，它强调正式程序，如在经济和政治决策中以牺牲大多数人的直接参与为代价的选举。对民主的这种“空洞肤浅”的定义，反映了一种低强度的或“形式上的”市场民主，这种民主以精英主义的组织化模式为特征。实际上，把一些民主因素嫁接到普遍独裁的结构上，可以保证被选中的人免受来自大众的压力，从而实现“有效”的管理。因此，断言全球化会促进民主在全世界的传播，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基于对民主的一种肤浅的理解。
而且，这一主张也必须面对许多与此相反的证据。让我们来看一则转引自《芝加哥论坛报》的报道，它是由“新经济信息服务”[6]发布的。这表明，在竞争美国出口市场和美国对外投资的时候，民主国家并不占优势。
1989年，在美国从南半球进口的所有商品中，民主国家的商品占到了一半以上。10年后，可以选择的民主国家更多了，但在美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商品中，由民主国家提供的还不到三分之一；而且这一趋势还在不断增强。随着世界上更多的国家选择民主政体，更多的美国企业似乎更喜欢其他政体。这些发现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实际上，美国公司对外采购和投资的决策是否破坏了脆弱的民主的生存机会？为什么北半球富国实力雄厚的投资者会做出这些企业决策？这首先是因为，那些国家的工资比民主国家的工资要低一些，这使得前者的企业在出口商品时获得了货币优势。另外，低工资、工会禁令以及宽松的环境法有利于那些国家吸引外资。
结论
对全球主义五大主张批判性的研究表明，新自由主义关于全球化的说法从下面这个意义上说是与意识形态相关的，即它带有政治动机，有助于建构全球化的特定含义，借此保留和稳定现存的不均衡的权力关系。但是，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并没有局限于狭隘地为公众解释全球化的意义。全球主义由强大的叙事组成，它们兜售一个包罗万象的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从而创造出具有集体性质的意义，并且塑造了人们的身份。
然而，无论是从西雅图到热那亚的大规模的反全球主义抗议，还是“基地”组织于2001年9月11日发动的恐怖袭击，都表明全球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扩张遇到了众多的抵抗。在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似乎正迅速成为一个战场，关于全球化意义和走向的观点，在这里针锋相对。
第七章 全球主义面临的挑战
作为我们这个时代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全球主义对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认识已经牢固地铭刻在了全世界很多人的心里；强大的政治机构和经济团体转而又在进一步维持并确认着这一认识。然而，从没有哪种意识形态具有绝对的控制优势。人们的切身经验与意识形态主张之间存在的差距，可能会给主导性的模式带来危机。这时，持不同见解的社会团体就会感觉到比较容易向公众传达它们的思想、信念和行为实践。
20世纪行将结束之时，在关于全球化的公共话语中，反全球主义的观点开始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一过程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公司贪婪的利润策略正在导致全球财富与福利差距日益扩大。1999到2001年间，在全世界许多城市，全球主义与其意识形态挑战者的斗争以街头冲突的形式爆发，最后发展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导致三千多人死亡。这些反全球主义的力量是什么呢？
两大反全球主义阵营
这些不同的社会力量共有的一个信念就是，它们必须保护自己和相关各方不受全球化带来的消极后果的影响。从这个方面来说，他们都是某种“保护主义者”。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住反全球主义者追求的目标十分宽泛，他们发展政治议程的手段各不相同。例如，在估量全球化的形成特点、原因以及什么才可以被准确地归为“消极后果”的时候，他们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分歧。即使会显得过于简单化，我仍然建议把反全球主义的团体划分为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根据另外的标准再进一步将其细分。
在美国，帕特里克·布坎南和H.罗斯·佩罗是坚持特定论保护主义立场的两个主要代表。在欧洲，民族主义政党（如约尔格·海德尔领导下的奥地利自由党、让-马里·勒庞领导下的法国民族阵线和格哈德·弗雷领导下的德国人民联盟）都表示反对“美式的全球化”。在南半球，人们可以发现类似的态度，如奥萨玛·本·拉登对伊斯兰教义的偏激理解，或者乌戈·查韦斯总统委内瑞拉式的民粹主义。让我们再次记住，我们不仅要在这些团体的政治进程方面，而且还要按照它们反全球化斗争的手段——从恐怖袭击到非暴力的议会式方法——对它们加以区别。
特定论保护主义
特定论保护主义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谴责全球化给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政治及文化所带来的麻烦。特定论保护主义者感觉到古老社会模式正面临逐渐消失的危险，他们谴责自由贸易、全球投资者的力量、跨国公司的新自由主义日程以及世界的美国化，并认为是这些导致了生活水平的下降和（或）道德滑坡。由于担心失去民族自决权和自己的文化遭到毁灭，他们发誓要保护传统的生活方式，使其不受那些“外来因素”的影响——他们认为是这些因素释放了全球化的力量。相对于如何建设一个全球性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而言，特定论保护主义者更加关心本国公民的福利。
在美国，消费者保护人拉尔夫·纳德崭露头角，成为了普世论保护主义者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欧洲，已成立的绿色团体的代言人早就指出，毫无节制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经导致了全球环境的严重恶化。欧洲和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赞成这一观点，但是，与纳德和绿色人士不同，他们为达到目标，情愿有选择性地使用一些暴力手段。在南半球，反新自由主义的民主大众运动代表了普世论保护主义者的观点，如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印度的抱树运动和海地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领导的穷人运动都是如此。其中一些团体已经和反全球主义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普世论保护主义
在致力于创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南北半球关系的进步政党那里，人们能够发现普世论保护主义者；此外，还包括数量日益增多的非政府组织和跨国网络，它们关注环境保护、公平贸易、国际劳工问题、人权及妇女问题。这些团体挑战了上一章所讨论的那些全球主义的重要主张，并提出要建立一种基于全球财富与权力再分配之上的国际新秩序。普世论保护主义者宣称指导他们思想的是，他们不仅要为本国公民，而且要为全世界人民争取社会正义与公平。他们指责奉行全球主义的精英所推行的政策，因为它们导致了更大程度上的全球不平等、高失业率、环境恶化以及社会福利的消失。他们呼吁一个“来自下层的全球化”，它对被边缘化的人和穷人有利，企图保护全世界的普通人免受新自由主义的“来自上层的全球化”的伤害。
在讨论近几年主要的反全球主义活动之前，我们先来详细地看一下这两大反全球主义阵营最引人注目的代言人。
特定论保护主义者
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帕特里克·J.布坎南就与美国共和党的右翼联系在了一起。他把自己看做一个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保护者，保护“辛勤的美国人”，反对公司精英、近来的移民、福利接受者以及享受“特权”的少数族裔。近年来，美国民族主义组织的数量陡然上升，他们反全球主义的言辞甚至比布坎南的民族主义更加极端。一些如约翰·伯奇协会、基督教联盟、自由游说团以及所谓的爱国和民兵运动之类的团体深信，全球化是美国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他们觉得全球化在吞噬自己的国家，是一种异己的邪恶的意识形态，他们担心跨国势力正在无情地销蚀着“美国的传统生活方式”。
就自由贸易和移民问题与共和党高层产生严重分歧之后，布坎南在2000年脱离了共和党，成为民粹改革党的总统候选人。在其畅销书和激烈的竞选演讲中，他把自己的反全球化立场说成是“经济民族主义”——按照为狭隘的民族利益服务的方式来设计经济。他经常这样来表达自己的信念：在当代美国社会的核心，美国民族主义的要求与全球经济控制之间存在着难以抑制的冲突。布坎南认为，美国大多数主流政客都受制于跨国公司的利益，这些利益支持由国际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牵头的全球管理结构，正在损害着美国的国家主权。同时，他也指责“倡导多元文化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为百万移民打开了国门，而这些移民正是造成美国经济和道德衰退的原因。
图11 帕特里克·J.布坎南。
欧洲特定论保护主义者就经济民族主义发表的讲话也愈发激烈，这使他们更容易激发公众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文化后果的焦虑。他们的目标是国际银行家、货币交易者、“自由资本”、跨国公司以及布鲁塞尔的欧盟管理机构。从西班牙到俄罗斯的右翼党派都把全球化看成是对国家主权和自决权的最大威胁，都在全力倡导保护主义的措施和重新调整国际金融市场。
当反全球主义的言谈与所谓的“外国人问题”合为一体时，它似乎成了一种特别有效的武器。许多年来，在奥地利、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移民、客籍劳工以及总体上的“过度异国化”问题已经成为了触发公众怨恨的催化剂，因为外国人很容易被人看成是威胁侨居国文化传承和文化身份的替罪羊。仇外通常与成功地妖魔化全球化密